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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柄用: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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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文化科学并重——两宋的学术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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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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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60年,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赵宋王朝肇建。因深感武将统兵的威胁,赵匡胤又于谈笑间“杯酒释兵权”,掌控了隶属于中央的军事统治权力。有宋一朝大力推行“崇文抑武”的国策,文人士大夫迎来了有史以来获得最高尊崇与礼遇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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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宋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从赵匡胤开始,历代皇帝积极发展教育事业,官方教育也以研习儒家经典为主,甚至还进行了规模不同的兴学运动。这些举措使文人士大夫的群体不断壮大,地位也随之提高。自汉以来逐渐处于劣势的儒学和儒者再次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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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物极必反,因过度崇文抑武,造成北宋军事实力的急剧下降,时至北宋中期,“冗官”、“冗员”、“冗费”所造成的积贫积弱业已十分明显,旨在富国强兵的变法革新势在必行。以欧阳修、王安石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接过韩愈“古文运动”的大旗,大力倡导“博学精神”、“疑经精神”,发展了与时俱进的新派儒学,与当下现实相结合,阐释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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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不再拘泥于对经典的膜拜,开始注重“我”的见解和现实的需要,对经典进行多方面、多领域的解读。随着“庆历”、“熙宁”两次改革的深入,士人的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儒者逐渐将目光聚焦在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实用科学领域。沈括的出现,恰恰代表了这个时代对于科学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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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道学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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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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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之名,古无是也。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党、庠、术、序师弟子以是道为讲习,四方百姓日用[1]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以遂其性。于斯时也,道学之名,何自而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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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颢字伯淳,世居中山,后从开封徙河南。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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颢资性过人,充养有道,和粹之气,盎[2]于面背,门人交友从之数十年,亦未尝[3]见其忿厉之容。遇事优[4]为,虽当仓卒[5],不动声色。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汝南周敦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秦、汉以来,未有臻斯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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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循循有序。病[6]学者厌卑近而鹜高远,卒无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昔之害近[7]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难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8],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周遍,实则外于伦理,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天下之学,非浅陋固滞,则必入于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诞妖妄之说竞[9]起,涂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污浊,虽高才明智,胶[10]于见闻,醉生梦死,不自觉也。是皆正路之蓁芜[11],圣门之蔽塞,辟[12]之而后可以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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颢之死,士大夫识与不识,莫不哀伤焉。文彦博采众论,题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颐序之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贸贸[13]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14]情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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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十三年,赐谥曰纯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从祀孔子庙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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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字正叔。年十八,上书阙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论,以王道为心。游太学,见胡瑗问诸生以颜子所好何学,颐因[15]答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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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圣人可学而至欤?曰:然。学之道如何?曰: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其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既炽而益[16]荡,其性凿矣。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愚者则不知制[17]之,纵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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瑗得其文,大惊异之,即延[18]见,处以学职。吕希哲首以师礼事[19]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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