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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1707180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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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苏轼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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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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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1]，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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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2]冠，博通经史，属[3]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4]，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试[5]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6]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7]，久乃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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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母忧[8]。五年，调福昌主簿。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试六论，旧[9]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10]。轼始具草，文义粲然。复对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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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11]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关中自元昊叛，民贫役重，岐下岁输南山木筏，自渭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吏踵[12]破家。轼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自是害减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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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13]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14]其表语，并媒蘖[15]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16]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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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祖宗时，差役行久生弊，编户充役者不习[17]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产，狭乡民至有终岁不得息者。王安石相[18]神宗，改为免役，使户差高下出钱雇役，行法者过[19]取，以为民病[20]。司马光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复差役，差官置局，轼与其选。轼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21]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22]圣人复起，不能易[23]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光不以为然。轼又陈于政事堂，光忿然。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光笑之。寻[24]除翰林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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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春，又减价粜[25]常平米，多作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轼曰：“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乃裒[26]羡[27]缗得二千，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28]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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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本近海，地泉咸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顷，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浚治，宋兴，废之，葑积为田，水无几矣。漕河失利，取给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为民大患，六井亦几于废。轼见茅山一河专受江潮，盐桥一河专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复造堰闸，以为湖水畜泄之限，江潮不复入市。以余力复完六井，又取葑田积湖中，南北径三十里，为长堤以通行者。吴人种菱，春辄芟[29]除，不遗寸草。且募人种菱湖中，葑不复生。收其利以备修湖，取救荒余钱万缗、粮万石，及请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为苏公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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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圣初，御史论轼掌内外制日，所作词命，以为讥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30]贤愚，皆得其欢心。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初僦[31]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32]将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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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遂提举玉局观，复朝奉郎。轼自元祐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此。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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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曰：苏轼自为童子时，士有传石介《庆历圣德诗》至蜀中者，轼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师怪而语之，则曰：“正欲识是诸人耳。”盖已有颉颃[33]当世贤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34]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35]，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36]，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37]不得大用。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38]戢[39]，虽不获柄用[40]，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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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宋史》卷三百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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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苏轼是北宋时期卓越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罕见的通才人物。他一生著述颇丰，涉及政治、军事、历史、文化、教育、艺术、宗教、人生、民俗等多个领域。得益于父亲苏洵的言传身教以及母亲程氏潜移默化的影响，苏轼从小就接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学识上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并且善于灵活运用，这一切都为他的人格底蕴注入了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潇洒自如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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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二十多岁的青年时期先是在科举考试中荣膺进士之殊荣，同时得到了主考官欧阳修的一再称赞，可谓是名声大噪，“出人头地”这一成语便典出欧阳修对于苏轼的奖掖与拔擢。才华横溢的苏轼在其后的制科考试中又获得第三等的佳绩，再次名动京师，由此步入仕途，开始了其宦海沉浮的坎坷人生。这里首先需要作出说明的是进士科考试与制科考试的区别。迥异于三年一次的进士科考试，制科考试是宋代一种特殊的考试制度，这种考试不定期举行，程序极为繁琐，选拔异常严格。参加制科考试之前，读书人必须由朝中大臣加以推荐，在通过预试后才能参加由皇帝亲自出题的最终考试。据史料记载，北宋和南宋两朝所举行的制科考试只有二十二场，在苏轼之前亦只有吴育一人获得第三等的成绩。这一事实就完全证明了年少成名的苏轼确有真才实学，甚至得到了当朝天子仁宗的认可，诚如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一书中所言：“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信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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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仕途的苏轼在政坛的风起云涌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所谓“轼自元祐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此”。最酷烈的政治迫害在于苏轼因“乌台诗案”而遭到宵小之徒的轮番谮诉，以至于几有生命不保之虞，无情的政治恫吓以苏轼被贬黄州作结，然而巨大的灾难也促使着一代文化巨匠的成熟与豁达人生观念的形成。苏轼春风得意之时曾跃升为三品大员，离宰相之位几乎只有一步之遥，宦海的沉浮使得苏轼一贬再贬，直至困守海南孤岛，苦心酝酿着其对于中国文化史的辉煌突破。政治与人生的打击使得苏轼的真才实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升华，他的文学创作、政论撰写都积淀着厚重的人文情怀，他的为官之道以及面对仕途坎”的乐观豁达尽皆付诸“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冲淡与平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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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所主张的文以致用这一观点为苏轼所继承并加以发展，他提出“言必中当世之过”，唯有如此，文章才能起到“救时”和“济世”的作用，此论点不妨视作进一步申诉魏文帝曹丕“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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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为官从政四十年，虽仕途坎坷，却始终怀有爱民之心，常谋利民之事。王安石在进行“熙宁变法”之时，由于触及各方的既得政治利益，故而主张变法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旧党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苏轼并非新党一派，出于正直的士大夫情怀，他多次向神宗进言，明确表达了自己反对王安石采用强硬政治手段的严正立场。苏轼希望神宗维系人心、敦厚风俗、保存法纪，这种态度自然得罪了新党官员。在苏轼的执政理念中，用人制度的改革乃是革除朝政积弊的关键所在，变革制度本身恐非症结所在。同时，苏轼认为改革需要循序渐进，急功近利的改革目标是无法适应错综复杂的社会实际的。旧党的代表司马光出任宰相后欲图恢复差役法，苏轼辩证地分析了差役法和免役法的利弊，又一次强调了改革不可急切的个人意见。以民为本是苏轼为官的根本出发点和执政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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