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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历史编纂很早就成为一项国家的职能，设有专门的人员职掌。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隋书·经籍志》也说，“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记录历史和管理史籍的人员，拥有正式的官职，并且向职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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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太史公自序》载：“余（司马迁）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家族世袭修史的传统，确保了记录历史的延续性和专业性，更是为这份职业增添了神秘与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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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书》所及，世有典籍，……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汉书·叙传》）历史，在中国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编修纪传体史书向来是国家层面重要的文化项目。班固私修国史竟至入狱，唐代更是设立史馆编撰的制度，“（唐）太宗以梁、陈及齐、周、隋氏并未有书，乃命学士分修……”（《史通·古今正史》），从此“正史”更为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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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三代也极为重视官修史书，并确立了相应的修史制度。元代“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对于辽、宋、金的“实录、野史、传记、碑文、行实”，“交行省及各处正官提调，多方购求，许诸人呈献，量给价直，咨达省每，送付史馆，以备采择”，甚至“合用纸札、笔墨，一切供需物色，于江西、湖广、江浙、河南省所辖各学院并贡士庄钱粮，除祭祀、廪膳、科举、修理存留外，都交起解将来，以备史馆用度”（《修三史诏》）。清代更是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编修《明史》，时间跨度九十余年，参与学者多至近二百人，声势规模蔚为可观。这不仅为了总结一代的兴衰，而且为了将正统合法，将正统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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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正史和正统走在一起，史书不再只是历史的记录，而是成为王朝的意志，成为官方的宣告，成为官修的教材。如此举全国学者群体之力组织编纂史书，在人类历史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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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精致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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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包括了二十四部史书。虽说出自不同作者之手，甚至很多是群体参与创作，但是这些史书在体例上惊人统一，精巧地容纳在《史记》预设的架构里，不得不叹服司马迁的宏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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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汉代以前史书的集大成者。《史记正义·序》针对《史记》体例和文献来源作了总结：“绍太史继春秋，括文鲁史，而包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而摭楚汉春秋，贯经传，旁搜史子，上起轩辕，下既天汉。作十二本纪，帝王兴废悉详。三十世家，君国存亡毕著。八书，赞阴阳礼乐。十表，定代系年封。七十列传，忠臣孝子之诚备矣。”《史记》的“本纪”源于《帝系》，“世家”借鉴《世本》，“列传”参考《左传》、《国语》、《战国策》，所以白寿彝说“《史记》里面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这五种体裁，分开来讲，过去都有。……但是，把不同的体裁有意识地相互糅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却是《史记》在形式上的创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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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对于历史学的贡献，是构建了历史的宏观视野和精致的记录体系，将人置于历史的中心，创作出包括人物传记、典章制度、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用这句话来阐释《史记》的视角，却也是恰如其分的。班固在《汉书·叙传》中写道：“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这一宏大的体系，事实上就是对司马迁发明的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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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隋书·经籍志》）《史记》优秀的宏观设计，带动了群体性的创作，二十四史延续的生命，孕育在这一框架之上。纪传体除纪、传以外，还有表（《史记》），以及书（《史记》）、志（《汉书》）、考（《新五代史》）、世家（《史记》、《新五代史》）、载记（《晋书》）、附录（《新五代史》）等，然而万变不离其宗，这些都脱胎于《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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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传体例的传统延续两千年，得益于《史记》所构建的宏大精致的体系。正如明代李善长在《进元史表》中称，“伏以纪一代以为书，史法相沿于迁、固”；也正像清张廷玉在编修《明史》时谓，“曰纪，曰志，曰表，曰传，悉仍前史之体裁”（《张廷玉上明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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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前设计的框架，两千年后仍然适用，与其说中国制度与文化沿革有序，更要看到当初的顶层设计卓有远见。这在世界史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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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者，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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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追究二十四史的著作权，恐非作者们所独有，他们的意义，在于完成了一项浩大的编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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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司马迁自述，“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怀着虔诚之心编纂，从中可见一斑。《史记》中的内容，很多都见于先秦诸书，司马迁编纂的目的即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报任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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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史记》记载的历史延续到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外，自《汉书》开创断代史，其后诸史几乎都是后朝编修前朝的历史，“故探撰前记，辍辑所闻”（《汉书·叙传》），“诠次旧文，裁成义类，俾夫湮落之诰，咸使发明”（《修晋书诏》）。纵然有如著名的编年史《资治通鉴》这样的通史类著作，也决然不提本朝故事。史家们以忠实史料为原则，而不是真实记录耳闻目睹的当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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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不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学家自认为是当代历史的记录者，而非前朝历史的编纂者。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说：“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全部历史来说，这个说法我以为都是适用的。”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提到：“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眼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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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编纂者的角色，与记录者的角色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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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古罗马，乃至犹太的历史学家再三强调的是“求真”，“真实对于历史，就像人的眼睛那样重要。人没有眼睛便成为终身残疾，而历史缺乏真实，则成了无稽之谈”（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只有我所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我才把它记载下来。关于希腊人的传说纷纭复杂、各异其趣，但据我看来都是荒唐可笑的”（赫克特斯《谱系志》），“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卢奇安《论撰史》），“我决定尊重史实，写一部历史。……这是为那些热爱真相而不是寻求消遣的人写的”（约瑟福斯《犹太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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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学的标准则是“直笔”，“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不作论赞，但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其善恶自见，准《春秋》及钦奉圣旨事意”（《纂修元史凡例》）；“心术有邪正，词理有工拙，识见有浅深，而史随以异，要在传信，传著不失其实而已”（《重刊唐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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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笔”与“求真”，在对待历史真实的态度上殊途同归。不同的是，希腊的史学家更看重记录的原汁原味，正像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道，“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中国的史学家致力编纂而非单纯的记录，故而注重文采，例如“其班氏之书，成于后汉，彪即后迁而述，所以条流更明，且又兼采众贤，群理毕备，故其旨富，其词文”（《史记索隐·后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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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往事，思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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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书》起，纪传体史书以断代史的形式延续，让学史者“明一代之得失也”（《梁书目录·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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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被赋予了记录和借鉴的双重功能，就是司马迁所谓“故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从这方面来说，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是相通的。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道：“但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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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往事，思来者，首先是以史为鉴。波里比阿在《罗马史》中所说的“历史之特殊功用就在于能使人明白某种政策或政见的成败原因”，这或许就是“盖因已往之废兴，用作将来之法戒”（《进元史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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