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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尝建议无事时徙兵内地，不报[16]。至是，请：“罢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兖、郓、齐、濮、曹、济诸郡，设[17]有警，无后期之忧。借曰戍兵不可遽[18]减，请训练义勇，少给糇粮，每岁之费，不当屯兵一月之用，一州之赋，则所给者多矣。”不报。徙知瀛州，诸州以公钱贸易，积岁所负十余万，悉奏除之。以丧子乞便郡，知扬州，徙庐州，迁刑部郎中。坐[19]失保任，左授兵部员外郎、知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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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官，徙江宁府，召权知开封府，迁右司郎中。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20]不到，有阎罗包老。”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21]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中官势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适[22]京师大水，拯乃悉毁去。或持地券自言有伪增步数者，皆审验劾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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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奏曰：“东宫虚位日久，天下以为忧，陛下持久不决，何也？”仁宗曰：“卿欲谁立？”拯曰：“臣不才备位，乞豫[23]建太子者，为宗庙万世计也。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无子，非邀[24]福者。”帝喜曰：“徐当议之。”请裁抑内侍，减节冗费，条责诸路监司，御史府得自举属官，减一岁休暇日，事皆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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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方平为三司使，坐买豪民产，拯劾奏罢之；而宋祁代方平，拯又论之；祁罢，而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欧阳修言：“拯所谓牵牛蹊[25]田而夺之牛，罚已重矣，又贪其富，不亦甚乎！”拯因家居避命，久之乃出。其在三司，凡诸管库供上物，旧皆科率外郡，积以困民。拯特为置场和市，民得无扰。吏负钱帛多缧[26]系，间辄逃去，并械其妻子者，类皆释之。迁给事中，为三司使。数日，拜枢密副使。顷之，迁礼部侍郎，辞不受，寻以疾卒，年六十四。赠礼部尚书，谥孝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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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性峭直，恶[27]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28]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尝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29]孙也。”初，有子名繶，娶崔氏，通判潭州，卒。崔守死，不更嫁。拯尝出其媵，在父母家生子，崔密抚其母，使谨视之。繶死后，取媵子归，名曰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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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宋史》卷三百一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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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提起包拯，人们不禁想到的是那个铁面无私、不畏强权、惩奸治恶、廉洁奉公的“黑脸”英雄人物。历史上的包拯以善断和无私名留史册，从宋元到明清乃至当下，包拯形象不断被“理想化”和“脸谱化”，甚至出现了专门研究他的“包公文化”，那么包拯缘何成为历史的箭垛和万千民众心中的“大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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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从《宋史》中去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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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包拯列传》所记载的包拯远没有小说《三侠五义》中的包公来的丰富多彩，或者说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杜撰和附会了很多。《宋史》中所记载的包拯主要是他在仁宗朝为官二十多年的经历，涉及其在民政、监察、理财及军政诸方面的表现。从文本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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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忠孝。包公二十九岁考中进士，官拜大理寺评事（相当于地方法院记事员），出任建昌（今江西永修）知县，因为父母年事已高，他推辞不去就职。后调任和州（今安徽马鞍山）监税，父母不愿随行，他便辞官回家奉养。过了几年，双亲相继去世，包拯就在墓旁造屋居住，守孝三年，到守丧期满，仍然不忍离去，邻里父老多次来劝才结束守丧。三十九岁才步入仕途，为官从政二十六年，为官刚毅，惩治奸庸，疾恶如仇，为百姓请命，为朝廷尽忠。包拯逝世后，仁宗皇帝赐以“孝肃”谥号，以褒奖他忠孝两全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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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善断。《宋史》中有这样一则记载，包拯在天长（在今安徽）做知县时，有个小偷割了当地一人家的牛舌，失主来县衙上诉，包拯对那个农民说回去之后把牛杀了卖掉，割牛舌的人自然会出现。农民将信将疑地回去按着包拯的话做，没想到第二天就有人来报案，说有人私自宰杀耕牛，触犯法律，请求处理。包拯镇定地对这个人说：“你为什么割了人家的牛舌又反过来诬告他呢？”盗窃者听后十分惊惧，当场就服罪了。这则小故事发生在包拯最初踏上仕途任上，故事言语不多，但那个重视逻辑推理，具有敏锐洞察力和高超决断力的包公形象立马就鲜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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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清廉。关于包拯的这个品质，在其传记中也有一个故事。书中记载，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当地出产上好的砚台，以前的州官往往借向朝廷进贡之名，从这里索取几十倍的进贡量去巴结权贵。包拯调任知州后，为了杜绝这种不良风气，下令只做足进贡数量的砚台，他在那里一年任期届满，没有拿一方端砚回来，成为千古廉洁佳话。后来包拯调任到开封做知府，人们把包拯的笑脸比作黄河水变清那样难得见到，儿童妇女也知道他的名字，称他为“包待制”。京城也流传一句话叫“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意思是说没有钱疏通关系不要紧，还有阎王老爷和包老爷做主。包拯一生清正廉洁，两袖清风。在他死后，仁宗皇帝亲自到包拯家中祭奠，看到包拯“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饭食，虽贵，如初宦时”，感慨不已。当时朝廷对他的评价是“识清气劲，直而不挠，凛乎有岁寒之操”。吴奎在包拯的墓志铭中称其“峻节高志，凌乎青云。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自始及终，言行必一。”北宋名臣欧阳修对他的品格操行敬服赞佩，称其“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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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包拯身上集结了大量儒家思想的精髓，儒家所倡导的忠孝礼义无一不在他身上有所体现。纵观包拯仕宦时期的种种作为和在奏议中所提出的一系列主张，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个终极目标——“以民为本”。那么为何民本思想会成为他所关切的重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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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不得不说一下包拯所生活的那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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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生于真宗朝，而成于仁宗朝，宋朝实行重文轻武的国家体制，恪守祖宗之法，在二帝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对内轻徭薄赋、省刑约法，对外不生边事、妥协外交，把国内的政治安定与经济发展放到首位，在社会各方面发展上取得了成功，因而出现了一个太平治世。但是在治世的背后却出现了很多的积弊，最为突出的就是三冗问题，因此在朝廷中要求实行改革消除积弊便成了当时强烈的呼声，涌现出了如范仲淹（以及神宗朝大名鼎鼎的王安石）等一大批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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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生活在这样一个革新的朝代，他的思想理念、行为方式、政治抱负、治国策略必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虽然包拯未曾提出宏大而系统的改革理论，但从记载内容来看其具备着实干精神。政治上反对因循姑息，主张澄清吏治，选任贤才，裁抑特权；经济上反对横征暴敛，主张轻徭薄赋，宽解民力；军事上反对松弛武备，主张精选帅臣，训练士兵。总之，形成了一套别具特色的“包式”治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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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从儒家的民本思想出发，强调“国以民为本，民以安为急，安之之道在于择官吏、宽赋役”。当然，他的民本思想总体来看乃是固本，即维护国家统治，所谓“大本不固，则国家从何而安哉！”包拯的安民固本思想与措施满足了百姓的基本要求，体现了古代的民主精神，所以赢得了黎民百姓的爱戴，这或许也是包公文化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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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现代社会秉承以法治国，而非古代的人治社会，国情虽有不同，但民情始终如一，人民群众对于“青天”的呼声也始终如一，这或许就是我们继承和发扬包公文化最大的现实价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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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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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拜官受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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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裴徊：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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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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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寻：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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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服：招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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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遗：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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