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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王守仁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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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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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字伯安，余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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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华，字德辉，成化十七年进士第一。授修撰。弘治中，累官学士、少詹事。华有器度，在讲幄最久，孝宗甚眷之。李广贵幸[1]，华讲《大学衍义》，至唐李辅国与张后表里用事，指陈甚切。帝命中官赐食劳[2]焉。正德初，进礼部左侍郎。以守仁忤刘瑾，出为南京吏部尚书，坐事[3]罢。旋以《会典》小误，降右侍郎。瑾败，乃复故，无何卒。华性孝，母岑年逾百岁卒。华已年七十余，犹寝苫蔬食，士论多[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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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仁娠十四月而生。祖母梦神人自云中送儿下，因名云。五岁不能言，异人拊[5]之，更名守仁，乃言。年十五，访客居庸、山海关。时阑[6]出塞，纵观山川形胜。弱冠举乡试，学大进。顾益[7]好言兵，且善射。登弘治十二年进士。使治前威宁伯王越葬，还而朝议方急西北边，守仁条八事上之。寻[8]授刑部主事。决囚江北，引疾归。起补兵部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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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元年冬，刘瑾逮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守仁抗[9]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丞。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守仁因俗化导，夷人喜，相率伐木为屋，以栖[10]守仁。瑾诛，量移庐陵知县。入觐，迁南京刑部主事，吏部尚书杨一清改之验封。屡迁考功郎中，擢南京太仆少卿，就迁鸿胪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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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是时，谗邪构煽，祸变叵测，微[11]守仁，东南事几殆[12]。世宗深知之。甫[13]即位，趣[14]召入朝受封。而大学士杨廷和与王琼不相能。守仁前后平贼，率[15]归功琼，廷和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会[16]有言国哀未毕，不宜举宴行赏者，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尚书。守仁不赴，请归省。已，论功封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世袭，岁禄一千石。然不予铁券，岁禄亦不给。诸同事有功者，惟吉安守伍文定至大官，当上赏。其他皆名示迁，而阴[17]绌之，废斥无存者。守仁愤甚。时已丁父忧[18]，屡疏辞爵，乞录诸臣功，咸报寝[19]。免丧，亦不召。久之，所善席书及门人方献夫、黄绾以议礼得幸，言于张璁、桂萼，将召用，而费宏故衔[20]守仁，复沮[21]之。屡推兵部尚书，三边总督，提督团营，皆弗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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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仁已病甚，疏乞骸骨，举郧阳巡抚林富自代，不俟命竟归。行至南安卒，年五十七。丧过江西，军民无不缟素哭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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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仁天姿异敏。年十七谒上饶娄谅，与论朱子格物大指[22]。还家，日端坐，讲读《五经》，不苟言笑。游九华归，筑室阳明洞中。泛滥[23]二氏学，数年无所得。谪龙场，穷荒无书，日绎[24]旧闻。忽悟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笃信不疑。其为教，专以致良知为主。谓宋周、程二子后，惟象山陆氏简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传。而朱子《集注》、《或问》之类，乃中年未定之说。学者翕然从之，世遂有“阳明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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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初，廷臣多颂其功。诏赠新建侯，谥文成。二年予世袭伯爵。既又有请以守仁与薛瑄、陈献章同从祀文庙者。帝独允礼臣议，以瑄配。及万历十二年，御史詹事讲申[25]前请。大学士申时行等言：“守仁言致知出《大学》，良知出《孟子》。陈献章主静，沿宋儒周敦颐、程颢。且孝友出处如献章，气节文章功业如守仁，不可谓禅，诚宜崇祀。”且言胡居仁纯心笃行，众论所归，亦宜并祀。帝皆从之。终明之世，从祀者止守仁等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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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曰：王守仁始以直[26]节著。比[27]任疆事，提[28]弱卒，从诸书生扫积年逋寇，平定孽藩。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当危疑之际，神明愈定，智虑无遗，虽由天资高，其亦有得于中者欤。矜其创获，标异儒先，卒为学者讥。守仁尝[29]谓胡世宁少讲学，世宁曰：“某恨[30]公多讲学耳。”桂萼之议虽出于媢忌之私，抑流弊实然，固不能以功多为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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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明史》卷一百九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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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余姚人。王守仁本名“云”，据说最初口不能言，五岁改名为“守仁”，这才开口说话，立即展现出其惊人的天赋，并获得了神童的美誉。王守仁在年少时便有经邦治国的愿望，十五岁时远走居庸关、山海关观察山川地形。他天资聪颖，在研读儒家经典的同时还学习骑射兵书，这为日后在战役中每战每捷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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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处于明代宦官专权时期，但他刚正不阿，敢于正义直言。正德元年（1506年）的冬天，宦官刘瑾下令逮捕南京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王守仁奋不顾身地呈递奏章希望解救这二十余人。这一行为极大地触怒了刘瑾，王守仁因而遭受了杖责的刑罚，由兵部主事贬为贵州龙场驿丞。龙场（今贵阳市修文县城区）地处西南，高山起伏、瘴气弥漫、环境恶劣，王守仁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仍然保持着本心，在龙场山洞中悟“道”，写下了《五经忆说》，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的故事。此后，王守仁显示出成熟的政治和军事素养，他多次统兵出征，并改革部队编制，使得军纪更为严明，号令上传下达更加迅速，奖惩制度更加明晰。正德十四年，王守仁一举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从此他声名大振，但同时也遭受到了小人、佞臣的打击、污蔑和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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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王守仁对明朝的贡献是巨大的，而他的成就不仅仅于此，更重要的是他建立了独树一帜的“阳明心学”，这就使其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王守仁的“阳明心学”对孟子“尽心”说和陆象山“心即理”的学说进行了改造和阐发，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集明代心学之大成。他的心学思想主要包含“理”、“心”、“知”、“性”四个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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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王阳明对“心”和“理”进行了辨别，认为“心”是宇宙的本源，并提出“心外无理，心外无美”的观点，这明显不同于程朱理学将抽象的“理”作为事物的本源。王守仁所言之“心”，是指人的主体意识、感悟力和直觉，他所言说之“理”，也是指从属于“心”的“理”。王守仁不赞同程朱等理学家所推崇的由外而内的“格物穷理”，而主张从内而外“发明本心”。在王守仁的心中，天地间的一切事物，小到日常行为举止，大到王朝的更替，一切都来自内心。正因如此，王守仁强调：“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答顾东桥书》），提倡“理需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始得”（《传习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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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提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知行合一”。所谓知行合一，就是在主体我心之中合一。知与行是相互包容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知则必行，行则必定已经知，知行本为一，这不同于朱熹“知”先而“行”后，“析心理为二”，“析知行为二”的主张。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知”与“行”强调的是真知、真行，也就是说知即是本然之知，是生而俱来的，是自然本心的知，其特征就是求索于内，不假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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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提出“致良知”理论。所谓“致良知”，简单来说就是以良知指导本心及行动，这为后世的读书人找到了一种与人间的黑暗、不公相抗争的精神源泉，也为芸芸众生找到一块不可剥夺的心灵之地。王守仁的“致良知”综合了《大学》和《孟子》中有关良知的观点。《大学》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圣”，认为“格物”是人们身心修养的首要的环节，王守仁则认为“格物”是“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格”是我们将内心的感悟表现出来的手段而已，而这种发自内心的感悟可以影响我们的行为活动。《孟子》所说的“良知”，是指我们生而具备的、不经后天学习就可以获得的善性，也就是常说的天赋道德意识。王守仁赋予良知更多的内容，他认为“良知”是心之本源，天地间万事万物因良知而生发，因此“致良知”的最终目的便是将“良知”推及到天地之间，从而将人潜在的纯善道德意识转化成为现实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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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提出的“阳明心学”是在市民经济中逐渐发展的，是在程朱理学逐渐僵化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为人们找到了一条更为实用的“内圣外王”之路，即从“治世”到“治心”，转变为从“治心”到“治世”，提高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减轻了理学道德文化的负担，为儒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但是王学自诞生起就包含无限多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且“阳明心学”过分强调“不假外求”，这就为后人任意的阐发提供了口实，事实上这也是后来“王学”过于空疏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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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王守仁的一生，其人正义直行，文治武功兼备，可谓一代大儒。他所提倡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学说，直到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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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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