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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河内太守王匡屯兵河阳津，将以图卓。卓遣疑兵挑战，而潜使锐卒从小平津过津北，破之，死者略尽。明年，孙坚收合散卒，进屯梁县之阳人。卓遣将胡轸、吕布攻之。布与轸不相能[16]，军中自惊恐，士卒散乱。坚追击之，轸、布败走。卓遣将李傕诣坚求和，坚拒绝不受，进军大谷，距洛九十里。卓自出与坚战于诸陵墓间，卓败走，却屯黾池，聚兵于陕。坚进洛阳宣阳城门，更击吕布，布复破走。坚乃埽除宗庙，平塞诸陵，分兵出函谷关，至新安、黾池间，以截卓后。卓谓长史刘艾曰：“关东诸将数败矣，无能为也。唯孙坚小戆，诸将军宜慎之。”乃使东中郎将董越屯黾池，中郎将段煨屯华阴，中郎将牛辅屯安邑，其余中郎将、校尉布在诸县，以御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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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与百官置酒宴会，淫乐纵恣。乃结垒于长安城东以自居。又筑坞于郿，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17]老。”尝至郿行坞，公卿已下祖道于横门外。卓施帐幔饮设，诱降北地反者数百人，于坐中杀之。先断其舌，次斩手足，次凿其眼目，以镬煮之。未及得死，偃[18]转杯案间。会者战栗，亡[19]失匕箸，而卓饮食自若。诸将有言语蹉跌[20]，便戮于前。又稍诛关中旧族，陷以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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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王允与吕布及仆射士孙瑞谋诛卓。有人书“吕”字于布上，负而行于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会未央殿。卓朝服升车，既而马惊堕泥，还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从，遂行。乃陈兵夹道，自垒及宫，左步右骑，屯卫周匝，令吕布等扞卫前后。王允乃与士孙瑞密表其事，使瑞自书诏以授布，令骑都尉李肃与布同心勇士十余人，伪着卫士服于北掖门内以待卓。卓将至，马惊不行，怪惧欲还。吕布劝令进，遂入门。肃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伤臂堕车，顾大呼曰：“吕布何在？”布曰：“有诏讨贼臣。”卓大骂曰：“庸狗敢如是邪！”布应声持矛刺卓，趣[21]兵斩之。主簿田仪及卓仓头前赴其尸，布又杀之。驰赍[22]赦书，以令宫陛内外。士卒皆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长安中士女卖其珠玉衣装市酒肉相庆者，填满衔肆。使皇甫嵩攻卓弟旻于郿坞，杀得母妻男女，尽灭其族。乃尸卓于市。天时始热，卓素[23]充肥，脂流于地。守尸吏然[24]火置卓脐中，光明达曙，如是积日。诸袁门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扬之于路。坞中珍藏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锦绮缋縠纨素奇玩，积如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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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后汉书》卷七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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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董卓历来被视为凶残的典型。不过《后汉书·董卓列传》对董卓凶残的记述，都是在其入洛阳以后。董卓的一生，大体以入京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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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董卓，只是个军事人物，是一个与边疆民族羌胡进行长期战争而成长起来的镇边猛将。他的久征惯战与其早年生活环境、个人的特殊素质及工作经历都有关联。董卓，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临洮为东汉边疆及多种民族杂处之地。董卓“少尝游羌中，尽与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诸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为杀耕牛，与共宴乐”，有一种粗野式的豪放。董卓“以健侠知名”，又担任过巡守边塞、抗捕盗贼的基层武职，因为“膂力过人，双带两鞬，左右骑射，为羌胡所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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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发展，往往表现在关键的几步。董卓的一生有两处关键的转折。早年的转折是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两汉以来，郎官署不仅是中央警卫军官团，更是中高级官吏的养成所。中央郎官的履历，为董卓打开了从基层进入中高层官吏晋升的空间。此后，董卓积军功而任并州刺史、河东太守等守边长吏之职，直至拜将封侯，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冬，董卓以破虏将军封斄乡侯，中平五年为前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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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将、校在位者多凉州人”，李傕、郭汜辈皆为其手下的猛将、勇夫；所率领的皆为羌胡兵，战斗力高强，是一支震悚天下的精兵。郑泰所谓“天下之权勇，今见在者不过并、凉、匈奴、屠各、湟中、义从、八种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董卓）权以为爪牙，壮夫震栗”（张璠《汉纪》）。董卓与这支羌胡精兵朝夕相处，岁时久远，关系非同一般，他自称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亲近一体，实际上视之为他的政治资本，董卓终于成为西凉军事集团的领袖。因此，董卓敢于挟“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要挟朝廷，“逆命”不就司空之职，抗命拒绝交出君权，成为“朝廷不能制，颇以为虑”的巨大威胁。董卓并非没有政治野心，郑太（即郑泰）劝何进止招卓时即指出“董卓强忍寡义，志欲无厌”（《后汉书·郑太列传》），由是“驻兵河东，以观时变”，对中央政权虎视眈眈。于此，时人观察甚明，董卓“以京师昏乱，踌躇不进，此怀奸也”（《后汉书·皇甫嵩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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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何进不私招董卓参与诛宦，也许董卓无法乘虚入京，永远只是一个拥兵自雄“怀奸”的地方大军阀。然而，历史一旦跨出一步即成事实，便无可挽回，这个私招促成了董卓一生的第二次大转折。董卓抓住了这个私招的机会，打开了满足政治野心、恶性控制中央政权而肆虐的大门，这是一步恶的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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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步恶的大转折，透现出董卓现象的又一典型特点与意义。董卓是个窃取诛宦胜利果实的政治掮客。董卓入京，捡了政治和军事的两个大便宜：其一，当其入京时，诛宦政变已经取得成功，董卓不动一刀一枪便于城西奉迎少帝及陈留王，实际上控制了东汉王室；其二，董卓不过步骑三千，略施计谋以虚张声势，制造威胁气氛，“寻而何进及弟苗所领部曲皆归于卓，卓又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而并其众”，收编了两支人马，于是“卓兵士大盛”。由是，董卓得以擅自废少帝而立献帝，牢牢控制了东汉政权。臣行君权，破坏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合法性纲常制度和政治秩序，这当然是对最高权力的窃取，既不合法也不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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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不合法不正当的窃权运用，必伴随作恶并成正比增长，即“窃权作恶”，这是董卓现象表现出的又一特点与意义。董卓窃权后恣意肆虐作恶，历史上具有极大的恶名。于此范书不吝笔墨，不捐细节：“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掳资物，谓之‘搜牢’……及何后葬，开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奸乱公主，妻略宫人，虐刑滥罚，睚眦必死……卓尝遣军至阳城，时人会于社下，悉令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而还”，以致“人情崩恐，不保朝夕”，“群僚内外莫能自固”。董卓所为乃是十足的国家恐怖主义、土匪主义，整个董卓凉州政治军事集团成了以屠戮为性的恐怖盗匪集团。即使西退自守郿坞，董卓还忘不了杀人取乐：“卓施帐幔饮设，诱降北地反者数百人，于坐中杀之。先断其舌，次斩手足，次凿其眼目，以镬煮之。未及得死，偃转杯案间。会者战栗，亡失匕箸，而卓饮食自若。诸将有言语蹉跌，便戮于前。”凶残无比，绝无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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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的恶政是全面性的。选文“开文陵”及“又坏五铢钱”以下云云，就是范书对其破坏经济、金融、文物和民生的记录。凉州集团高强的战斗力也转化为巨大的破坏力，其对社会的破坏是毁灭性的，董卓“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屯留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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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笑的是，董卓窃僭最高权力，竟然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淫乐纵恣。董卓筑坞于郿也是历史上一个有名的故事。他于郿坞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天下未定决胜，就守坞淫乐以待事成，完全是窃取诛宦成果以来机会主义心态以及抢了一票就忙着追求宴乐的土匪意识的流露；“关东兵盛，卓惧”（《后汉书·朱儁列传》），同时也反映出他缺乏与关东群雄博弈的意志和勇气。这样一个屠夫恶贼，客观上又无曹操“治世之能臣”的一面，其进取缘于侥幸，其最终失败倒也迅速，宜乎哉！一朝遭杀，“士卒皆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酒肉相庆，填满街肆，亦宜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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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追理陈、窦及诸党人案，以及擢用群士的行为，范书行文透射得很清楚，乃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尊贤用士价值意识之深久，纵然残暴无道如董卓者也不敢公然与之背道而驰，“犹忍性矫情”，不得不“以从人望”。唯此不能抵消董卓个人的罪恶于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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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董卓为凶残的典型，是历史（事实）判断，也是道德判断。这是无法以简单化的视角来模糊与消解的，也没有任何可以为之辩解的理由。善恶之分本就简单，善就是善，恶就是恶。对董卓这样一个令人发指、死后被士民自发焚尸扬灰的凶残典型，《后汉书·董卓列传》的实录表明：中国传统史学是绝不拒绝与屏绝善恶价值意识和判断的。这不是坏传统，恰恰是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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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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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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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尝：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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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遗：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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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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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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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率：大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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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寻：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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