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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始遣侍御史持节立光武为萧王，悉令罢兵诣行在所。光武辞以河北未平，不就征，自是始贰[21]于更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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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于群神。其祝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顾降命，属秀黎元[22]，为人父母，秀不敢当。群下百辟，不谋同辞，咸[23]曰：‘王莽篡位，秀发愤兴兵，破王寻、王邑于昆阳，诛王郎、铜马于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24]所归。’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秀犹固辞，至于再，至于三。群下佥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25]。’敢不敬承。”于是建元为建武，大赦天下，改鄗为高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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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丁卯，诏王莽时吏人没入为奴婢不应旧法者，皆免为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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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壬辰，大司空宋弘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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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巳，诏曰：“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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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春二月己卯，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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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十月辛巳，废皇后郭氏为中山太后，立贵人阴氏为皇后。进右翊公辅为中山王，食常山郡。其余九国公，皆即旧封进爵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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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幸章陵。修园庙，祠旧宅，观田庐，置酒作乐，赏赐。时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26]，唯直[27]柔耳。今乃能如此！”帝闻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乃悉为舂陵宗室起祠堂。有五凤凰见于颍川之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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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春正月）南单于遣使诣阙[28]贡献，奉蕃称臣；又遣其左贤王击破北匈奴，却地千余里。三月，南单于遗子入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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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申晦，日有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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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帝崩于南宫前殿，年六十二。遗诏曰：“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刺史、二千石长吏皆无[29]离城郭，无遣吏及因[30]邮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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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后汉书》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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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在新莽政权倒台的战争中，何以刘秀能够在四刘中获得成功、完成了中兴汉室的帝业？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后汉书·光武帝纪》的历史叙述提供了刘秀由太学生到成为开国皇帝的风虎云龙博弈际会，也展现了帮助他在龙争虎斗中成功的主客观条件，他的人格特性和领导才具或领导资质恰恰是关键之所在。前述四刘的共同性可以支持我们将他们置入领袖学的研究与比较之中，而刘秀的不同之处，正可显出他的成功条件。这个异同比较亦将对某些近世史观的哲学反思与意义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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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是二十四史记载的皇帝中唯一一位太学生皇帝。《尚书》是古代政治学的经典，略通《尚书》大义，受过儒家高等教育，有政治学专业知识，这是刘秀异于其他三刘的长处，也应是引领他成功的一个主观条件。但是，太学生不等同于英雄，知识不等同于能力。当乃兄刘縯正任侠养士、积极谋划复兴大业之时，刘秀只是勤于稼穑，安于田业，并无过人的表现，遑论中兴大志，故为刘縯所非笑。刘秀上京求学之行，也是出自乃兄的刺激和推动。在家族长辈的眼中，刘秀其人性格“直柔”，只是一个谨慎恭敬、没有弯弯肠子、没有机谋的乖乖囡，规矩人，不会出格，干不出惊天动地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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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此之谓英雄，含今之群众领袖与政治领袖义。为避免繁引，仅据《经籍纂诂》作一举隅，“千人曰英”，“万人者曰英”。雄，突出、杰出、超群，亦有豪之义而可互训。故古亦有英豪连词，俗称英雄豪杰，而皆与英雄同义，皆力超常人十百倍乃至千万倍之谓。英雄又有四层含义。一是单纯的自然体力，个人的武艺高强，所谓以一当十，如“十人者曰豪”，这是可能的，但个人的武艺再高强，双手以敌百、千、万拳，则是不可能的。故有第二层才能过人，所谓“才过百人曰豪”、“千人才曰豪”、“才胜万人曰英”之谓。第三层智慧，智谋过人，所谓“智过万人者曰英”云云（第四层见曹操组）。第二、三层的实义应当亦只能是指聚众率众的能力，即今领袖学所谓领导，组织、影响群众的领导才具有领袖资质。故雄原有长、帅之义，豪犹帅也。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从《后汉书·刘隆列传》中揭出一则史实，谓建武十五年有诏核检度田，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陈留吏牍有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光武不得其故。时明帝年十二，在侧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光武更诘吏，所对果如明帝言。河南南阳的度田阻力缘自帝城帝乡多近臣皇亲，连如此浅明的根由都不能解，说明刘秀聪敏不够，并非天赋英资。是风起云涌的推翻新朝的大革命大斗争的推动、激励和锤炼，才使刘秀踏上从太学生到政治领袖、开国皇帝的成长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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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王莽居摄元年（6年）安众侯刘崇率宗室举事开始，此起彼伏、由小而大、连绵不已十多年的反莽斗争与战争风起云涌。它的政治目标和口号是兴复汉室，加上“刘氏当复兴”一类宗教性的政治谶言之鼓动、指引，这些政治社会文化情境，对于宗室子弟的四刘来说，不仅是一个施展才具的政治实践场，无疑还是正面的政治资源；唯刘秀还多了份胞兄刘縯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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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成功的原因在于他善用资源。反莽兴汉大情境的社会基础与社会心理是：百姓思汉，而王莽“政令苛酷，积失百姓之心”（《后汉书·王常传》）。刘秀以“汉官威仪”进洛阳，吏士“皆欢喜不自胜”、“由是识者皆属心焉”。顺合人心，则人心归向，客观言之亦是善用“汉官”资源的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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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的另一面是不滥用。刘縯以刚毅功高遇害，这种出于君权受威胁的杀害，完全可能延及被害本主的亲兄弟刘秀。作为舂陵子弟领袖，又挟昆阳大捷之功威，集合胞兄司徒官属团队，刘秀抗礼为兄申冤，甚至兵变、分裂，都有可能，亦完全有理由。但刘秀“驰诣宛谢”，以无表现的表现，使“更始以是惭”，同时避免了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的不测风险。这表现了刘秀不滥用资源而化解危机的能力和智慧，也绝对与他的谨厚德性相关，后来他以德报怨对待更始即是最好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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