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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朝内政修明，经济成就卓绝，但这一切却无法化解南宋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孝宗外攘夷狄，锐意恢复，但壮志未酬。张浚、虞允文之后，孝宗并没有放弃北伐恢复之志，但“用兵之意弗遂而终”。一国之君都无法实现自己的中兴之志，原因必然是十分复杂的。孝宗的“愚孝”是个致命的缺点，太上皇随时可能的大加干预，每每使得南宋丧失难得的反攻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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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迫之者，激之成也”。女真人离开了他们原有的居住地，沉湎于汉文化地区丰富的物质文明之中，宋人萎靡不振的病毒也感染了女真人，消除了他们原有的勇猛凶暴的血性。金世宗满足于现状，也无力南侵，遂不再考虑侵宋，转而防备南宋北进，世宗每戒群臣“积钱谷，谨边备”，并说“吾恐宋人之和，终不可恃”，颇为忌惮孝宗的一番作为。宋人虽已失去大河与山脉的艰险阻塞，但女真不再大肆南侵，不再构成对宋廷的迫切威胁，因而，占据了文雅柔弱江南地区的南宋更是没有了北伐的愿望。南宋大臣们满足于现状，孝宗再也得不到张浚、虞允文那样的主战派大臣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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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政治社会危机都是制度问题，南宋军事屡败的根源是继承自北宋开国以来所确立的“守内虚外，重文轻武”这一原则。南宋政权建立之后，对外要应对南侵的金兵，对内要平定流寇集团，武将的地位有所提高，拥有较多军事指挥权和固定的地盘，甚至还拥有较固定的军队。武将对儒生较为轻视，南宋政府越来越感觉武官存在着尾大不掉之势，遂有绍兴七年（1137年）至十二年相继罢黜刘光世、韩世忠、岳飞、张俊四名大将兵权之举，又走到“重文轻武”的老路上去。守内虚外的表现之一是采取消极的防御政策，张浚、虞允文之后，尤其是孝宗晚年，再图进取的雄心壮志已渐失。守内虚外的重点是消灭政权内部威胁皇权的力量，宋孝宗数次易相即是此一政策的明证。此举固然防止了宰相专权，但也使得人才的能力不能得到尽情的施展与发挥，可谓是叶公好龙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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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治国是宋代加强专制集权的一项战略性国策，文人入仕，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有文化的官僚阶层，模铸了一代价值观念和政治思想。南宋初年这一政策略有松动，立即遭遇文官集团的强烈反抗，于是便有了第二次削兵权的动议。祖宗家法给予了文官优越的地位与心理优势，赋予文官猜忌武将的权力，武将若构成对祖宗家法的挑战，则权力遭受到削弱也就成为符合历史逻辑的事情了。这种政治权力分配模式决定了南宋王朝只能采取守势。守成，是南宋帝王的心态，唯南宋孝宗登基后思有所作为，但年老后亦颇为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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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不对症下药，适当调整政治制度，是不可能取得真正的中兴之治的。他暂时摆脱了祖宗家法，行之不远，却又重归老路。这是孝宗的悲剧，更是南宋一朝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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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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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遗：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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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识：通“帜”，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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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少：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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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寤：通“悟”，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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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会：适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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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造膝：促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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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法：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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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庶几：也许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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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歆：祭祀时鬼神享受祭品的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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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果：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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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遽：仓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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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称：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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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趋：礼节性地小步快走，以示恭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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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掖：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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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略：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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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愀：忧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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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麾：同“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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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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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邀：拦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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