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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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黥布叛逆，子长国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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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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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衣冠立于朝廷，而群臣莫敢言浮说，长孺矜焉；好荐人，称长者，壮有溉。作《汲郑列传》第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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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作《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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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作《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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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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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人于戹，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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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作《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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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流世俗，不争埶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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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观其大旨，作《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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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窥其要，作《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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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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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曰：“於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钦念哉！”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第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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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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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颛顼统治天下时，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唐虞之际，又让重、黎的后代继续掌管天文、地理，一直到夏商时期。所以，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时候，程伯休甫就是他们的后裔。到了周宣王的时候，重黎氏因失去官守而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周惠王和周襄王统治时期，司马氏离开周都，到了晋国。后来，晋国中军元帅随会逃奔到秦国，司马氏也迁居少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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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司马氏离开周都到了晋国之后，族人分散各地，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做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以传授剑术理论而显扬于世，蒯聩就是他们的后代。在秦国的名叫司马错，曾与张仪发生争论，于是秦惠王派司马错率军攻打蜀国，攻取后，又任命他做了蜀地郡守。司马错之孙司马靳，侍奉武安君白起。这时候少梁已更名为夏阳。司马靳与武安君坑杀赵国长平军，回来后与武安君一起被赐死于杜邮，埋葬在华池。司马靳之孙司马昌，是秦国主管冶铸铁器的官员，生活在秦始皇时代。蒯聩玄孙司马卬，曾为武安君部将并带兵攻占朝歌。诸侯争相为王时，司马卬在殷地称王。汉王刘邦攻打楚霸王项羽之际，司马卬归降汉王，汉把殷地设为河内郡。司马昌生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朝市长之职。无泽生司马喜，司马喜封爵五大夫，死后都埋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做了太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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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跟着唐都学习天文，跟着杨何学习《易经》，跟着黄子学习道家理论。太史公在建元至元封年间做官，他忧虑学者不能通晓各学派的要义而所学悖谬，于是论述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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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系辞传》说：“天下人的追求相同，而具体策划却多种多样；达到的目的相同，而采取的途径却不一样。”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是致力于如何达到太平治世的学派，只是他们所遵循依从的学说不是一个路子，有的显明，有的不显明罢了。我曾经在私下里研究过阴阳之术，发现它注重吉凶祸福的预兆，禁忌避讳很多，使人受到一些束缚并多有所畏惧，但阴阳家关于一年四季运行顺序的道理，是不可丢弃的。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气力却很少见到功效，因此该学派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然而它所序列的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则是不可改变的。墨家俭啬而难以依遵，因此该派的主张不能全部遵循，但它提出的强本节用的主张，则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却刻薄寡恩，但它辩正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张，则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受约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但它辩正名与实的关系，则是不能不认真察考的。道家是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使万物丰足。道家之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儒墨两家之长，撮取名、法两家之精要，随着时势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良好风俗，应用于人事，无不适宜，意旨简单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儒家则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臣下随从。这样一来，君主劳累了而臣下却安逸了。至于大道的要旨，是舍弃刚强与贪欲，去掉聪明智慧，将这些放置一边而用智术治理天下。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身体和精神受到扰乱，不得安宁，却想要与天地共长久，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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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家认为四时、八位、十二度和二十四节气各有一套宜忌规定，顺应了它就会昌盛，违背了它不死也亡。这未必是对的，所以说阴阳家“使人受束缚而多所畏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自然界的重要规律，不顺应它就无法制定天下纲纪，所以说“四时的运行是不能舍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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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以《诗经》、《尚书》、《易经》、《礼记》、《春秋》、《乐经》等“六艺”为法式，而“六艺”的本文和释传以千万计，几代相继不能弄通其学问，有生之年不能穷究其礼仪，所以说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力气却很少收到功效”。至于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即使是百家之说也不能改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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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谈论他们的品德行为说：“堂口三尺高，堂下土阶只有三层，用茅草搭盖屋顶而不加修剪，用栎木做椽子而不经刮削。用陶簋吃饭，用陶铏喝汤，吃的是糙米粗饭和藜藿做的野菜羹。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墨家为死者送葬的时候只做一副厚仅三寸的桐木棺材，送葬者恸哭而不能尽诉其哀痛。教民丧礼，必须以此作为万民的统一标准。假使天下都照此法去做。那贵贱尊卑就没有区别了。世代不同，时势变化，人们所做的事业不一定会相同，所以说墨家“俭啬而难以遵从”。墨家学说的要旨为强本节用，则是人人丰足、家家富裕之道。这是墨子学说的长处，即使是百家学说也不能废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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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不区别亲疏远近，不区分贵贱尊卑，一律依据法令来决断，那么亲近亲属、尊敬长上的恩情就断绝了。这些可作为一时之计来施行，却不可长用，所以说法家“严酷而刻薄寡恩”。至于说到法家使君主尊贵，使臣子卑下，使上下名分、职分明确，不得相互逾越等主张，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更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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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刻细烦琐，纠缠不清，使人不能反求其意，一切取决于概念名称却失去了一般常理，所以说它“使人受约束而容易丧失人的真实性”。至于循名责实，要求名称与实际进行比较验证，这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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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讲“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容易施行，其文辞则幽深微妙，难以明白通晓。其学说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用原则。道家认为事物没有既成不变之势，没有常存不变之形，所以能够探求万物的情理。不做超越自然规律的事，也不做落后于自然规律的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内心有法而不任法以为法，要顺应时势以成其业；内心有度而不恃度以为度，要根据万物之形各成其度而与之相合。所以说“圣人的思想和业绩之所以不可磨灭，就在于能够顺应时势的变化。虚无是道的永恒规律，顺天应人是国君治国理民的纲要”。群臣一齐来到面前，君主应让他们各自明确自己的职分。其实际情况符合其言论名声者，叫做“端”；实际情况不符合其言论声名者，叫做“窾”。不听信“窾言”即空话，奸邪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肖自然分清，黑白也就分明。问题在于想不想依照而行，只要肯运用，什么事办不成呢？这样才会合乎大道，一派混混冥冥的境界。光辉照耀天下，重又返归于无名的状态。大凡人活着是因为有精神，而精神又寄托于形体。精神过度使用就会精力衰竭，形体过度劳累就会身体疲惫，形、神分离就会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复生，神、形分离便不能重新结合在一起，所以圣人重视这个问题。由此看来，精神是人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却侈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凭借的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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