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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柄用：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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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文化科学并重——两宋的学术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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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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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60年，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赵宋王朝肇建。因深感武将统兵的威胁，赵匡胤又于谈笑间“杯酒释兵权”，掌控了隶属于中央的军事统治权力。有宋一朝大力推行“崇文抑武”的国策，文人士大夫迎来了有史以来获得最高尊崇与礼遇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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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宋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从赵匡胤开始，历代皇帝积极发展教育事业，官方教育也以研习儒家经典为主，甚至还进行了规模不同的兴学运动。这些举措使文人士大夫的群体不断壮大，地位也随之提高。自汉以来逐渐处于劣势的儒学和儒者再次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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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物极必反，因过度崇文抑武，造成北宋军事实力的急剧下降，时至北宋中期，“冗官”、“冗员”、“冗费”所造成的积贫积弱业已十分明显，旨在富国强兵的变法革新势在必行。以欧阳修、王安石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接过韩愈“古文运动”的大旗，大力倡导“博学精神”、“疑经精神”，发展了与时俱进的新派儒学，与当下现实相结合，阐释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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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不再拘泥于对经典的膜拜，开始注重“我”的见解和现实的需要，对经典进行多方面、多领域的解读。随着“庆历”、“熙宁”两次改革的深入，士人的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儒者逐渐将目光聚焦在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实用科学领域。沈括的出现，恰恰代表了这个时代对于科学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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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道学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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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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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之名，古无是也。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党、庠、术、序师弟子以是道为讲习，四方百姓日用[1]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以遂其性。于斯时也，道学之名，何自而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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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颢字伯淳，世居中山，后从开封徙河南。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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颢资性过人，充养有道，和粹之气，盎[2]于面背，门人交友从之数十年，亦未尝[3]见其忿厉之容。遇事优[4]为，虽当仓卒[5]，不动声色。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汝南周敦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秦、汉以来，未有臻斯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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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循循有序。病[6]学者厌卑近而鹜高远，卒无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昔之害近[7]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难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8]，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周遍，实则外于伦理，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天下之学，非浅陋固滞，则必入于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诞妖妄之说竞[9]起，涂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污浊，虽高才明智，胶[10]于见闻，醉生梦死，不自觉也。是皆正路之蓁芜[11]，圣门之蔽塞，辟[12]之而后可以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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颢之死，士大夫识与不识，莫不哀伤焉。文彦博采众论，题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颐序之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贸贸[13]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14]情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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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十三年，赐谥曰纯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从祀孔子庙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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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字正叔。年十八，上书阙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论，以王道为心。游太学，见胡瑗问诸生以颜子所好何学，颐因[15]答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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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圣人可学而至欤？曰：然。学之道如何？曰：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其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既炽而益[16]荡，其性凿矣。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愚者则不知制[17]之，纵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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瑗得其文，大惊异之，即延[18]见，处以学职。吕希哲首以师礼事[19]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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