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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尝建议无事时徙兵内地,不报[16]。至是,请:“罢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兖、郓、齐、濮、曹、济诸郡,设[17]有警,无后期之忧。借曰戍兵不可遽[18]减,请训练义勇,少给糇粮,每岁之费,不当屯兵一月之用,一州之赋,则所给者多矣。”不报。徙知瀛州,诸州以公钱贸易,积岁所负十余万,悉奏除之。以丧子乞便郡,知扬州,徙庐州,迁刑部郎中。坐[19]失保任,左授兵部员外郎、知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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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官,徙江宁府,召权知开封府,迁右司郎中。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20]不到,有阎罗包老。”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21]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中官势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适[22]京师大水,拯乃悉毁去。或持地券自言有伪增步数者,皆审验劾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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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奏曰:“东宫虚位日久,天下以为忧,陛下持久不决,何也?”仁宗曰:“卿欲谁立?”拯曰:“臣不才备位,乞豫[23]建太子者,为宗庙万世计也。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无子,非邀[24]福者。”帝喜曰:“徐当议之。”请裁抑内侍,减节冗费,条责诸路监司,御史府得自举属官,减一岁休暇日,事皆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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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方平为三司使,坐买豪民产,拯劾奏罢之;而宋祁代方平,拯又论之;祁罢,而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欧阳修言:“拯所谓牵牛蹊[25]田而夺之牛,罚已重矣,又贪其富,不亦甚乎!”拯因家居避命,久之乃出。其在三司,凡诸管库供上物,旧皆科率外郡,积以困民。拯特为置场和市,民得无扰。吏负钱帛多缧[26]系,间辄逃去,并械其妻子者,类皆释之。迁给事中,为三司使。数日,拜枢密副使。顷之,迁礼部侍郎,辞不受,寻以疾卒,年六十四。赠礼部尚书,谥孝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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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性峭直,恶[27]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28]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尝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29]孙也。”初,有子名繶,娶崔氏,通判潭州,卒。崔守死,不更嫁。拯尝出其媵,在父母家生子,崔密抚其母,使谨视之。繶死后,取媵子归,名曰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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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宋史》卷三百一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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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提起包拯,人们不禁想到的是那个铁面无私、不畏强权、惩奸治恶、廉洁奉公的“黑脸”英雄人物。历史上的包拯以善断和无私名留史册,从宋元到明清乃至当下,包拯形象不断被“理想化”和“脸谱化”,甚至出现了专门研究他的“包公文化”,那么包拯缘何成为历史的箭垛和万千民众心中的“大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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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从《宋史》中去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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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包拯列传》所记载的包拯远没有小说《三侠五义》中的包公来的丰富多彩,或者说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杜撰和附会了很多。《宋史》中所记载的包拯主要是他在仁宗朝为官二十多年的经历,涉及其在民政、监察、理财及军政诸方面的表现。从文本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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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忠孝。包公二十九岁考中进士,官拜大理寺评事(相当于地方法院记事员),出任建昌(今江西永修)知县,因为父母年事已高,他推辞不去就职。后调任和州(今安徽马鞍山)监税,父母不愿随行,他便辞官回家奉养。过了几年,双亲相继去世,包拯就在墓旁造屋居住,守孝三年,到守丧期满,仍然不忍离去,邻里父老多次来劝才结束守丧。三十九岁才步入仕途,为官从政二十六年,为官刚毅,惩治奸庸,疾恶如仇,为百姓请命,为朝廷尽忠。包拯逝世后,仁宗皇帝赐以“孝肃”谥号,以褒奖他忠孝两全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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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善断。《宋史》中有这样一则记载,包拯在天长(在今安徽)做知县时,有个小偷割了当地一人家的牛舌,失主来县衙上诉,包拯对那个农民说回去之后把牛杀了卖掉,割牛舌的人自然会出现。农民将信将疑地回去按着包拯的话做,没想到第二天就有人来报案,说有人私自宰杀耕牛,触犯法律,请求处理。包拯镇定地对这个人说:“你为什么割了人家的牛舌又反过来诬告他呢?”盗窃者听后十分惊惧,当场就服罪了。这则小故事发生在包拯最初踏上仕途任上,故事言语不多,但那个重视逻辑推理,具有敏锐洞察力和高超决断力的包公形象立马就鲜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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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清廉。关于包拯的这个品质,在其传记中也有一个故事。书中记载,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当地出产上好的砚台,以前的州官往往借向朝廷进贡之名,从这里索取几十倍的进贡量去巴结权贵。包拯调任知州后,为了杜绝这种不良风气,下令只做足进贡数量的砚台,他在那里一年任期届满,没有拿一方端砚回来,成为千古廉洁佳话。后来包拯调任到开封做知府,人们把包拯的笑脸比作黄河水变清那样难得见到,儿童妇女也知道他的名字,称他为“包待制”。京城也流传一句话叫“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意思是说没有钱疏通关系不要紧,还有阎王老爷和包老爷做主。包拯一生清正廉洁,两袖清风。在他死后,仁宗皇帝亲自到包拯家中祭奠,看到包拯“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饭食,虽贵,如初宦时”,感慨不已。当时朝廷对他的评价是“识清气劲,直而不挠,凛乎有岁寒之操”。吴奎在包拯的墓志铭中称其“峻节高志,凌乎青云。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自始及终,言行必一。”北宋名臣欧阳修对他的品格操行敬服赞佩,称其“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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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包拯身上集结了大量儒家思想的精髓,儒家所倡导的忠孝礼义无一不在他身上有所体现。纵观包拯仕宦时期的种种作为和在奏议中所提出的一系列主张,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个终极目标——“以民为本”。那么为何民本思想会成为他所关切的重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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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不得不说一下包拯所生活的那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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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生于真宗朝,而成于仁宗朝,宋朝实行重文轻武的国家体制,恪守祖宗之法,在二帝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对内轻徭薄赋、省刑约法,对外不生边事、妥协外交,把国内的政治安定与经济发展放到首位,在社会各方面发展上取得了成功,因而出现了一个太平治世。但是在治世的背后却出现了很多的积弊,最为突出的就是三冗问题,因此在朝廷中要求实行改革消除积弊便成了当时强烈的呼声,涌现出了如范仲淹(以及神宗朝大名鼎鼎的王安石)等一大批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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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生活在这样一个革新的朝代,他的思想理念、行为方式、政治抱负、治国策略必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虽然包拯未曾提出宏大而系统的改革理论,但从记载内容来看其具备着实干精神。政治上反对因循姑息,主张澄清吏治,选任贤才,裁抑特权;经济上反对横征暴敛,主张轻徭薄赋,宽解民力;军事上反对松弛武备,主张精选帅臣,训练士兵。总之,形成了一套别具特色的“包式”治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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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从儒家的民本思想出发,强调“国以民为本,民以安为急,安之之道在于择官吏、宽赋役”。当然,他的民本思想总体来看乃是固本,即维护国家统治,所谓“大本不固,则国家从何而安哉!”包拯的安民固本思想与措施满足了百姓的基本要求,体现了古代的民主精神,所以赢得了黎民百姓的爱戴,这或许也是包公文化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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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现代社会秉承以法治国,而非古代的人治社会,国情虽有不同,但民情始终如一,人民群众对于“青天”的呼声也始终如一,这或许就是我们继承和发扬包公文化最大的现实价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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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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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拜官受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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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裴徊: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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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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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寻: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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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服:招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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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遗: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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