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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书写方法论角度说，二十四史的写法，一是，既出于被写的内容，又出于为什么要这样写；二是，既从传中人物如何刚愎自用展现自我，又从如何委曲求全应付境遇或成功或失败的角度，提供值得多维度读解和多情况参用的案例：一种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的仅一念之差的智慧，所谓“实践理性”；一种“‘临’时推理”（temporalreasoning）。中国人的个体，不需要哈姆雷特的那种西方式婆婆妈妈太过深沉的tobeornottobe，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当机立断，心想着咋呢？不管三七二十一，快刀斩乱麻，不成功便成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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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不管是否意识到，中国读史者，一方面，读史求识，一方面，读史学样；一方面，个体构建着自我，一方面，自我养成了社会行为：造就出亿万情境制导、关系为本的个体中国人。无师自通，所以故事形形色色，独不提天上人间的各种教师，反而多的是，祸从言出，罪由字来。因为不转来世，没有末日审判，故不必拘泥于“离身读解”（distalinterpretation）；及时今生，倒需要借机于“近身读解”（proximalinterpretation）：神像符咒皆不顶事，士农工商都不信邪，弄神弄鬼假痴不癫，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因此，可说真的是摸到“读史使人明智”的真谛了。因为，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世事无常，祸福相依，对付得了不确定性，才是中国智者的真功夫：怪不得，西门豹和空城计；范蠡急流勇退和司马懿韬光养晦，成千古佳例。而这些行动内在的旨趣和机关，皆在于对个人之一不小心长在现世的“身”“体”的“力行”，或苦肉于自己的躯体，或残用了别人的生命：句践之卧薪尝胆和孙武之练兵杀美，皆是适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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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二十四史书“久媒体”，超越生死，指向更深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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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人类进入信息社会和网络、移动、VR等等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当口，中国式的“历史”及其讲座、讨论、博览、展现之类，会如此火爆，如此令雅俗来共赏的缘由。不过，何时我们的电视台和影视网站，能像模像样综合史书、考古、考据、解释和历史哲学，综合千百年来与史书平行的戏剧、文学、艺术、音乐和一切民间文艺的历史表达，拍一大套二十四史的电视剧而不是那种醉翁之意不在“再现历史”，而在于收视率的“历史讲坛”？究其原因，除了水平和视角的问题之外，主要还是在于对中国二十四史及整个历史书写体系和对历史的各种表现和表达缺少关注，遑论深入研究。与其轻率地把刘邦和项羽的“故事”，眉飞色舞地弄成“历史讲演”，还不如把千百年来与其有关的历史记载和一切文学艺术及民间故事，综合起来拍摄一部有精到历史理论方法论支撑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考古”、“文化考古”和历史“文”和“物”之一切的“历史考古”！考古出隐没于二十四史之历史化石（ossification）中的中国人情世故以及个人在其中的苦苦挣扎或脱颖而出或家破人亡之触目惊心的历史真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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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绵延在历史长河中的史书表现是一种纵向的历时弥新的“久媒体”——中国特有的二十四史书写的体制正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久媒体”的连续流，承上启下，传达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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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书写的，本是一部人间悲剧，悲壮的正剧，悲情的喜剧。摆弄历史的人如何不被摆弄，如何能有历史的自觉，得以摆脱千万年来人类和个人的宿命，正是21世纪人类最大的挑战和希冀。在向生而死中，向死而生。是天命还是人事，是“客观规律”铁定的，还是个人的努力结果？这样一个“科学”无法全解的问题（不然可以设计和合成了），在历史长河中发生；却定格于一个个微观的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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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书以“传记体”写史，是历史的具身化（embodiment）。中国的历史哲学本质上是一种诞生哲学：天降大任于斯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二十四史记载的是生死兴衰，以及国家群体和个人在其中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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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二十四史所蕴含的这种历史哲学，指向一个更深邃的维度：这就是二十四史在人类文化史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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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寿命有限的人类，人文和宗教本质上都是要解决这样一个大困惑：人活在世上的短暂一生如何度过？如何留痕？如何对人世间做出劳绩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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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全民族宗教或国教的民族，这是其宗教的基点。那么，对没有国教的中国而言，“人固有一死”、“立功立言立德”就成为解决人的生死和人生的终极关怀。司马迁提出的这一观念，揭示了历史叙事和论证的根本宗旨，也即是《史记》的内核。这才有了以一个会死的个人作为历史记述之主体；传记体写作，其包含着对人的必死性和未死之际所作的努力的记述。历史具身化为纪传体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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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生死则是个人生死的放大，生和死成为一朝一代历史书写的隐喻和理据，“国亡史作，己所当任”（元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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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生与死的中间，写前朝史的后一朝一代也然。读者处“历史”书写之“过去”，和自己处境之“现在”之间。因此，二十四史的意义层就不在书，也不在他人的解释中，而在于读者此时此刻的思绪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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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这就如《史记》，那是一部“濒死者”在肉体未死和将死之间的一种回视；宫刑后意味着已钉上“十字架”的司马迁，就是殉道者，以身作则，道成肉身，虽死犹生，肉身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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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十四史编写角度说，司马迁是以这一特殊历史遭际凝化成一种中国特有的历史写作的；二十四史的其他编撰者未必都有如此遭遇，未必如司马迁那样被肉体阉割，但二十四史的作者，在死的阴影下书写，却是常态，头脑被阉割，却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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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举几例：班固死于狱中，范晔四十八岁时与其子一同被杀，为人“质直”的陈寿被废，十年不仕。中国二十四史的许多作者，知不可为而为之，以身殉职。看似对自身结局、对自己的书写对象诚惶诚恐，其实完成史书这件事，本身意味着他们对未来和后人的信心满满，对强于自身的事势之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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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读其书要知其人：中国二十四史的编撰者，向死而生，精神的狷狂异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每一朝的二十四史要对前朝的罪进行检讨，所谓今是而昨非；要漂白取代先前王朝的来历未必正统的新王之原罪：书写者，“非知难，言之难”（司马迁引韩非子语）。多半有此不堪回首难以启齿结局的人生，有多少未尽之言，难道不会反射到历史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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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写史，本质上是否包含着写史者的吐槽？写史人的焦虑如何在传主的焦虑中泄露出来？被书写的历史人物何以选何以详何以略，闪烁着写史人的爱憎？为什么有的历史书写会被人说成“秽史”？谁能使之变成信史？变成人生的养料？如何在复杂吊诡的世界格局中，独具慧眼，与其共命运同呼吸心心相印？如何超凡脱俗，异军突起，不拘一格，窥见前途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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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文化释疑和文本诠释的研究前沿达到这样的认识：二十四史中存有违禁之言、未尽之意，心照不宣，心领神会，秘而不宣，深藏不露，俟来者后代以更高智慧钩沉解密。在顺理成章的绵绵而谈背后，有多少家国民族的秘史和密识？微言大义的中国“密—教”，都要求你我彰武读史的真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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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得记住，二十四史，不过是方便的统称，其中不同的各部史，写作情境迥异，人事不同，被记叙者和记叙者都今非昔比，意图和技能不可同日而语：这里的肌理和文理，非仔细阅读，仔细触摸，仔细辨析不能体味。各位可以同时参考关于各史成书的介绍，与本辞典采缉的人物情事两相呼应，得其意忘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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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读史的过程中成为“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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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读书破万卷，竟真的意味着要看破书本，剖析文本，推陈出新。一本死躺在那里的“史”，与你我正参与其中的“历史”之创造，两者中间，只有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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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史家，伟大的考订者，伟大的阐释者，乃至伟大的鉴赏读物的写作者和阅读者，都与你我一起组成多维的世界，都是文本制造和呈现的内外两面，人生之阳间和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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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根本困境和人的根本困难，是要死的生者，留住以往的记忆，成为今日之“生”的一部分；而今日之“生”，不久又要变成未来所见的“死”，这“死”，即每代每朝用符号、媒介和媒体、书本和网络固定下来的“历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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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就是活的古人在死后的遗体和遗言，用庄子的话来说，是“糟粕”：酒精已玉殒香消，史书只剩下历史美酒的余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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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广搜旧闻，成一家之言。而专家已经说了：这“一家之言”中的“家”，指的正是“史家”，傲然立世的这一“家”。正是这一“史家”，在化酒糟为美酒，试图用历史书写的构成和修辞，来洋溢先朝和当代那说不明道不清的“历史”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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