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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谏官员，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选中。每进见，帝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虑善人必不胜，数为帝分别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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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16]逐，目之曰“党人”。自是，朋党之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其略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17]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则有朋。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可谓无朋矣，而纣用[18]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谓大朋矣，而周用以兴。盖君子之朋，虽多而不厌故也。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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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19]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20]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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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以风节自持，既数被污蔑，年六十，即连乞谢事[21]，帝辄优诏弗许。及守青州，又以请止散青苗钱，为安石所诋，故求归愈切。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22]。五年，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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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23]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方贬夷陵时，无以自遣，因取旧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24]错不可胜数，于是仰天叹曰：“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或问：“为政宽简，而事不弛废，何也？”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弛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尝[25]谓曰：“汝父为吏，常夜烛治官书，屡废[26]而叹。吾问之，则曰：‘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27]。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修闻而服之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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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28]为闻[29]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30]处，未为人知，修即游[31]其声誉，谓必显于世。笃于朋友，生则振掖[32]之，死则调护[33]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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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34]异同，立说于左，的的[35]可表证，谓之《集古录》。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36]，多取《春秋》遗旨。苏轼叙其文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识者以为知言[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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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曰：三代而降，薄[38]乎秦、汉，文章虽与时盛衰，而蔼[39]如其言，晔如其光，皦[40]如其音，盖均有先王之遗烈。涉晋、魏而弊[41]，至唐韩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42]大道，扶持人心，此两人之力也。愈不获用，修用矣，亦弗克究[43]其所为，可为世道惜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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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宋史》卷三百一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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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欧阳修堪称北宋时期在政坛和文坛领域开创先河的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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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轫于唐代，主张文以明道的古文运动至宋初已渐趋式微，其时之行文刻意雕琢措辞，追求骈偶，不注重实质内容的体现，由是之故，没有思想性的骈文又卷土重来，成为文坛的一股逆流。欧阳修曾在随州大户人家的废书筐中发现了韩愈这一唐代古文运动代表人物的遗稿，潜心阅读后对于韩愈其人颇为仰慕，于是潜心钻研其中的文章义理，定下了要与韩愈并驾齐驱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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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的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早已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南朝梁代的刘勰也在《文心雕龙·程器》篇中论述道：“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他们都将文章提升到了与国家大事几可相埒的高度。欧阳修亦深知文风改革的大业关乎国运的盛衰，他主张为文要切于事实、言之有物，同时也要平易自然，让文字能够承担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这是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宋代古文运动之引领者所着力推进的文章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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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任礼部贡举主考，他倡导用古文的形式撰写策论，策论这一文体即如今所言之“时评”或“评论”，旨在对于当前国家政策的制定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欧阳修力图改革文风的具体实践和客观现实发生了难以调和的龃龉，由范仲淹等人开办、石介主讲的太学虽重视儒家经典，然而其重点却在于讲述上古三代先世之王的功德，追求奇崛的文风，太学生为文遂追求艰涩怪癖，故而文章显得深奥难懂。在此次贡举中，欧阳修对于以此种文风应试的考生采取一律不予录取的举措，这极大地冲击了以骈体、太学体为代表的不良文风，推动了宋代文风的改变，大举加快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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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的历史证明，嘉祐二年由欧阳修主持的贡举以及由仁宗皇帝主持的殿试，确实产生了一大批泽被后世的文学巨匠。欧阳修与梅尧臣等文化精英大多活跃在仁宗朝，而此次考试所拔擢的进士亦多为神宗、哲宗两朝各领域的代表人物。苏轼、苏辙、曾巩在后来的“唐宋八大家”之称中占得三席；张载、程颢、程颐则在思想领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吕惠卿、曾布、章惇则成为其后变法革新的核心人物，凡斯种种，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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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学领域而言，嘉祐二年贡举考官和所选进士的诗、词、文等作品，成为后来南宋、元、明、清诸朝学习的典范。欧阳修本人的文章可谓是才华横溢、朴实流畅，他善于联系事物的本质进而触类旁通，阐明极为深刻的道理，以极强的说服力给人以阅读后的酣畅淋漓与意犹未尽之感。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叙》中对欧阳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所谓：“欧阳子，今之韩愈也”，我们从这一评价中可以一窥欧阳修在整个宋代诗文革新运动中的巨大成就，苏轼将其比拟为唐代的韩愈，指称其实则颇具领袖之地位。欧阳修的为文之道侧重于“切于事实”，即文章一定要关心国家大事，同时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针砭时弊，这正是胸怀天下的智识之士所普遍拥有的崇高情怀之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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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在政坛上亦颇有建树。北宋建立后实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以期重振唐末以来日渐浇漓的世风，中央集权体制的建构也带来了极为不利的政治恶果，积贫积弱的冗费、冗兵、冗官等问题日益凸显。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侵犯了既得利益集团，得罪了不少官员。宋仁宗为了维护政局稳定，不得不将其贬出京城，严令百官不得再议论此事。欧阳修见到高若讷在聚会上不停地谮诉范仲淹，感到非常愤慨，创作了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公开信《与高司谏书》，欧阳修也因此被贬往夷陵（今湖北宜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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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初期，欧阳修写作了《准迢言事上书》、《本论》和《为君难》等一系列奏疏，成为改革派重要的思想渊源。庆历三年（1043年），由范仲淹、欧阳修主导的“庆历新政”拉开了历史的大幕，范仲淹对所谓的朋党之名进行了有力的辩驳，欧阳修也写作了《朋党论》，是文辩证地分析了不同性质的“朋”“党”关系，阐述朋党问题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极为有力地回击了政敌的恶意中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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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新政”在一年四个月后宣告失败，欧阳修等人虽然遭受到贬谪的处分，然而士大夫关心时事与民瘼的思想觉醒却显得尤为厚重，后人可以明显感受到他们渴望治国平天下的责任与使命。欧阳修本人虽自称“醉翁”，然而对于现实的国家政治，他是异常清醒的。范仲淹把社会问题简单地归咎为腐败，在这一点上，欧阳修显然看得更为深刻，他认为冗官冗员的客观现实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本所在，故而改革的首要目标即在于整顿吏治。欧阳修被贬滁州后并不消极懊恼，正因为他认清了事物发展的本质及趋势，才使得他得以保持乐观和通达的心态。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千古名篇正是由于政治失意所产生的文化成果，明白这一点，或许对于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欧文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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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在任职滁州期间颇有政绩，百姓能够各得其所，这源于其“宽简而不扰”的施政举措。所谓“宽简而不扰”，即欧阳修所言之“务大体，简细事”，颇得道家学说清静无为之三昧，其核心在于以“利民”、“惠民”和“富民”为出发点，考虑百姓的实际需求，引导百姓安居乐业，苏轼的为官之道亦多取法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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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实则堪称通才，不仅在文学、政治领域建树颇丰，在史学方面亦堪称一代大家，他参与编撰了《新唐书》，独立撰写了《新五代史》；欧阳修也是著名的经学家，他对经学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宋代学术的发展；同时，欧阳修又是中国古代金石学的开创者，他不但收藏金石遗文，还借助于搜集的素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王安石评价欧阳修说：“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欧阳修不愧为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耿介刚正、直言敢谏的一代文臣，他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无可辩驳的出类拔萃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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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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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孤：无父者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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