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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巽辞：恭顺的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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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鸩：以毒酒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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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陈祖仁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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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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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仁字子山，汴人也。其父安国，仕为常州晋陵尹。祖仁性嗜学，早从师南方，有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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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元年，科举复行，祖仁以《春秋》中河南乡贡。明年会试，在前列，及对策大廷，遂魁[1]多士，赐进士及第，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历太庙署令、太常博士，迁翰林待制，出佥山东肃政廉访司事，擢监察御史，复出为山北肃政廉访司副使，召拜翰林直学士，升侍讲学士，除[2]参议中书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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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五月，帝欲修上都宫阙，工役大兴，祖仁上疏，其略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艰虞多难之时，孰不欲奋发有为，成不世之功，以光复祖宗之业。苟或上不奉于天道，下不顺于民心，缓急失宜，举措未当，虽以此道持盈守成，犹或致乱，而况欲拨乱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宫阙，创自先帝，修于累朝，自经兵火，焚毁殆尽，所不忍言，此陛下所为日夜痛心，所宜亟图兴复者也。然今四海未靖[3]，疮痍未瘳[4]，仓库告虚，财用将竭，乃欲驱疲民以供大役，废其耕耨，而荒其田亩，何异扼其吭而夺之食，以速其毙乎！陛下追惟祖宗宫阙，念兹在兹，然不思今日所当兴复，乃有大于此者。假令上都宫阙未复，固无妨于陛下之寝处，使因是而违天道，失人心，或致大业之隳[5]废，则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而轻弃之乎！愿陛下以生养民力为本，以恢复天下为务，信赏必罚，以驱策英雄，亲正人，远邪佞，以图谋治道。夫如是，则承平之观，不日咸[6]复，讵止上都宫阙而已乎！”疏奏，帝嘉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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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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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年，大明兵已取山东，而朝廷方疑扩廓帖木儿有不臣之心，专立抚军院，总兵马以备[7]之。祖仁乃与翰林学士承旨王时、待制黄哻、编修黄肃，伏阙上书言：“近者南军侵陷全齐，不逾月而逼畿甸，朝廷虽命丞相也速出师，军马数少，势力孤危，而中原诸军，左牵右掣，调度失宜，京城四面，茫无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愚等以为驭天下之势，当论其轻重强弱，远近先后，不宜胶[8]于一偏，狃[9]于故辙。前日南军僻在一方，而扩廓帖木儿近在肘腋，势将窃持国柄，故宜先于致讨，则南军远而轻，而扩廓帖木儿近而重也。今扩廓帖木儿势已穷蹙，而南军突至，势将不利于宗社，故宜先于救难，则扩廓帖木儿弱而轻，南军近而重也。陛下宽仁涵育，皇太子贤明英断，当此之时，宜审其轻重强弱，改弦更张，而抚军诸官，亦宜以公天下为心，审时制宜。今扩廓帖木儿党与[10]离散，岂能复振，若止分拨一军逼袭，必就擒获，其余彼中见调一应军马，令其倍道东行，勤王赴难，与也速等声势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谕催督，庶几[11]得宜。如复胶于前说，动以言者为扩廓帖木儿游说，而钳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变，朝廷亦不得闻，而天下之事去矣。”书上，不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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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祖仁又上书皇太子，言：“近日降诏，削河南军马之权，虽所当然，然此项军马，终为南军之所忌。设[13]使其有悖逆之心，朝廷以忠臣待之，其心愧沮，将何所施。今未有所见，遽[14]以此名加之，彼若甘心以就此名，其害有不可言者。朝廷苟善用之，岂无所助。然人皆知之而不敢言者，诚恐诬以受财游说罪名，无所昭雪也。况闻扩廓帖木儿屡上书疏，明其心曲，是其心未绝于朝廷，以待朝廷之开悟。当今为朝廷计者，不过战、守、迁三事。以言乎战，则资[15]其掎角之势；以言乎守，则望其勤王之师；以言乎迁，则假其藩卫之力。极力勉厉使行，犹恐迟晚，岂可使数万之师，弃置于一方。当此危急之秋，宗社存亡，仅在旦夕，不幸一日有唐玄宗仓卒之出，则是以祖宗百年之宗社，朝廷委[16]而弃之，此时虽欲碎首杀身，何济于事！故今不复避忌，惟以宗社存亡为重，奉疏以闻。”疏上，亦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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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年秋，大明兵进压近郊，有旨命祖仁及同佥太常礼仪院事王逊志等载太庙神主，从皇太子北行。祖仁等乃奏曰：“天子有大事出，则载主以行，从皇太子，非礼也。”帝然之，还守太庙以俟命。俄而天子北奔[17]，祖仁守神主，不果[18]从。八月二日，京城破，将出健德门，为乱军所害，时年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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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元史》卷一百八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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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陈祖仁，汴梁（今河南开封）人，字子山，为元至正二年（1342年）左榜状元，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职，累官翰林院直学士、侍讲学士、中书省参议。他曾因为直言进谏顺帝而激怒皇帝与太子，被降为甘肃行省参知政事。至正二十八年，陈祖仁没有遵照顺帝的诏令与太子北逃，当京城被明军攻破后，他出逃健德门时被乱军杀死。陈祖仁负气刚正，坦诚进言，为人尽职尽责，学识渊博，才学通达，能诗文，文质朴而诗清丽，并为世人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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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十二年，顺帝想要重修上都宫阙，陈祖仁以“当今四海未清，疮夷未治，而仓库空虚、财用将尽”为由进谏，告诫顺帝应当“亲贤臣、远邪佞，赏罚分明以驱动能士”，方能治理好国家。此举深得顺帝的赏识。至正二十三年十二月，当时的宦者资正史朴不花与宦正使橐驩，内恃皇太子而外结丞相搠思监，骄恣不法，监察御史上疏弹劾二人，却被罚出京城外任。于是陈祖仁上书皇太子，指责他不察详情而处理诸御史之行为不妥，宦者二人废祖宗之法也是不对的，甚至直言太子应该修养道德，不应该使谏臣结舌，凶人肆志，令天下苍生失望。第二次上书，更是借唐德宗时期有卢杞被弹劾的典故来影射太子的昏庸，并表示若不重处二人，自己宁愿饿死也不与他们同朝为官。此举激怒了顺帝，降陈祖仁为甘肃行省参知政事。后来虽被朝廷召回，任太常礼仪院使，期间就时事多有上疏，但均未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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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仁作为典型的汉人士大夫，从他在元王朝危乱中所表现出的一系列气度和风范中，可以看出汉人对蒙元文化及其民族认同状况有所改变，受儒学忠君思想与士大夫情怀影响，一部分士大夫仍然以满腔热血积极用世，参与政权，运筹帷幄，同时又希望元廷能够革新更化，以求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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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元朝对江南的统治日趋稳固，汉族士大夫的思想习俗从恪守“夷夏”观念的誓不事元，到逐渐承认了元王朝的正统地位，不再斥之为“夷狄”，民族界限渐次模糊。而元政权不仅没有强调“夷夏之防”，相反却力求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化解“内夏外夷”的观念，并在抑制汉族及其文化“至尊”地位之时，提高和确立少数民族，尤其是蒙古民族及其文化的优势地位。汉儒郝经就提出：“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认为不唯汉族才是统治中原王朝的民族，少数民族只要行其“道”，同样可以君临中原，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蒙元统治的合理性。所以，在经过元朝数十年的统治之后，汉人士大夫所具有的“宋之遗俗，变且尽矣”。而陈祖仁作为生活在元末的汉人精英士大夫典型代表，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以天下为己任之情怀值得一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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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陈祖仁的一生，提拔或者遭贬，都与他直言敢谏的性格和所受儒学道德的影响有关。因顺帝要大兴工役修上都宫阙，他便进言顺帝，要求皇帝“以生养民力为本，以恢复天下为务，信赏必罚，以驱策英雄，亲正人，远邪佞，以图谋治道”。儒学道德强调以人为本，以解决社会人生问题为根本任务，关怀人的生存死亡，重视社会的安定和谐，追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以成就君子人格。陈祖仁作为深受这一道德模式影响的代表，自然要起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表率作用，他所选择的就是“誓死效忠君主，以天下为己任”这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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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朴不花、橐驩的勾结作乱，同僚因弹劾二人不法而被罚调京城外任，性格刚正不阿的他不畏小人谗言，毅然上书皇太子要求他修养道德，不应该使谏臣结舌，凶人肆志，令天下苍生失望，表明“臣宁有饿死于家，誓不与之同朝”之志，由此激怒了皇太子与顺帝。进谏固然是一种讲究技术的手段，然而若言辞委婉、旁敲侧击未必会对当时窳败的朝政和昏庸的皇帝产生什么作用，故而他采取了激进的手段。陈祖仁贬官后虽被召回，但也一直不被重用，最后在乱军攻入京城之际被乱军所杀，为国捐躯。本来可以同顺帝一同北逃进而保全性命的存活之路，却被他断然放弃，而是选择留在京城守护神主，以死明志。这也是他作为儒生追求自己信仰所唯一能选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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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仁忠心耿耿，一心效忠气数已尽的元王朝，他并非不知道这个王朝的统治已经分崩离析，而儒家道德那种忠君、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思想却在不断驱使他践行着儒臣的本分，反映了汉人士大夫在元朝长期统治下对蒙元政权合理性的某种认同。为了践行忠君的理念，他选择了以一死来表明效忠元王朝的信念。陈祖仁的悲剧也正是汉人士大夫在这个时代的悲剧，令人叹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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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霁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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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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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魁：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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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拜官受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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