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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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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上览其说,下公卿议,皆言不便。公孙弘曰:“秦时常发三十万众筑北河,终不可就,已而弃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计,立朔方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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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朔二年,主父言齐王内淫佚行僻,上拜主父为齐相。至齐,遍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数之曰:“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入偃之门!”乃使人以王与姊奸事动王,王以为终不得脱罪,恐效燕王论死,乃自杀。有司以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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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父始为布衣时,尝游燕、赵,及其贵,发燕事。赵王恐其为国患,欲上书言其阴事,为偃居中,不敢发。及为齐相,出关,即使人上书,告言主父偃受诸侯金,以故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齐王自杀,上闻大怒,以为主父劫其王令自杀,乃征下吏治。主父服受诸侯金,实不劫王令自杀。上欲勿诛,是时公孙弘为御史大夫,乃言曰:“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主父偃本首恶,陛下不诛主父偃,无以谢天下。”乃遂族主父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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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父方贵幸时,宾客以千数,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唯独洨孔车收葬之。天子后闻之,以为孔车长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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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公孙弘行义虽修,然亦遇时。汉兴八十余年矣,上方乡文学,招俊乂,以广儒墨,弘为举首。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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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皇太后诏大司徒大司空:“盖闻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富民之要,在于节俭。《孝经》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与奢也,宁俭’。昔者管仲相齐桓,霸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谓之不知礼,以其奢泰侈拟于君故也。夏禹卑宫室,恶衣服,后圣不循。由此言之,治之盛也,德优矣,莫高于俭。俭化俗民,则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亲,争讼之原息。斯乃家给人足,刑错之本也欤?可不务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万民之表也。未有树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举善而教不能则劝’。维汉兴以来,股肱宰臣身行俭约,轻财重义,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孙弘者也。位在丞相而为布被,脱粟之饭,不过一肉。故人所善宾客皆分奉禄以给之,无有所余。诚内自克约而外从制。汲黯诘之,乃闻于朝,此可谓减于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优则行,否则止,与内奢泰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赏有功,褒有德,善善恶恶,君宜知之。其省思虑,存精神,辅以医药’。赐告治病,牛酒杂帛。居数月,有瘳,视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终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后为山阳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义,所以率俗厉化,圣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赐弘后子孙之次当为后者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征诣公车,上名尚书,朕亲临拜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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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称曰:公孙弘、卜式、兒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雀,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乂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臣慕乡,异人并出。卜式试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矣。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邴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邵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后。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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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相公孙弘是齐地菑川国薛县的人,字季。他年少时当过薛县的狱官,因为犯了罪被免职。家中贫穷,只得到海边以放猪为生。四十多岁,才学习《春秋》及各种释文杂说。他奉养后母极其孝顺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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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元元年,武帝刚刚即位,就招选“贤良”、“文学”之士。这时公孙弘已经六十岁,以贤良的身份被征召入京,做了博士。他奉命出使匈奴,回来汇报情况,因为不合皇上的心意,皇上大怒,认为他无能,公孙弘就称病罢官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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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光五年,武帝再次招选“贤良”、“文学”之士,菑川国又推荐公孙弘。公孙弘向国人推辞说:“前些年我已经应命去过京城一次,因为无能而罢官回来。这回还是推举其他的人吧。”国人仍然坚决推举公孙弘,公孙弘就到了太常那里。太常让所征召的一百多个儒士分别对策,公孙弘被排在最后。全部对策文章送到武帝那里,武帝看后把公孙弘的对策文章提到第一。公孙弘就被召去入朝觐见,武帝见他相貌堂堂,就封他为博士。当时汉朝正忙着开拓西南夷通道,在那里设置郡县,巴蜀百姓对此苦不堪言。武帝就派公孙弘前去探视。公孙弘视察归来,向皇帝报告,极力斥责西南夷没有用处,但皇上没采纳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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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弘为人豁达,见闻广博,常说人主的弊病就在于心胸不够广大、人臣的弊病就在于太奢侈。因此他盖布被,吃饭时从不吃两种以上的肉菜。后母死了,他守丧三年。每次上朝同大家议论政事,他只阐明事情的原委,让皇上自己去选择决定,从不当面驳斥或在朝廷上力争。于是皇上渐渐发现他品行忠厚,善于言谈,熟悉文书法令和官场事务,而且还能用儒学观点加以文饰,就非常喜欢他。因此两年时间,他便官至左内史。公孙弘上奏事情,有时不被采纳,他也不当庭争辩。他曾经和主爵都尉汲黯向皇上单独奏事,汲黯先说,公孙弘随后加以推究阐述,皇上常常很高兴。他所奏的事情都被采纳,从此,公孙弘一天天受到皇帝的亲近,地位显贵起来。他曾经与公卿们事先商定好了一套方法,但到了皇上面前,他却违背初约,而顺从皇上的旨意。汲黯在朝廷上责备公孙弘说:“齐人多半狡诈而无诚意,开始时同我们一起提出这个建议,现在却完全违背,这简直是不忠。”皇上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说:“了解我的人认为我忠诚,不了解我的人就认为我不忠诚。”皇上赞同他的说法。皇上身边的宠臣常常诋毁公孙弘,但皇上却更加厚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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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元朔三年,张欧被免官,皇上任命公孙弘当御史大夫。这时,汉朝正忙着开通西南夷,在东边设置沧海郡,在北边修建朔方城。公孙弘屡次上书劝谏,认为这些做法白白使汉朝疲惫不堪,都是一些无用之事,希望停止这些事情。于是,武帝就让朱买臣等以设置朔方郡的好处来责问公孙弘。朱买臣等提出十个问题,公孙弘没办法应对。于是赔罪说:“我是个崤山以东的粗人,不知道还有这些好处,但希望能把西南夷和沧海郡的事暂时停下来,集中力量专营朔方城。”皇上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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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黯说:“公孙弘位居三公,俸禄很多,但却盖布被,这是故意骗人。”皇上就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说:“确有此事。九卿中与我交情深的莫过于汲黯了,但他今天在朝廷上诘难我,确实说中了我的要害。我作为三公却盖布被,确实是巧行欺诈、沽名钓誉。不过我听说管仲担任齐相时,有三处住宅,其奢侈可与国君相比,齐桓公依靠管仲而称霸天下,也是对在上位的国君的越礼行为。晏婴为相辅佐齐景公,吃饭时从不吃两样以上的肉菜,妾不穿丝织衣服,齐国也治理得很好,这是晏婴向下自比于百姓了。如今我当了御史大夫,却盖布被,使得上自九卿下至小吏,没有了贵贱的差别,确实像汲黯所说的那样。况且如果没有汲黯的忠诚,陛下又怎能够听到这些话呢?”武帝认为公孙弘谦让有礼,越发厚待他。后来任命他当了丞相,封为平津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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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弘为人猜忌多疑,外表宽宏大量,内心却城府很深。曾经同他有嫌隙的人,公孙弘虽然表面与之很友善,却暗中加害报复他们。杀死主父偃,董仲舒被改派到胶西国当相,都是他暗地里加害。他自己每顿饭只吃一个肉菜,和粗米饭,但老友以及相好的宾客,衣食都仰仗他。公孙弘把全部俸禄都用来供给他们,家中则一点剩余也没有,因此也深得许多士大夫的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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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王和衡山王谋反,朝廷正在紧急追查党羽的时候,公孙弘病得很厉害,他自认为没有什么功劳而被封侯,官至丞相,理应辅佐贤明的君王治理国家,使人人都遵循臣子之道。如今诸侯有反叛的事情,这都是宰相不称职导致的,害怕一旦默默病死,没有办法交代。于是,他向皇帝上书说:“我听说天下的常道有五种,用来实行这五种常道的有三种美德。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和长幼的次序,这五个方面就是天下的常道。智、仁、勇,这三项是天下的常德,是用来实行常道的。所以孔子说:‘努力实践接近于仁,勤学好问接近于智,知道羞耻接近于勇。’懂得了这三点,就知道怎样自我约束了。懂得自我约束,然后就知道怎样管理别人。天下没有不能自治却能治理别人的,这是百世不变的道理。现在陛下亲自施行孝道,以三王为借鉴,建立周代那样的政道,兼备文王和武王的才德,鼓励贤才,给与俸禄,根据才能授予相应的官职。如今我才智低劣,没有什么汗马功劳,陛下却格外施恩,把我从行伍之中破格提拔上来,封为列侯,位居三公之职。我的德行才能都不足以与之相称,平素又多病,恐怕会先于陛下而去,最终无法报答陛下的恩德,尽臣子之责。我希望能交回侯印,辞官归家,给那些贤者让位。”武帝答复说:“古来奖赏有功的人,表彰有德的人,守住先人已成的事业要崇尚文治,遭遇祸患要崇尚武功,这个道理未曾改变。我从前勉强继承皇位,经常担心不能使国家安宁,只想和众大臣共同治理天下,你应当知道这些。作为一个君子,应该称扬善良的人,憎恶丑恶的人,你若行事谨慎,就可常在我的身边。如今你只是不幸染了风寒,何愁不愈?却上书要退回侯印,辞官归家,这是显扬我的无德呀!如今朝中稍有闲暇,你还是少些顾虑,集中精神治好病。”于是恩准公孙弘继续休假,赐给他牛酒和各种布帛。几个月后,公孙弘的病情转好,就上朝理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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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元狩二年,公孙弘发病,终于死在丞相的位子上。他的儿子公孙度继承了平津侯的爵位。公孙度当山阳太守十多年后,因为犯法被废除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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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父偃是齐地临淄人,早年学习战国时代纵横家的学说,后来才开始研究《周易》、《春秋》、诸子百家的学说。他周游于齐国读书人之间,但没有人重视他。齐国许多读书人一起排挤他,使得他无法继续待下去。他家境贫寒,没有人肯借给他东西,就到北方的燕、赵、中山等国游学,都没人重视他,客居在外,处境艰难。孝武帝元光元年,他认为各诸侯国都不值得再去,就西入函谷关,拜见大将军卫青。卫青屡次向皇上推荐他,但皇上却不肯召见。眼看身上的钱已经花光,又由于留在长安已久,王公及其门客都讨厌他,主父偃出于无奈就冒险向皇帝上书。不料早晨进呈奏书,傍晚时就被召见了。他所提到的九件事,其中八件是律令方面的,一件是关于征伐匈奴的。他的原文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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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为了拓展自己的见识,不厌恶严辞劝谏,忠臣也不会因为逃避重罚而不直言相劝,因此才使得政事全无失策而功垂后世。如今我要毫无隐瞒、不惧杀头地提出我愚昧的想法,希望陛下能赦免我的罪过,稍微留心听一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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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法》上说:“一个国家尽管很强大,若是喜欢战争,就必然走向灭亡;天下尽管很太平,若是忘掉战争,毫无准备,就必然很危险。”天下已经平定,天子演奏《大凯》的乐章,春秋两季行猎,诸侯春天整顿军队,秋天练兵,这都是为了不忘战争。况且发怒是背逆的行为,武器是不祥之物,争斗更是末节小事。古代君王一发怒必然血流成河,所以圣明的天子都要慎重行事。专事战争、穷兵黩武之人,没有不后悔的。当初秦始皇凭借屡战屡胜的威力,蚕食天下,统一全国,功绩与三代相齐。但他好战不肯停止,竟想攻打匈奴,李斯劝谏说:“不可以攻打。匈奴没有固定居住的城郭,也没有积聚财物的府库,迁徙就像飞鸟一般飘忽不定,很难制服他们。若派轻装部队进军深入,粮草必然断绝;如果携带很多粮食行军,负担太重,难以济事。即使得到他们的土地也无法利用,得到他们的百姓也没法役使。一旦战胜,就必然要杀死他们,这并非是万民父母的圣君所应做的事。因此消耗人力物力,追求战胜的快慰,这不是好的政策。”秦始皇不听,就派蒙恬率兵攻打匈奴,把边境开拓了上千里,以黄河为国界。结果这些土地都是盐碱地,不生五谷。后来又调发全国的成年男子驻守在黄河边。军队驻外劳顿十几年,死的人不计其数,却始终没能再越过黄河北进。这难道是人马不足、武器装备不够吗?实在是形势不允许啊!后来又让天下的人急运粮草,从黄、腄、琅邪那些靠海的县出发,转运到北河,沿途大量消耗,差不多耗费三十钟粮草才只能运到一石。全国男子努力耕种,也满足不了粮饷之需;女子努力纺织,也满足不了帷幕之需。百姓们精疲力竭,孤寡老弱得不到养育,道路上死尸遍地,因为这个缘故天下人开始反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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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高祖平定天下,攻取了边境的土地,后来听说匈奴聚积在代郡的山谷之外,就想攻打他们。御史成进劝阻说:“不可进攻。匈奴人天性,像飞鸟走兽一样飘散不定,追赶他们就像捕捉影子一样了不可得。如今以陛下的盛德去攻打匈奴,我私下很忧虑。”高祖不听,于是向北进军到代郡的山谷,结果在平城被围。汉高祖想必很后悔,就派刘敬前往匈奴缔结和亲。这以后,天下解除了战争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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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孙子兵法》上说:“发兵十万,每天要耗费千金。”秦朝经常兴师动众多达几十万兵力,虽然也歼灭敌军,杀死敌将,俘虏匈奴单于建有军功,但也恰恰因此结下深仇大恨,不足以抵偿全国耗费的资财。上使国库空虚,下使百姓疲惫,只图一点战争的痛快,这并非是完美的事情。匈奴难以制服,这并非当前的事情。他们边走边掠夺,并以此为职业,是天性本来如此。所以上自虞舜、夏朝、商朝和周朝,从来都不以道德的要求来督导他们,而视为禽兽一类,不把他们当作人。作为一个统治者,如果对上不借鉴虞夏商周的经验,只想遵循近世秦始皇的错误做法,这是我最忧虑,也是百姓最痛苦的事情。况且战争过多就会发生变乱,百姓受苦过深就会想到造反。边境百姓疲惫愁苦过深,就会对国家离心离德。使将军官吏们相互猜疑而与外敌勾结,尉佗和章邯就是因为这样才叛乱的。秦朝的政令之所以不能推行,就是因为国家大权被他二人所掌控,这是秦朝灭亡的最好证明。所以《周书》上说:“国家的安危在于君王发布的政令,国家的存亡在于君王任用的人选。”希望陛下能特别注意,稍微认真考虑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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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赵人徐乐、齐人严安也都就现前的政治向皇帝上书,各自发表了意见。徐乐在上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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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国家的忧患在于土崩,而不在于瓦解,古往今来都是一样的。什么叫土崩呢?秦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就是这样。陈涉并没有千乘的尊贵地位,也没有尺寸封地,出身卑微,并非王公大人和有名望的贵族的后代,在家乡也没有什么名望,既没有孔丘、墨翟、曾参的贤能,又没有陶朱、猗顿的富有。他从穷乡僻壤崛起,挥舞着戟矛,赤臂大喊,天下人就闻风响应,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由于人民贫困而国君不知体恤爱护,民众怨恨而在上位者并不知情,社会的风俗已乱,国家的政务却不加整治,这三点都是陈涉所利用的有利条件,这就叫做土崩。所以说国家的祸患在于土崩。什么叫瓦解呢?吴、楚、齐、赵的叛乱就是这样。吴、楚等七国反叛,全都号称万乘之君,发兵数十万,声威足以整饬他们全国,财富足以鼓励所有的国民,但最终却没能夺来尺寸之地,自己又被朝廷打败,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并不是他们的权势连一个平民都不如、兵力比陈涉还弱,而是因为在当时,先帝的恩德还深入人心,而且安居乐业的百姓为数众多,因此诸侯得不到外边的援助。这就叫做瓦解。所以说国家的祸患不在于瓦解。由此可见,天下若有土崩的趋势,纵然是穷困的百姓,只要有人首先发难,就可能使国家遭到危害,陈涉就是如此,何况还有三晋国君那样的人存在呢!天下即使没有得到大治,若真能没有土崩的趋势,就算是有强国劲旅,自身也不能避免被擒,吴、楚、齐、赵等国就是这样,何况群臣百姓起来造反呢!这两种情况,是国家安危的关键,希望贤明的君主多多留意、深加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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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东地区五谷歉收,至今未得丰收,百姓多半生计艰难。再加上边境一带的战争,按常理推断,老百姓都将心神不安。一不安就容易有变故,有变故就是土崩的苗头。所以,贤明的君主能看到各种变化的原因,洞察安危的关键,及时制定拨乱反正的政策制度,就可以把祸患消灭于萌芽状态。最主要的是,想方设法不使天下出现土崩的形势。因此就算有强国劲旅,陛下也可以打猎、游赏,尽情享乐,往来驰骋,安然自若。金石丝竹的乐音不绝于耳,帷帐中的私情和俳优侏儒们的戏谑之态常在面前,天下也没有积久的忧患。没必要把追求的目标定成商汤周武一般,民俗也不必如成王康王时那么淳美!即使这样,我私下认为陛下如此圣明之君,有宽厚仁爱的禀赋,若果真把天下放在心上,那么商汤、周武那样的名望就不难赶上,成王、康王那时的民俗也可以复兴。这两方面做到了,然后就可以享有尊贵与太平的生活,在当代美名盛传,使天下之人拥戴,使四方边远之民臣服,您的恩泽将一代一代盛传下去,您的子孙将面朝南方,背靠屏风,卷起衣袖,接见王公大臣们,这是陛下现在所该做的事情。我听说想实行王道、治理国家,即使没有成功,起码也可以使国家安宁。国家一旦安宁,陛下难道还会有得不到的东西吗?还会有做不成的事吗?还会有征服不了的国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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