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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戊子夜，使冗从仆射李昭等发甲[3]于陵云台，召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出怀中黄素诏示之，戒严俟[4]旦。沈、业驰告于帝，帝召护军贾充等为之备[5]。天子知事泄，帅左右攻相府，称有所讨，敢有动者族诛。相府兵将止不敢战，贾充叱诸将曰：“公畜养汝辈，正为今日耳！”太子舍人成济抽戈犯跸[6]，刺之，刃出于背，天子崩于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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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召百僚谋其故，仆射陈泰不至。帝遣其舅荀舆致[7]之，延于曲室，谓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腰斩贾充，微[8]以谢[9]天下。”帝曰：“卿更思其次。”泰曰：“但见其上，不见其次。”于是归罪成济而斩之。太后令曰：“昔汉昌邑王以罪发为庶人，此兒亦宜以庶人礼葬之，使外内咸[10]知其所行也。”杀尚书王经，贰于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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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申，帝奏曰：“故高贵乡公帅从驾人兵，拔刃鸣鼓向臣所[11]，臣惧兵刃相接，即敕将士不得有所伤害，违令者以军法从事。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济入兵阵，伤公至陨[12]。臣闻人臣之节，有死无贰，事[13]上之义，不敢逃难。前者变故卒[14]至，祸同发机，诚欲委[15]身守死，惟命所裁。然惟本谋，乃欲上危皇太后，倾覆宗庙。臣忝当元辅，义在安国，即骆驿[16]申敕，不得迫近舆辇。而济妄入阵间，以致大变，哀怛痛恨，五内摧裂。济干国乱纪，罪不容诛，辄收[17]济家属，付廷尉。”太后从之，夷济三族。与公卿议，立燕王宇之子常道乡公璜为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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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春二月丁丑，天子复命帝如前，又固让。三月，诏大将军府增置司马一人，从事中郎二人，舍人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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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帝将伐蜀，乃谋众曰：“自定寿春已来，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虏。略[18]计取吴，作战船，通水道，当用千余万功，此十万人百数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湿，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势也。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郡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过五万。今绊[19]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彼若婴[20]城守险，兵势必散，首尾离[21]绝。举大众以屠城，散锐卒以略[22]野，剑阁不暇[23]守险，关头不能自存。以刘禅之暗[24]，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征西将军邓艾以为未有衅[25]，屡陈异议。帝患[26]之，使主簿师纂为艾司马以喻[27]之，艾乃奉命。于是征四方之兵十八万，使邓艾自狄道攻姜维于沓中，雍州刺史诸葛绪自祁山军[28]于武街，绝维归路，镇西将军钟会帅前将军李辅、征蜀护军胡烈等自骆谷袭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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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八月，军发洛阳，大赉[29]将士，陈师誓众。将军邓敦谓蜀未可讨，帝斩以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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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又使天水太守王颀攻维营，陇西太守牵弘邀[31]其前，金城太守杨颀趣[32]甘松。钟会分为二队，入自斜谷，使李辅围王含于乐城，又使部将易恺攻蒋斌于汉城。会直指阳安，护军胡烈攻陷关城。姜维闻之，引还，王颀追败维于强川。维与张翼、廖化合军守剑阁，钟会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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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邓艾帅万余人自阴平逾绝险至江由，破蜀将诸葛瞻于绵竹，斩瞻，传首。进军雒县，刘禅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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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春二月甲辰，朐䏰县献灵龟，归于相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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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四月，孙皓使纪陟来聘，且献方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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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天子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虡宫悬，位在燕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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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八月辛卯，帝崩于露寝，时年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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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癸酉，葬崇阳陵，谥曰文王。武帝受禅，追尊号曰文皇帝，庙称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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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臣曰：世宗以睿略创基，太祖以雄才成务。事殷之迹空存，翦[33]商之志弥远，三分天下，功业在焉。及逾剑销氛，浮[34]淮静乱，桐宫胥[35]怨，或所不堪。若乃体以名臣，格之端揆，周公流连于此岁，魏武得意于兹日。轩悬之乐，大启南阳，师挚之图，于焉北面。壮矣哉，包举天人者也！为帝之主，不亦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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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晋书》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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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公元254年，司马氏取代曹魏的政治进程进入了关键时期。这一年年初，魏帝曹芳与中书令李丰、光禄大夫张缉等人密谋，欲以夏侯玄代替司马师辅政。司马师闻讯，立即组织反击，杀死李丰、张缉、夏侯玄等人，九月，废掉魏帝曹芳，另立曹髦。不料按下葫芦起了瓢，次年正月，镇东大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起兵反对司马师。司马师率师亲征，虽然平定了叛军，却因旧病复发，且日益加重，病死在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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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绝望中的魏帝曹髦似乎又看到了反扑的机会。他下了一道诏书，以东南刚刚平定为借口，命司马昭镇守许昌，让尚书傅嘏率六军回京师。曹髦想用这个机会使司马昭与军队分离，趁机剥夺他的兵权。这种小儿科的把戏当然蒙骗不了深谙权谋的司马昭，他并没有执行曹髦的诏书，而是与傅嘏一起亲自率军回洛阳。曹髦的如意算盘落空，只好让司马昭继任大将军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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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司马氏与曹氏政治斗争的关键回合，这个回合的胜利，使军权牢牢掌握在司马昭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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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司马懿到司马昭，司马氏进入了这样一种怪圈：他们在加强自己权力、巩固自己地位的斗争中，不断地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然而这些胜利并没有给他们定下心来享受的机会，而是逼迫他们必须面对新的斗争，赢得新的胜利，否则，他们所取得的胜利都将前功尽弃。推动司马氏在这种怪圈中旋转的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反对司马氏专权的曹魏旧臣。他们有的与曹魏宗室关系密切，如李丰是皇室亲家，张缉是皇室外戚。他们眼见司马氏的权力越来越大，自己的权力地位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所以图谋限制司马氏的势力，而斗争的结果又把更多的反对力量裹了进来。例如毌丘俭，与夏侯玄、李丰等人关系甚密，夏侯玄、李丰被杀，毌丘俭为自身安全考虑，自然要起兵反对司马师。另一种是曹魏皇帝，因为司马氏势力的壮大，是以削弱皇帝的权力为前提的，二者的关系呈此消彼长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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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氏面对这两种力量，在政治和军事上占有优势。在政治上，他们得到了世家大族的支持；军事上，他们控制着国家武装；然而在名分上，司马氏毕竟是臣子，臣子时时威胁着君主的安全，便违反了“忠”的道德准则；在道义上则授反对派以把柄，使他们兴兵讨伐有了义正词严的口号。毌丘俭起兵，宣布司马师十一大罪状，其中“坐拥强兵，无有臣礼”、“为臣不忠，为子不孝”、“目无君主”、“矫诏废主”、“逼恐至尊”、“慢待君主，不奉法度”，每一条都把司马氏逼到了道义上的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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