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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周南:指洛阳。】,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河洛之间:洛阳,位于洛水北侧,黄河南侧。】。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着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则:遵循,遵守。】之。自获麟【获麟:鲁哀公十四年狩猎捕获麒麟,孔子因伤心而不再作《春秋》。】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次:编次。】旧闻,弗敢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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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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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皇上开始举办汉朝的封禅典礼,但是太史公有事在洛阳滞留,没能参加这场典礼,因此心中不满,病情危重就要死去。他的儿子司马迁恰好在此时出使归来,在洛阳见到了父亲。太史公抓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们的先人,是周朝时的太史。早在上古的唐尧和虞舜之时,就曾担任南正、北正,功名显赫,主掌天文。后世渐渐衰落,祖先的积业会断绝在我的手中吗?你倘若可以再担任太史,那就能够承接我们祖先所从事的事业了。如今皇上继承了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在泰山进行封禅大典,我没能随行前往,这就是命运啊!是命运啊!我死了之后,你一定会成为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本打算完成的论着!再说孝道应该以侍奉双亲为基础,然后才能侍奉君主,最终才能为自身成就功名。在后世扬名,以此来显耀父母,这是孝道里面最为重要的。全天下人都称赞周公,说他能够赞扬歌颂文王和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公与召公的风尚,传达太王和王季的思想,向上到论及公刘的功业,以此来推崇始祖后稷。周幽王和周厉王之后,治理天下的王道残失,礼乐衰败不堪,孔子修编过去的典籍,重振被废弃败坏的礼乐,论述《诗》《书》,撰作《春秋》,而学者们至今仍以此为依据。自鲁哀公捕获麒麟到现在的四百多年,诸侯之间都互相征伐吞并,史书都被丢弃而断绝。如今汉朝兴起,天下统一,这期间的明主贤君忠臣为道义而死的人士,我身为太史却并未加以论述和记录,断绝了天下传承的历史文献,这让我感到十分惶恐,你一定要记住!”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说:“尽管儿子不够聪敏,请允许我详细地论述记载先人所整理编辑的史料佚闻,不敢有丝毫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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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司马谈去世后三年,司马迁做了太史令,整理收集历史书籍和国家收藏在石室金匮中的书籍。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五年后,恰好是太初元年(前104),十一月甲子朔日的早晨冬至,汉朝更改历法,天子在明堂中举行仪式宣布改历,祭祷上天,遍告群神,受命进行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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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先人【先人:指司马谈。】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斯:此,指我。】乎!小子何敢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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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害:忌恨。】之,大夫壅【壅:拥堵。】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是非:褒贬,名词动用。】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王事:王道,王业。】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着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风:通“讽”,讽谏。】;《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和:使人心态平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节人:使人言行合乎礼。】,《乐》以发和【发和:表达人的平和之气。】,《书》以道事【道事:讲述三王之事。】,《诗》以达意【达意:传达人的情志。】,《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道义:告诉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贼:奸臣。】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经事:一般事务。】而不知其宜,遭变事【变事:紧急情况。】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空言:捏造的罪名。】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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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说:“先父曾说过:‘自周公去世以后,五百年而诞生孔子。孔子去世之后到如今已经五百年了,有能够继承清明盛世,订正《易传》,接续《春秋》,推究《诗》《书》《礼》《乐》的精义而有所著述的人吗?’他的用意就在此吧!就在此吧!小子我怎么敢草率辞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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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夫壶遂说过:“过去孔子为何要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曾听董仲舒先生说:‘周朝的王道衰败不堪,孔子做过鲁国的司寇,诸侯都妒忌他,大夫们阻拦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提议不会被采纳,自己的主张也无法实施,因此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期间的二百四十二年中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分辨是非,为评判天下是非提出一个准则。贬责昏庸无道的天子,指斥胡作非为的诸侯,声讨祸国乱政的大夫,以此实现国家的大事而已。’孔子说:‘我想要是记载以空洞的说教,不如举出一些史实与人物来,这样就能让道理更加深切显明。’《春秋》这本书,向上阐明了三王时的治道,向下辨别了人事的纪纲,分辨嫌疑,判明是非,论说断定那些犹豫不决的事,赞颂良善之事,贬斥为恶之事,尊敬贤才,摈斥庸人,让灭亡的国家保留下国名,令断绝的世系找到继承的后嗣,补救衰敝的,振兴废置的,这才是王道最重要的纲领。《易》论述了天地、阴阳、四时和五行,所以专长在于变化;《礼》规范制约人伦,所以专长在于行事;《书》所记的是先王的政事,所以专长在于政论;《诗》所记录的是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专长在于讽谏;《乐》是论说音乐的经典,所以专长在于使人和谐;《春秋》主要论辨是非,所以专长在于帮人辨别是非。所以《礼》主要用于节制人们的行为,《乐》主要用于引发和谐,《书》主要用于述说政事,《诗》主要用于表达情意,《易》主要用于讲述万物变化,《春秋》主要用于讲述三王旧事。安定乱世,让它回到正统,没有别的著作能比《春秋》更切实有效。《春秋》成文只有数万字,其中所提到的大义却有数千;二百四十二年中万物的聚合离散都在《春秋》中得以展现。在《春秋》里,被弑杀掉的君主有三十六人,被灭掉的国家有五十二个,诸侯奔走逃亡没能保住自己江山社稷的多得数不过来。察究他们变乱最终败亡的缘故,都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根本。因此《周易》中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又说:‘臣下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绝对不是一早一晚间就会造成的,它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了。’因此,做君主不能不知道《春秋》,否则就能身前有谗谀小人却发现不了,身后有乱臣贼子却不知道。身为臣子不能不知道《春秋》,要不然在处理普通事件时就难以采取合适的办法,遭遇突发事件时也不知采用更为权宜的计策。做人君主和父亲的没能通晓《春秋》大义,一定容易蒙受最恶的名声。身为人臣和儿子不知道《春秋》大义,一定易于陷入篡位弑君的法网而被诛杀,蒙受死罪的恶名。其实他们都认为是善事而去做,因为他们并不知晓大义所在,史官给他们捏造不实的罪名他们却不敢辩解推托。如果不能明了礼义的精要,就会导致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的境地。要是君主没有君主的样子,那么臣下就会有所冒犯;臣子没有臣子的样子,那么就易于遭受杀身之祸;父亲没有父亲的样子,那么就会失去道义;儿子没有儿子的样子,那么就会忤逆不孝。以上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失,将‘天下最大的过失’的恶名加在头上,却只能接受而不敢有所辩解推托。因此《春秋》这部典籍,是礼义的根本所在。礼在坏事还没有形成之前能够阻止它的发生,法在坏事已经做下之后才起作用;法律在惩治坏事中所起到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制禁绝坏事的效果却很难被人们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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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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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唯唯,否否,不然:自谨的应答声。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是是,不不,不对”。】。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正朔:正月初一。】,易服色,受命于穆清【穆清:上天。】,泽【泽:皇帝的恩泽。】流罔极【罔极:没有尽头。】,海外殊俗,重译【重译:经过重重翻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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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孔子因鲁史记为《春秋》,一断于礼。凡《春秋》之所褒者,礼之所与也;其所贬者礼之所否也。《记》曰:礼者所以别嫌明微定犹与也,而《春秋》一取断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疑而不能决者,皆至于《春秋》而定。非定于《春秋》,定于礼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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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遂说:“孔子时期,上没能遇到圣明的君主,下没能得到任用无权无势,因此他作《春秋》,凭借着空洞的文辞来决断礼义,作为帝王遵循的法典。如今先生上遇贤明的天子,下能做官任职,万事都已具备,而且都在应该在的位置,井然有序,先生所撰述的,是要阐明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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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说:“是啊,也不是,并不完全是这样。我从先人那里听说:‘伏羲是最纯朴而忠厚,作出《易》的八卦。尧、舜时代的强盛,《尚书》记载了下来,礼乐也是在那个时候创制的。商汤、周武所创功业的隆盛,诗人常常歌颂。《春秋》倡导善举,贬斥恶行,推崇夏、商、周三朝的盛德,褒扬周王室,并非只是讥讽劝谏而已。’汉朝从兴起至今,到了现在圣明的天子,获得祥瑞的征兆,举办封禅大典,改制历法,更换服色,承受上天的使命,恩泽广施无边,海外那些风俗不同的国家,辗转多重翻译来到中国的边关叩开塞门,请求进献、拜见天子的,多得难以说尽。臣下百官都尽心歌颂天子的德行,尚且不能详尽地表露自己的心意。而且贤能的士人没有得到任用,这是君王的耻辱;君王圣明而他的功德没能得到传扬,这是相关官员的过错。而且我曾经做过史官,要是将天子圣明的德行搁置一旁而不去记载,埋没掉功臣、世家及贤能大夫们的功业不去加以传述,忘却先父临终时的遗言,就是最大的过错了。我所做的只是缀述旧事,整理好其中世代相传的内容,并非是所谓的创作。而您将这些比作《春秋》,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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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论次【论次:编排。】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缧绁:监狱。】。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惟:思,考虑。】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着《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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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司马迁按照次序论述编写这些史文。七年之后,太史公由于为李陵申冤而遭致大祸,被关入监狱。太史公就慨然长叹说:“这是我的罪责啊!这是我的罪责啊!身体残毁了,已经没什么用了!”退一步冷静地想想说:“《诗》《书》文字不多且含意隐晦,是因为作者是想表达自己内心的思虑。过去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推演出了《周易》;孔子被围困在陈、蔡之间,作出了《春秋》;屈原遭到放逐,着成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写出了《国语》;孙子惨遭膑刑,论述出了《兵法》;吕不韦被贬徙到了蜀地,世上才得以留传《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到秦国,写出了《说难》《孤愤》等名篇;《诗经》三百多篇,大概也是圣人贤士阐发愤懑之情而创作出的。这些人都在心中聚积了某种郁闷和忧愁,无法通畅地表达出来,所以才追论往事,思考未来。”于是就这样记述了自陶唐以来的历史,一直到天子获得麒麟那年为止,并从黄帝开始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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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维:发语词。】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遵序:遵从黄帝的秩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台:通“怡”。快乐,高兴。】;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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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夏桀淫骄,乃放鸣条。作《夏本纪》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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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契作商【作商:使商朝兴起。】,爰及成汤;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说,乃称高宗;帝辛湛湎,诸侯不享。作《殷本纪》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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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弃作稷【作稷:从事农业生产。】,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实抚【抚:统治。】天下;幽厉昏乱,既丧酆镐;陵迟【陵迟:衰落。】至赧,洛邑不祀【不祀:不被祭祀。指周室宗庙断绝香火,喻亡国。】。作《周本纪》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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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苞:“《史记世表》曰太史公,读者谓其父也,故于己所称曰‘余读’以别之。其他书传篇首及中间标以‘太史公曰’者,则褚少孙之妄耳。故凡篇中去此四字,文正相续。惟是篇‘先人有言’与上不相承,盖按之本二篇也。其前篇,迁之家传也。其父欲论次《史记》,而迁为太史令,䌷石室金匮之书,其先世世掌天官,而迁改天历,建于明堂,则传之辞事毕矣。后篇则自述作书之旨也。自黄帝始以上,通论其大体,犹《诗》之有大序也。百三十篇各系数语,犹《诗》之有小序也。本纪十二曰‘着’者,其父所科条也;余书曰‘作’者,己所论载也。总之,曰《太史公书序》者,明是书乃其父之书,而己不敢专也。其本传曰‘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故序书既终,而特以是揭其义焉。其覆出‘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盖举其凡计,缀于篇终,犹《卫霍列传》特标左方两大将军及诸裨将名耳。自少孙于首尾加‘太史公曰’,而中答壶遂及遭李陵之祸,并增太史公三字,遂使世表称太史公,读者几不辨其为何人。而是篇所述,辞旨暧昧,不可别白。夫是篇迁之家传也,故于其父始称名,而继则以爵易焉。乃复自称爵以混,于其父可乎?此以知为少孙所增易也。古书篇帙既有伪乱,学者从百世下凭臆以决之,所恃者义、意有可寻耳。然世士溺于所传旧矣,知其解者,果可以旦暮遇之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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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黄帝,遵从天地间的法则创建伦理纲纪,颛顼、帝喾、尧、舜这四位圣人遵照先人的通序,各自建成自己的法度;唐尧让帝位给虞舜,虞舜认为自己的德行难以担当重任而不敢接受。这些先代帝王的美德和丰功,足以万世流传。作《五帝本纪》,列为本纪的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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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的功劳,在于治水,九州共同享受安定,光耀唐、虞时期,功德流传后世。到了夏桀则荒淫骄侈,被流放到了鸣条。作《夏本纪》,列为本纪的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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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创建商朝,一直传到成汤;太甲被流放到了桐地,在阿衡盛德的感召下最终悔过图强;武丁得傅说辅佐,才被称作高宗;纣王辛沉湎酒色,残暴无道,诸侯不再朝拜进献。作《夏本纪》,列为本纪的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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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开始播种谷物,到了西伯姬昌时功德十分隆盛;武王讨伐商纣,在牧野之战中打败了殷朝,安抚天下的民众;幽王、厉王昏暴而淫乱,失去了丰、镐这两座京都;王室渐渐衰弱,一直到赧王,洛邑停止了对周王室宗庙的祭祀。作《周本纪》,列为本纪的第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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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义,悼豪之旅;以人为殉,诗歌《黄鸟》;昭襄业帝。作《秦本纪》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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