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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从1919年到1999年，经历了从白话文到网话文的文化演进；人类社会则从1919年到2019年，面临着从内地球的“世界大战”到外地球的“宇宙大战”的博弈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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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历史关键时刻，历史学家和一切历史书写者都翘首企盼着今朝的风流人物。回过头看，司马迁《史记》一路以降的二十四史，就是抓住代代辈出的“风流人物”，予以不同级别的传记，这正是中国历史书写的奥妙。其详略似乎兴之所至、忘乎历史概括之规范的“文学性”，岂不正是在为后人留下做事细节的“操作书”和“路线图”吗？而其“人群画像”，则是为每个你我励志和立则，期望后来者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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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记录和叙说的许多是处于不尽如意时期的个人遭际。因而特别镜映出人生的困顿、无奈和严酷，及其反面的突围、有为和辉煌。二十四史把竭尽全力奋斗终身的人们的立功立德立言的故事，铭刻在中国文字的数据库中；而二十四史的书写，本身又是史家立功立德立言的永恒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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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的母题也就在于：夹在先于个人而存在的暗黑历史处境和隐于个人而蠢动的追名逐利的人性之中，人如何成“人”而宏“道”，为他人和家园做出贡献，彰显于世，彪炳千古。二十四史就是每朝每代的排行榜和英雄册。为一个又一个中国人自豪，也就成为为中国和中国智慧自豪的前提；一个个中国个人的成长和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国家成长和脱颖而出的前提！正是二十四史以事实之雄辩告诉人们：无视老百姓个人的生命福祉和其“人有智能”，就不可能有国家成功的天长地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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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的篇篇纪传，皆是独一无二现身世上的个人之“人有智能”的标本。于是，就如中国智者宣告的：你我的身体由大周天小周天映照宇宙风水，你我的生命应和着时间节气，所以，你我都是真正的“天子”：一滴水见太阳。二十四史中呈现的人事标本，使读者心动、情动、理动、行动，“知行合一”，经过各各不同的你我之身心和人生的再结构、再镶接，以各各不同的“行事”，表达为不断推陈出新的新“历史”，一种活出历史、展现无限的二十四史续编的新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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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理所当然地成为二十四史的一部分，阅读人成为写作人，二十四史作为历史文化遗产，这是其被永远保护和转换为资源化利用的唯一途径：历史文化遗产内化为一个人的身心实体的保护和利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二十四史长入未来；同时，后人对先人经典和形迹的读解、鉴赏和批评，可能迸发出新的理论和方法，这是本辞典的宗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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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单纯从写作来说，二十四史的历史书写方式还要求你我永远琢磨挖掘，反复尝试，以自己的“太史公曰”，创造出新的历史作品。犹如朱东润老师写的《元好问传》，有人这样评价：“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生当乱世，存活为难。先生反对以今人之立场来评说古人，但对古人之失德，也认为无避隐之必要。这是他写作传记的基本立场，且得以贯彻始终。”（陈尚君《元好问的大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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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晓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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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蕴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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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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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导言：二十四史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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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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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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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皆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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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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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氏班氏都是自比于孔子而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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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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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谓：“六经皆史也”；我谓：“二十四史皆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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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史专家奥斯温·默里（Oswyn Murry）认为，历史学独立形成于世界三大地区，即希腊、犹太和中国。[1]杜维运则认为：“世界出现过的史学，以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为最大遗产……中西史学之外，世界上出现的史学，自然尚有，如阿拉伯史学即为其一，然皆难与中西史学分庭抗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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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华以外的任何一个民族的史学中，都不曾出现过类似二十四史这样一套历时千年延续不断、由群体创作而成的历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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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自云“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史记·太史公自序》），《易》、《春秋》与《诗》、《书》、《礼》、《乐》合为“六经”，司马迁所著《史记》，就是以继承“六经”作为使命。所以傅斯年尝谓，“司马氏班氏都是自比于孔子而作经”[3]。无论是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或是历朝历代史官的编修，他们都怀着修撰经书般的虔诚，延续着中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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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这是一种群体性的记录、群体性的创作，也是一种群体性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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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仅是记载历史，也是在创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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