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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允，字伯恭，勃海人也。祖泰，在叔父湖《传》。父韬，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敬慕。为慕容垂太尉从事中郎。太祖平中山，以韬为丞相参军。早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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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少孤夙成[1]，有奇度，清河崔玄伯见而异之，叹曰：“高子黄中内润，文明外照，必为一代伟器，但恐吾不见耳。”年十余，奉祖父丧还本郡，推[2]财与二弟而为沙门，名法净。未久而罢。性好文学，担笈[3]负书，千里就业。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春秋公羊》。郡召功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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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著作令史闵湛、郄性巧佞，为浩信待。见浩所注《诗》、《论语》、《尚书》、《易》，遂上疏，言马、郑、王、贾虽注述《六经》，并多疏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内诸书，藏之秘府。班[4]浩所注，命天下习业。并求敕浩注《礼传》，令后生得观正义。浩亦表荐湛有著述之才。既而劝浩刊所撰国史于石，用垂不朽，欲以彰浩直笔之迹。允闻之，谓著作郎宗钦曰：“闵湛所营，分寸之间，恐为崔门万世之祸。吾徒无类矣。”未几而难[5]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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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浩之被收[6]也，允直[7]中书省。恭宗使东宫侍郎吴延召允，仍留宿宫内。翌日，恭宗入奏世祖，命允骖乘[8]。至宫门，谓曰：“入当见至尊，吾自导卿。脱[9]至尊有问，但依吾语。”允请曰：“为何等事也？”恭宗曰：“入自知之。”既入见帝。恭宗曰：“中书侍郎高允自在臣宫，同处累年，小心密慎，臣所委[10]悉。虽与浩同事，然允微贱，制由于浩。请赦其命。”世祖召允，谓曰：“《国书》皆崔浩作不？”允对曰：“《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撰。《先帝记》及《今记》，臣与浩同作。然浩综务处多，总裁而已。至于注疏，臣多于浩。”世祖大怒曰：“此甚于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严重[11]，允是小臣，迷乱失次耳。臣向备[12]问，皆云浩作。”世祖问：“如东宫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谬参著作，犯逆天威，罪应灭族，今已分死，不敢虚妄。殿下以臣侍讲日久，哀臣乞命耳。实不问臣，臣无此言。臣以实对，不敢迷乱。”世祖谓恭宗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难，而能临死不移，不亦难乎！且对君以实，贞臣也。如此言，宁失一有罪，宜宥[13]之。”允竟得免。于是召浩前，使人诘浩。浩惶惑不能对。允事事申明，皆有条理。时世祖怒甚，敕允为诏，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为，频诏催切。允乞更一见，然后为诏。诏引前，允曰：“浩之所坐[14]，若更有余衅，非臣敢知。直[15]以犯触，罪不至死。”世祖怒，命介士执[16]允。恭宗拜请。世祖曰：“无此人忿朕，当有数千口死矣。”浩竟族灭，余皆身死。宗钦临刑，叹曰：“高允其殆[17]圣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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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宗后让[18]允曰：“人当知机，不知机，学复何益？当尔之时，吾导卿端绪，何故不从人言，怒帝如此。每一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东野凡生，本无宦意。属[19]休延之会，应旌弓之举，释褐凤池，仍参麟阁，尸素官荣，妨贤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戒，今之所以观往，后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举动，莫不备载，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荣曜当时，孤负圣恩，自贻灰灭。即浩之迹，时有可论。浩以蓬蒿之才，荷栋梁之重，在朝无謇谔[20]之节，退私无委蛇[21]之称，私欲没其公廉，爱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责也。至于书朝廷起居之迹，言国家得失之事，此亦为史之大体，未为多违。然臣与浩实同其事，死生荣辱，义无独殊。诚荷殿下大造之慈，违心苟免，非臣之意。”恭宗动容称叹。允后与人言，我不奉东宫导旨者，恐负翟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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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初法严，朝士多见杖罚。允历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余年，初无谴咎。初，真君中以狱讼留滞，始令中书以经义断诸疑事。允据律评刑，三十余载，内外称平[22]。允以狱者民之命也，常叹曰：“皋陶至德也，其后英蓼先亡，刘项之际，英布黥而王。经世虽久，犹有刑之余衅。况凡人能无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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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魏书》卷四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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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高允，字伯恭，出身于北方著名士族渤海高氏家族。北魏太武帝神䴥三年（430年）始出仕，历事太武、景穆、文成、献文、孝文五帝，居宦显耀，以近百岁高龄卒于孝文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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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允亦是北魏前期一位在汉化进程中有突出贡献的人物，他博通经术，反对靡费之风，要求革除鲜卑族的婚娶丧葬旧习，禁止纵酒取乐之陋俗，欲定礼仪，以恢复汉民族的礼乐教化。他所倡导建立的乡学，打破了此前仅设立国学、太学的局限，有助于北朝经学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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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允以谨慎低调的处世姿态著称，这是他得以在朝廷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但高允作为北魏士大夫，亦有北朝儒士之气节与理想，故固执之性实所难免，原则面前，绝不屈身。他坚持以实笔记史，即使面临灭族大祸，宁可受死，也不愿推脱自己的修史之责，并且极力为崔浩的实录精神辩护。后来，他力谏高宗依礼教移风易俗，言辞激烈，甚至有“帝所不忍闻者”，然而高允还是晨出暮入，颇有不肯罢休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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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之案中，高允有惊无险，大难面前，有东宫为他求情。他的德行之高，众人称道，名声播于四远。高允以成功者的姿态活到了九十八岁，恩荫连及子孙，令人歆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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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允与崔浩同为北朝士族，何以结局却迥然不同？恐怕这是高允的生存智慧所使然。他深悉鲜卑统治下的现实处境，因而以低调沉稳的处世姿态谨慎行事。据他自己说，就是“东野凡生，本无宦意”，“尸素官荣，妨贤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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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允敏锐地意识到朝堂之上当谦卑行事，甚至清楚地预见到了崔浩的结局，当他看到崔浩坚持要让自己举荐的人担任郡守而与恭宗争执时，就说道：“崔公其不免乎？”后来，他看到崔浩刊刻国史，即认识到崔浩的末日已近。崔浩受诛之后，他认为崔浩修史无咎，罪责实在于“以蓬蒿之才，荷栋梁之重，在朝无謇谔之节，退私无委蛇之称，私欲没其公廉，爱憎蔽其直理”。高允这番说辞意在将崔浩的根本死因归结于其人品行的恶劣。但深思此言，可知所言并非尽然。高允评崔浩“以蓬蒿之才，荷栋梁之重”，除了文人相轻之积习使然外，他自己与崔浩为人处世态度的差异也是重要的一个因素。至于对崔浩人格的根本否定，实在难以令人信服，崔浩除了狂妄自大的性格弱点外，并非奸恶之人。高允对崔浩作出这样的评价，当是深知崔浩与群臣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龃龉，而崔浩的狂妄之势也让高允深感厌恶，同时他又不想从修史方面寻找崔浩的罪责，故丑化崔浩以维护群臣，这正是高允在政治领域的圆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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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崔浩相反，高允明哲保身，无欲无求。他为帝王颇多献谋，却“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甚至“常使诸子樵采自给”。他“既不蒙褒异，又终身不言”，终能官宦显耀，保己全身，并有效地推进了北魏的汉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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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允升迁困难，在长时间里都过着清贫的生活，恐怕这与“国史之狱”有着密切的关系。高允虽然免于一死，但作为点燃胡汉矛盾导火索的实际参与者，他受到了相当严重的猜忌。这一事件使得高允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尽可能地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高允在为官早期就能准确地预见崔浩遭受显戮的结局，可知他本身即深明事理。然而，作为《国书》的修撰者，高允仍旧坚持以实录的态度书写鲜卑颇为不堪的早期历史，并始终为这种精神辩护，这正是汉族士大夫史学传统的气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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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允与崔浩委身异族统治，身陷民族矛盾，两人却又丰才博学，身怀恢复汉族名教之理想，在这种政治理念上，两者并无二致。只是高允深谙时势，低调行事，是非愠喜不露形外，以高超的见识、高明的处事能力与高深的德行卒遇明主，蒙获重用，成功推进了汉文化的传播，又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获得自全。高允之成功如此，令人称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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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管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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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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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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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推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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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笈：放书的小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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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班：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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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难：灾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