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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不暇省[31]狱讼冤结民之急务。县宰缺者，数年守兼，一切贪残日甚。中郎将、绣衣执法在郡国者，并乘权势，传相举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劝农桑，班[32]时令，案[33]诸章，冠盖相望，交错道路，召会吏民，逮捕证左，郡县赋敛，递相赇[34]赂，白黑纷然，守阙[35]告诉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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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稍稍[36]群聚，常思岁熟得归乡里。众虽万数，亶称臣人、从事、三老、祭酒，不敢略有城邑，转掠求食，日阕而已。诸长吏牧守皆自乱斗中兵而死，贼非敢欲杀之也，而莽终不谕[37]其故。是岁，大司马士按章豫州，为贼所获，贼送付县。士还，上书具言状。莽大怒，下狱以为诬罔……于是群下愈恐，莫敢言贼情者，亦不得擅发兵，贼由是遂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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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戊申朔，兵从宣平城门入，民间所谓都门也……会[38]日暮，官府邸第尽奔亡[39]。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张鱼等恐见卤[40]掠，趋讙并和，烧作室门，斧敬法闼，呼曰：“反虏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廷承明，黄皇室主所居也。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辄随之。宫人妇女啼呼曰：“当奈何！”时莽绀袀服，带玺韨，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桉栻于前，日时加某，莽旋席随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莽时不食，少气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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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庚戌，晨旦明，群臣扶掖莽，自前殿南下椒除，西出白虎门，和新公王揖奉车待门外，莽就车，之[41]渐台，欲阻池水，犹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侍中、黄门郎从官尚千余人随之。王邑昼夜战，罢[42]极，士死伤略尽，驰入宫，间关至渐台，见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还，父子共守莽。军人入殿中，呼曰：“反虏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渐台。”众兵追之，围数百重。台上亦弓弩与相射，稍稍落去。矢尽，无以复射，短兵接。王邑父子、䠠恽、王巡战死，莽入室。下餔时，众兵上台，王揖、赵博、苗、唐尊、王盛、中常侍王参等皆死台上。商人杜吴杀莽，取其绶。校尉东海公宾就，故大行治礼，见吴问绶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陬间。”就识，斩莽首。军人分裂莽身，支节肌骨脔分，争相杀者数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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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曰：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43]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家必闻[44]，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45]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流毒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丘垅发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46]《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47]奸言，同归殊途，俱用[48]灭亡，皆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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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汉书》卷九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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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西汉末年“国家空虚，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盗贼并起”（《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而统治集团在“各从其欲，欲所无穷”（《春秋繁露·度制》）的恣肆腐败的同时，又进行着激烈的权力斗争。正是在这样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王莽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被推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上演了一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悲剧。《汉书·王莽传》正是对这一恢宏历史进程的近距离观察。《王莽传》是较全面记录王莽身世、获得政权和托古改制等重要历史信息的唯一基本史料，而组织贯穿这些史料的基本精神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作者道德价值观和所处政治环境的制约。也正因为此，就注定了王莽这个历史人物的两重悲剧性，也即王莽集团在政治实践上的失败，以及其历史地位的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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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传》上中下三卷，洋洋四万言，不仅在整部《汉书》中篇幅最长，在所有正史里也无出其右者。这一方面是因为王莽生平历经西汉末成、哀、平三帝，又与新室相终始，较长的政治活动时间必然要求较充分的篇幅来加以描述，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作者在选择叙述体裁过程中折中的结果。《汉书》在叙事体例上继承了《史记》的体裁分类，在对人物事迹的描述上主要运用“纪”和“传”的形式。《汉书》确定本纪传主主要是以是否实际控制政权为标准的，故而诸如吕后所立的少帝、王莽所立的孺子虽然都还秉持汉号，但都有名无实，所以《汉书》作者并没有为其立纪。然而《汉书》这一条分谨然的体例形式却在处理王莽史实上遇到了很大困难。一方面，如果完全按照本纪的立传标准，实际掌控政权十多年之久的王莽显然有资格立本纪，但这显然是与《汉书》整体的政治取向相违背的；另一方面，如果完全采取东汉政治环境下的“尊汉”立场，王莽当然不能进入传纪刘氏帝系的本纪系统，如此自平帝后迄于东汉立国之间的这段历史就无法完整地呈现出来，也无法体现史家的客观性。面对这一困局，《汉书》作者采取了折中策略，即以传名其名，而以纪传杂用叙其事。《王莽传》中纪传两体的运用并非混然相杂，而以王莽称帝为标志，此前以传体记之，此后则以纪体为主体。《王莽传》充分发挥了两种体例的叙事优点，在本传上卷中作者运用传体叙事详切的特点，以凝练的笔墨深入刻画了王莽的性格特点和思想取向；而在中下两卷中则采用了新室的年号纪年，充分发挥纪体条贯清晰的特点，基本展示了王莽改制的全过程。《王莽传》纪传并用的体例变化是《汉书》的一大创造，因而多受后人称扬，有人甚至誉为“全书中第一巨篇，亦为全书中第一变体”（李景星《四史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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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王莽代汉的原因时，班固指出外戚专政是最主要的原因。《汉书》的结构安排上也体现了这一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明确指出：“其述《外戚传第六十七》、《元后传第六十八》、《王莽传第六十九》，明以王莽之势成于元后，史家微意寓焉。”然而，这个判断并不可靠。元后在王莽进入权力高层的初期确有铺垫引路的作用，但平帝以后的整个政治走向已完全为王莽控制，元后只不过是个政治傀儡而已。实际上，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王莽还对红阳侯王立为代表的王氏外戚势力加以排挤。所以，支持王莽一步步完成代汉的政治势力并非是以元后为代表的外戚集团，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以刘歆、陈崇为代表的儒士集团。贯穿整个西汉，儒士集团在政治和社会影响上一直呈现出不断向上的趋势。儒士阶层政治理想的核心之一就是“圣君”治国，即董仲舒所说的“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然而，西汉后期政治的腐败，使得儒士阶层中兴起一股“厌汉”情绪。假借“五德终始”天命转授思想，禅让的政治舆论也不断高涨，以至于连哀帝都曾对其宠幸的董贤开玩笑道：“吾欲法尧禅舜，何如？”（《汉书·佞幸传》）可见这一思潮的影响力。王莽最初就是以“勤身博学”、“行甚敕备”的儒士形象登上政治舞台的。从其篡权前的言行看，王莽是以当时公认的儒士修养举止的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的。如本传中称他“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又称其妻“衣不曳地，布蔽膝”。而西汉后期名儒如王吉正是“所载不过囊衣，不畜积余财。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而贡禹自谓其妻是“糠豆不赡，裋褐不完”（《汉书·王贡两龚鲍传》）。模仿名儒的言行来提升自己的舆论资本是王莽早年惯用的政治技巧，从而达到了“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的效果。王莽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儒士集团的支持在其通达权力中心乃至于代汉成功的过程中起到了最重要的政治基础和舆论基础的作用，而王莽在此过程中也完成了由“名儒”向“圣君”形象的过渡。对此，身处社会思想发生巨大调整、对“汉”与“儒”的关系已作出新界定的东汉社会政治环境里的班固，不能不采取某种有意识的无视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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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宏大的改制运动最终以身灭政隳收场，在以班固为代表的正统儒家看来，“无道”是王莽失败的根本原因，这和东汉以来儒家维护“道”的核心地位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是相贯通的。站在两千多年后的当下语境，我们回望王莽改制的得失，对其失败大致可归纳出三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王莽集团政治整合上的失败。王莽新政权的高层统治集团本质上是拼凑而成的，仅从其篡权后的金匮封爵看，其中既有王舜、平晏、刘歆等帮助王莽禅代的核心成员，也有哀章之类政治投机分子，还有京城卖饼者王盛等纯作充数的人员。这种高层政治安排在实施禅代时作为权宜之计可以，作为政府的长期架构必然会出问题。王莽篡权后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接连发生的几起政治内讧无不与这种不合理的高层成员安排有关，这对王莽政权的稳定造成的损害不言而喻。另一方面，王莽政权的夺权仅仅是上层“革命”，西汉政权的基层组织腐败低效的现状并没有改变，这直接造成了王莽集团的各种措施在执行过程中造成“郡县赋敛，递相赇赂”。王莽失败的第二个原因在于流民问题的激化。流民在西汉一直是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其起因无外乎自然灾害或者大规模战争造成的农民失业。王莽在执政后由于不断对外征战，加之自然灾害不断，流民规模更甚于西汉末期，而王莽政权由于其自身的低效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一社会矛盾，最终导致了流民向“流贼”的转变，绿林和赤眉初起时参与者无非都是失业的贫民。第三个原因在于豪族地主的激烈反对。豪族现象至少在西汉中期就已经兴起，如武帝时的灌夫就是“宗族宾客为权利，横颍川”（《汉书·窦田灌韩传》）。豪族势力与西汉中央政权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一部分出身于商人阶层的豪族地主所拥有巨大的财富积聚往往很容易转变为对社会各阶层的控制力，进而威胁汉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破产农民往往投靠本地的豪强地主，造成政府控制的赋役人口减少。因此，无论是武帝时对豪强地主采取的强制迁徙，还是著名的“盐铁之议”，目的都在于打击豪强增强国家实力。王莽秉政后推行的井田、均输、解放私属等措施无不是针对豪强地主势力，可以说是对武帝以来政策的继承发展。这些政策必然遭到豪强地主的强烈反对，最先起事反对王莽的人中除了少部分刘氏宗室，大多数都是地方豪强。西汉后期部分豪强地主已经儒化，比如依赖宗族势力起家的光武帝刘秀，其早年“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后汉书·光武帝纪》）。这部分儒化豪强借助对话语权的控制，很快便促使社会舆论由“人心厌汉”转向了“人心思汉”，加剧了王莽政权的执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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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班固以来，王莽虽然被视为篡权贼子备受责斥，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莽采取的禅让制却成了专制皇权政治中常用的政治手段。王莽的禅让过程大致经历了舆论引导、建立封国和禅让称帝三个阶段，后世的禅代者不但继承了这一模式，更进一步使之程式化。王莽集团在篡权过程中充分利用了操纵舆论与制造天象谶纬等手段来制造权力变更的舆论氛围，这些手段在后世禅让中也广被采用。比如赵匡胤在禅代前大造舆论，以至于“京师多聚语云：‘策点检为天子。’军中知星者河中苗训，见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指谓匡胤亲吏楚昭辅曰：‘此天命也。’”（《续资治通鉴·宋纪一》）其手法与王莽不相上下。王莽在代汉前被封为安汉公并受赐“九命之锡”，由此开府建立了一整套公府机构，这一系列的公府机构的设置直接为代汉后中央政府机构的改置奠定了基础。而曹魏与司马氏禅代前，曹操受封魏公，司马昭受封晋公也都建立了自己的公府机构，作为一个禅代的过渡机构也直接受到王莽的影响。禅让之妙在于“禅”与“让”的同台表演，王莽在这个过程中的反复推让等等表现也被后世禅代者纷纷效法。比如梁武帝在禅代前，“抗表陈让，表不获通。于是，齐百官豫章王元琳等八百一十九人，及梁台侍中臣云等一百一十七人，并上表劝进。”（《梁书·武帝本纪》）看来梁武帝的演技较之王莽可谓青出于蓝胜于蓝。在专制皇权政治架构中，通过禅代来完成政权的转换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代价较小的政治运行方式，王莽确具开创之功，这一手段也成为许多后世统治集团的秘传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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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海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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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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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蚤：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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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师事：以师礼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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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敕：通“饬”，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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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且：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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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咸：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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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就第：退居私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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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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