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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曰皇帝，主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钟虡，示不复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乡使秦缓其刑罚，薄赋敛，省繇役，贵仁义，贱权利，上笃厚，下智巧，变风易俗，化于海内，则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风而其故俗，为智巧权利者进，笃厚忠信者退；法严政峻，谄谀者众，日闻其美，意广心轶。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将兵以北攻胡，辟地进境，戍于北河，蜚刍挽粟以随其后。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陈胜、吴广举陈，武臣、张耳举赵，项梁举吴，田儋举齐，景驹举郢，周市举魏，韩广举燕，穷山通谷豪士并起，不可胜载也。然皆非公侯之后，非长官之吏也。无尺寸之势，起闾巷，杖棘矜，应时而皆动，不谋而俱起，不约而同会，壤长地进，至于霸王，时教使然也。秦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灭世绝祀者，穷兵之祸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变之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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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茏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长策也。今中国无狗吠之惊，而外累于远方之备，靡敝国家，非所以子民也。行无穷之欲，甘心快意，结怨于匈奴，非所以安边也。祸结而不解，兵休而复起，近者愁苦，远者惊骇，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锻甲砥剑，桥箭累弦，转输运粮，未见休时，此天下之所共忧也。夫兵久而变起，事烦而虑生。今外郡之地或几千里，列城数十，形束壤制，旁胁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观齐晋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观秦之所以灭者，严法刻深，欲大无穷也。今郡守之权，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几千里，非特闾巷之资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万世之变，则不可称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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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奏天子，天子召见三人，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于是上乃拜主父偃、徐乐、严安为郎中。数见，上疏言事，诏拜偃为谒者，迁为中大夫。一岁中四迁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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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说上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于是上从其计。又说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上又从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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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立卫皇后，及发燕王定国阴事，盖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人或说偃曰：“太横矣。”主父曰：“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阸日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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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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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上览其说，下公卿议，皆言不便。公孙弘曰：“秦时常发三十万众筑北河，终不可就，已而弃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计，立朔方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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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朔二年，主父言齐王内淫佚行僻，上拜主父为齐相。至齐，遍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数之曰：“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入偃之门！”乃使人以王与姊奸事动王，王以为终不得脱罪，恐效燕王论死，乃自杀。有司以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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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父始为布衣时，尝游燕、赵，及其贵，发燕事。赵王恐其为国患，欲上书言其阴事，为偃居中，不敢发。及为齐相，出关，即使人上书，告言主父偃受诸侯金，以故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齐王自杀，上闻大怒，以为主父劫其王令自杀，乃征下吏治。主父服受诸侯金，实不劫王令自杀。上欲勿诛，是时公孙弘为御史大夫，乃言曰：“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主父偃本首恶，陛下不诛主父偃，无以谢天下。”乃遂族主父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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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父方贵幸时，宾客以千数，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唯独洨孔车收葬之。天子后闻之，以为孔车长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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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公孙弘行义虽修，然亦遇时。汉兴八十余年矣，上方乡文学，招俊乂，以广儒墨，弘为举首。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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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皇太后诏大司徒大司空：“盖闻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富民之要，在于节俭。《孝经》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与奢也，宁俭’。昔者管仲相齐桓，霸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谓之不知礼，以其奢泰侈拟于君故也。夏禹卑宫室，恶衣服，后圣不循。由此言之，治之盛也，德优矣，莫高于俭。俭化俗民，则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亲，争讼之原息。斯乃家给人足，刑错之本也欤？可不务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万民之表也。未有树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举善而教不能则劝’。维汉兴以来，股肱宰臣身行俭约，轻财重义，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孙弘者也。位在丞相而为布被，脱粟之饭，不过一肉。故人所善宾客皆分奉禄以给之，无有所余。诚内自克约而外从制。汲黯诘之，乃闻于朝，此可谓减于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优则行，否则止，与内奢泰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赏有功，褒有德，善善恶恶，君宜知之。其省思虑，存精神，辅以医药’。赐告治病，牛酒杂帛。居数月，有瘳，视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终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后为山阳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义，所以率俗厉化，圣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赐弘后子孙之次当为后者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征诣公车，上名尚书，朕亲临拜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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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称曰：公孙弘、卜式、兒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雀，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乂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臣慕乡，异人并出。卜式试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矣。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邴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邵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后。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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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相公孙弘是齐地菑川国薛县的人，字季。他年少时当过薛县的狱官，因为犯了罪被免职。家中贫穷，只得到海边以放猪为生。四十多岁，才学习《春秋》及各种释文杂说。他奉养后母极其孝顺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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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元元年，武帝刚刚即位，就招选“贤良”、“文学”之士。这时公孙弘已经六十岁，以贤良的身份被征召入京，做了博士。他奉命出使匈奴，回来汇报情况，因为不合皇上的心意，皇上大怒，认为他无能，公孙弘就称病罢官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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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光五年，武帝再次招选“贤良”、“文学”之士，菑川国又推荐公孙弘。公孙弘向国人推辞说：“前些年我已经应命去过京城一次，因为无能而罢官回来。这回还是推举其他的人吧。”国人仍然坚决推举公孙弘，公孙弘就到了太常那里。太常让所征召的一百多个儒士分别对策，公孙弘被排在最后。全部对策文章送到武帝那里，武帝看后把公孙弘的对策文章提到第一。公孙弘就被召去入朝觐见，武帝见他相貌堂堂，就封他为博士。当时汉朝正忙着开拓西南夷通道，在那里设置郡县，巴蜀百姓对此苦不堪言。武帝就派公孙弘前去探视。公孙弘视察归来，向皇帝报告，极力斥责西南夷没有用处，但皇上没采纳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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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弘为人豁达，见闻广博，常说人主的弊病就在于心胸不够广大、人臣的弊病就在于太奢侈。因此他盖布被，吃饭时从不吃两种以上的肉菜。后母死了，他守丧三年。每次上朝同大家议论政事，他只阐明事情的原委，让皇上自己去选择决定，从不当面驳斥或在朝廷上力争。于是皇上渐渐发现他品行忠厚，善于言谈，熟悉文书法令和官场事务，而且还能用儒学观点加以文饰，就非常喜欢他。因此两年时间，他便官至左内史。公孙弘上奏事情，有时不被采纳，他也不当庭争辩。他曾经和主爵都尉汲黯向皇上单独奏事，汲黯先说，公孙弘随后加以推究阐述，皇上常常很高兴。他所奏的事情都被采纳，从此，公孙弘一天天受到皇帝的亲近，地位显贵起来。他曾经与公卿们事先商定好了一套方法，但到了皇上面前，他却违背初约，而顺从皇上的旨意。汲黯在朝廷上责备公孙弘说：“齐人多半狡诈而无诚意，开始时同我们一起提出这个建议，现在却完全违背，这简直是不忠。”皇上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说：“了解我的人认为我忠诚，不了解我的人就认为我不忠诚。”皇上赞同他的说法。皇上身边的宠臣常常诋毁公孙弘，但皇上却更加厚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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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元朔三年，张欧被免官，皇上任命公孙弘当御史大夫。这时，汉朝正忙着开通西南夷，在东边设置沧海郡，在北边修建朔方城。公孙弘屡次上书劝谏，认为这些做法白白使汉朝疲惫不堪，都是一些无用之事，希望停止这些事情。于是，武帝就让朱买臣等以设置朔方郡的好处来责问公孙弘。朱买臣等提出十个问题，公孙弘没办法应对。于是赔罪说：“我是个崤山以东的粗人，不知道还有这些好处，但希望能把西南夷和沧海郡的事暂时停下来，集中力量专营朔方城。”皇上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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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黯说：“公孙弘位居三公，俸禄很多，但却盖布被，这是故意骗人。”皇上就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说：“确有此事。九卿中与我交情深的莫过于汲黯了，但他今天在朝廷上诘难我，确实说中了我的要害。我作为三公却盖布被，确实是巧行欺诈、沽名钓誉。不过我听说管仲担任齐相时，有三处住宅，其奢侈可与国君相比，齐桓公依靠管仲而称霸天下，也是对在上位的国君的越礼行为。晏婴为相辅佐齐景公，吃饭时从不吃两样以上的肉菜，妾不穿丝织衣服，齐国也治理得很好，这是晏婴向下自比于百姓了。如今我当了御史大夫，却盖布被，使得上自九卿下至小吏，没有了贵贱的差别，确实像汲黯所说的那样。况且如果没有汲黯的忠诚，陛下又怎能够听到这些话呢？”武帝认为公孙弘谦让有礼，越发厚待他。后来任命他当了丞相，封为平津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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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弘为人猜忌多疑，外表宽宏大量，内心却城府很深。曾经同他有嫌隙的人，公孙弘虽然表面与之很友善，却暗中加害报复他们。杀死主父偃，董仲舒被改派到胶西国当相，都是他暗地里加害。他自己每顿饭只吃一个肉菜，和粗米饭，但老友以及相好的宾客，衣食都仰仗他。公孙弘把全部俸禄都用来供给他们，家中则一点剩余也没有，因此也深得许多士大夫的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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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王和衡山王谋反，朝廷正在紧急追查党羽的时候，公孙弘病得很厉害，他自认为没有什么功劳而被封侯，官至丞相，理应辅佐贤明的君王治理国家，使人人都遵循臣子之道。如今诸侯有反叛的事情，这都是宰相不称职导致的，害怕一旦默默病死，没有办法交代。于是，他向皇帝上书说：“我听说天下的常道有五种，用来实行这五种常道的有三种美德。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和长幼的次序，这五个方面就是天下的常道。智、仁、勇，这三项是天下的常德，是用来实行常道的。所以孔子说：‘努力实践接近于仁，勤学好问接近于智，知道羞耻接近于勇。’懂得了这三点，就知道怎样自我约束了。懂得自我约束，然后就知道怎样管理别人。天下没有不能自治却能治理别人的，这是百世不变的道理。现在陛下亲自施行孝道，以三王为借鉴，建立周代那样的政道，兼备文王和武王的才德，鼓励贤才，给与俸禄，根据才能授予相应的官职。如今我才智低劣，没有什么汗马功劳，陛下却格外施恩，把我从行伍之中破格提拔上来，封为列侯，位居三公之职。我的德行才能都不足以与之相称，平素又多病，恐怕会先于陛下而去，最终无法报答陛下的恩德，尽臣子之责。我希望能交回侯印，辞官归家，给那些贤者让位。”武帝答复说：“古来奖赏有功的人，表彰有德的人，守住先人已成的事业要崇尚文治，遭遇祸患要崇尚武功，这个道理未曾改变。我从前勉强继承皇位，经常担心不能使国家安宁，只想和众大臣共同治理天下，你应当知道这些。作为一个君子，应该称扬善良的人，憎恶丑恶的人，你若行事谨慎，就可常在我的身边。如今你只是不幸染了风寒，何愁不愈？却上书要退回侯印，辞官归家，这是显扬我的无德呀！如今朝中稍有闲暇，你还是少些顾虑，集中精神治好病。”于是恩准公孙弘继续休假，赐给他牛酒和各种布帛。几个月后，公孙弘的病情转好，就上朝理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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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元狩二年，公孙弘发病，终于死在丞相的位子上。他的儿子公孙度继承了平津侯的爵位。公孙度当山阳太守十多年后，因为犯法被废除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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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父偃是齐地临淄人，早年学习战国时代纵横家的学说，后来才开始研究《周易》、《春秋》、诸子百家的学说。他周游于齐国读书人之间，但没有人重视他。齐国许多读书人一起排挤他，使得他无法继续待下去。他家境贫寒，没有人肯借给他东西，就到北方的燕、赵、中山等国游学，都没人重视他，客居在外，处境艰难。孝武帝元光元年，他认为各诸侯国都不值得再去，就西入函谷关，拜见大将军卫青。卫青屡次向皇上推荐他，但皇上却不肯召见。眼看身上的钱已经花光，又由于留在长安已久，王公及其门客都讨厌他，主父偃出于无奈就冒险向皇帝上书。不料早晨进呈奏书，傍晚时就被召见了。他所提到的九件事，其中八件是律令方面的，一件是关于征伐匈奴的。他的原文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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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为了拓展自己的见识，不厌恶严辞劝谏，忠臣也不会因为逃避重罚而不直言相劝，因此才使得政事全无失策而功垂后世。如今我要毫无隐瞒、不惧杀头地提出我愚昧的想法，希望陛下能赦免我的罪过，稍微留心听一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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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法》上说：“一个国家尽管很强大，若是喜欢战争，就必然走向灭亡；天下尽管很太平，若是忘掉战争，毫无准备，就必然很危险。”天下已经平定，天子演奏《大凯》的乐章，春秋两季行猎，诸侯春天整顿军队，秋天练兵，这都是为了不忘战争。况且发怒是背逆的行为，武器是不祥之物，争斗更是末节小事。古代君王一发怒必然血流成河，所以圣明的天子都要慎重行事。专事战争、穷兵黩武之人，没有不后悔的。当初秦始皇凭借屡战屡胜的威力，蚕食天下，统一全国，功绩与三代相齐。但他好战不肯停止，竟想攻打匈奴，李斯劝谏说：“不可以攻打。匈奴没有固定居住的城郭，也没有积聚财物的府库，迁徙就像飞鸟一般飘忽不定，很难制服他们。若派轻装部队进军深入，粮草必然断绝；如果携带很多粮食行军，负担太重，难以济事。即使得到他们的土地也无法利用，得到他们的百姓也没法役使。一旦战胜，就必然要杀死他们，这并非是万民父母的圣君所应做的事。因此消耗人力物力，追求战胜的快慰，这不是好的政策。”秦始皇不听，就派蒙恬率兵攻打匈奴，把边境开拓了上千里，以黄河为国界。结果这些土地都是盐碱地，不生五谷。后来又调发全国的成年男子驻守在黄河边。军队驻外劳顿十几年，死的人不计其数，却始终没能再越过黄河北进。这难道是人马不足、武器装备不够吗？实在是形势不允许啊！后来又让天下的人急运粮草，从黄、腄、琅邪那些靠海的县出发，转运到北河，沿途大量消耗，差不多耗费三十钟粮草才只能运到一石。全国男子努力耕种，也满足不了粮饷之需；女子努力纺织，也满足不了帷幕之需。百姓们精疲力竭，孤寡老弱得不到养育，道路上死尸遍地，因为这个缘故天下人开始反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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