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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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黥布叛逆,子长国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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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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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衣冠立于朝廷,而群臣莫敢言浮说,长孺矜焉;好荐人,称长者,壮有溉。作《汲郑列传》第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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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作《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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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作《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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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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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人于戹,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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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作《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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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流世俗,不争埶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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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观其大旨,作《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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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窥其要,作《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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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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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曰:“於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钦念哉!”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第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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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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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颛顼统治天下时,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唐虞之际,又让重、黎的后代继续掌管天文、地理,一直到夏商时期。所以,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时候,程伯休甫就是他们的后裔。到了周宣王的时候,重黎氏因失去官守而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周惠王和周襄王统治时期,司马氏离开周都,到了晋国。后来,晋国中军元帅随会逃奔到秦国,司马氏也迁居少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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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司马氏离开周都到了晋国之后,族人分散各地,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做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以传授剑术理论而显扬于世,蒯聩就是他们的后代。在秦国的名叫司马错,曾与张仪发生争论,于是秦惠王派司马错率军攻打蜀国,攻取后,又任命他做了蜀地郡守。司马错之孙司马靳,侍奉武安君白起。这时候少梁已更名为夏阳。司马靳与武安君坑杀赵国长平军,回来后与武安君一起被赐死于杜邮,埋葬在华池。司马靳之孙司马昌,是秦国主管冶铸铁器的官员,生活在秦始皇时代。蒯聩玄孙司马卬,曾为武安君部将并带兵攻占朝歌。诸侯争相为王时,司马卬在殷地称王。汉王刘邦攻打楚霸王项羽之际,司马卬归降汉王,汉把殷地设为河内郡。司马昌生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朝市长之职。无泽生司马喜,司马喜封爵五大夫,死后都埋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做了太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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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跟着唐都学习天文,跟着杨何学习《易经》,跟着黄子学习道家理论。太史公在建元至元封年间做官,他忧虑学者不能通晓各学派的要义而所学悖谬,于是论述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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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系辞传》说:“天下人的追求相同,而具体策划却多种多样;达到的目的相同,而采取的途径却不一样。”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是致力于如何达到太平治世的学派,只是他们所遵循依从的学说不是一个路子,有的显明,有的不显明罢了。我曾经在私下里研究过阴阳之术,发现它注重吉凶祸福的预兆,禁忌避讳很多,使人受到一些束缚并多有所畏惧,但阴阳家关于一年四季运行顺序的道理,是不可丢弃的。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气力却很少见到功效,因此该学派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然而它所序列的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则是不可改变的。墨家俭啬而难以依遵,因此该派的主张不能全部遵循,但它提出的强本节用的主张,则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却刻薄寡恩,但它辩正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张,则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受约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但它辩正名与实的关系,则是不能不认真察考的。道家是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使万物丰足。道家之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儒墨两家之长,撮取名、法两家之精要,随着时势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良好风俗,应用于人事,无不适宜,意旨简单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儒家则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臣下随从。这样一来,君主劳累了而臣下却安逸了。至于大道的要旨,是舍弃刚强与贪欲,去掉聪明智慧,将这些放置一边而用智术治理天下。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身体和精神受到扰乱,不得安宁,却想要与天地共长久,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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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家认为四时、八位、十二度和二十四节气各有一套宜忌规定,顺应了它就会昌盛,违背了它不死也亡。这未必是对的,所以说阴阳家“使人受束缚而多所畏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自然界的重要规律,不顺应它就无法制定天下纲纪,所以说“四时的运行是不能舍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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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以《诗经》、《尚书》、《易经》、《礼记》、《春秋》、《乐经》等“六艺”为法式,而“六艺”的本文和释传以千万计,几代相继不能弄通其学问,有生之年不能穷究其礼仪,所以说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力气却很少收到功效”。至于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即使是百家之说也不能改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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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谈论他们的品德行为说:“堂口三尺高,堂下土阶只有三层,用茅草搭盖屋顶而不加修剪,用栎木做椽子而不经刮削。用陶簋吃饭,用陶铏喝汤,吃的是糙米粗饭和藜藿做的野菜羹。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墨家为死者送葬的时候只做一副厚仅三寸的桐木棺材,送葬者恸哭而不能尽诉其哀痛。教民丧礼,必须以此作为万民的统一标准。假使天下都照此法去做。那贵贱尊卑就没有区别了。世代不同,时势变化,人们所做的事业不一定会相同,所以说墨家“俭啬而难以遵从”。墨家学说的要旨为强本节用,则是人人丰足、家家富裕之道。这是墨子学说的长处,即使是百家学说也不能废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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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不区别亲疏远近,不区分贵贱尊卑,一律依据法令来决断,那么亲近亲属、尊敬长上的恩情就断绝了。这些可作为一时之计来施行,却不可长用,所以说法家“严酷而刻薄寡恩”。至于说到法家使君主尊贵,使臣子卑下,使上下名分、职分明确,不得相互逾越等主张,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更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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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刻细烦琐,纠缠不清,使人不能反求其意,一切取决于概念名称却失去了一般常理,所以说它“使人受约束而容易丧失人的真实性”。至于循名责实,要求名称与实际进行比较验证,这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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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讲“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容易施行,其文辞则幽深微妙,难以明白通晓。其学说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用原则。道家认为事物没有既成不变之势,没有常存不变之形,所以能够探求万物的情理。不做超越自然规律的事,也不做落后于自然规律的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内心有法而不任法以为法,要顺应时势以成其业;内心有度而不恃度以为度,要根据万物之形各成其度而与之相合。所以说“圣人的思想和业绩之所以不可磨灭,就在于能够顺应时势的变化。虚无是道的永恒规律,顺天应人是国君治国理民的纲要”。群臣一齐来到面前,君主应让他们各自明确自己的职分。其实际情况符合其言论名声者,叫做“端”;实际情况不符合其言论声名者,叫做“窾”。不听信“窾言”即空话,奸邪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肖自然分清,黑白也就分明。问题在于想不想依照而行,只要肯运用,什么事办不成呢?这样才会合乎大道,一派混混冥冥的境界。光辉照耀天下,重又返归于无名的状态。大凡人活着是因为有精神,而精神又寄托于形体。精神过度使用就会精力衰竭,形体过度劳累就会身体疲惫,形、神分离就会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复生,神、形分离便不能重新结合在一起,所以圣人重视这个问题。由此看来,精神是人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却侈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凭借的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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