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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天人之际，参与古今之变，成你我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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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晓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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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附录2 鉴赏和读解二十四史中的历史故事的一个尝试性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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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杀美女练兵”鉴赏和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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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既缺少慈悲怜悯的道德感，又没有不可杀无辜的战争伦理的历史小品，如何成为军事思想和兵法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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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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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看到电视上“历史教授”嬉皮笑脸、垂涎欲滴地讲述孙子练兵杀美女的“历史故事”时，会立马心照不宣窥见其涌动的欲念，和其对于观众趣味相投的预判，哪怕其道貌岸然地分析什么“兵法”。这则“史实”一直让人津津乐道，以崇高和智慧的名义，主宾共谋，仿佛意淫。选此为鉴赏样本，机理也同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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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起劲的可说都是男人，想当初，写“史”的也是男人（班昭特例），也许与《聊斋》中因性饥渴而做狐狸精白日梦的文人一样，借刀御美也说不定。因为在二十四史中，这种涉美的“史实”实在太多了。这种叙说，体现了旧社会男权和侮辱女性的“史实”，也说明，历史叙事和书写倒是隐秘地和盘托出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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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则人人皆知的历史事情中，我们能清晰地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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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权力结构反映了政治军事的极端紧迫，兵事至上。文化人及其说教严重边缘化，孔子所谓“丧家狗”的遭遇，象征着正常伦理氛围已被你死我活的戾气毒化。事势逼着不厉害不可委任的用人原则当道；兵家诞生，将领重要，人力的地位急剧诉诸集权和步调一致；人力资源管理以军令为主轴，令出必行。战争是男人的地盘，战争让女人变成微不足道的玩物、工具和战利品。男人对女性生杀予夺，无人敢置一词（史家却有话要说）。士兵绝对无权，既无人权，亦无军权，杀一儆百，理所当然。而公平的前提是人的平等权；但目标原则一旦合理，无论说服的小目标和战胜的大目标，可以不择手段，草菅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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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早已有断言：春秋无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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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无法简单以读解和释义的方式抹去的历史事实和真相。而一则有趣而有悖常理、凌厉而又惨不可读的“历史故事”，如何在“历史”中具有合理性和生命力，代代相传，脍炙人口？一则形同儿戏的小品如何与军事重典《孙子兵法》相联系，而且成为其与中国兵法第一人之独一无二的形象脚注？一个能洞察兵事却身陷目睫困境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孙子，如何与今天世界公认的最优秀的军事家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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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身又是一件无法否认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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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这则历史叙事为你我鉴赏二十四史提供了极其雄辩的样本。二十四史的历史叙事和“实录”，其巧坎和深意究竟在何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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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鉴赏，史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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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史实和历史叙事的产生，请看选自《史记》卷六十五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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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鈇钺，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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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为什么在所写的不长的孙子传记的几乎整个篇幅中，就写这么个可疑的轶事（司马迁并不在场，且年代久远）？为什么不谈兵法书本身？似乎有意一晃而过。其与孙子的人生传记的关系，与同传记人物的关系，与整部《史记》的关系，令人联想到也可能与之有关的伍子胥的不光彩的悲剧故事。探寻一下这与“太史公曰”的呼应，也许可以得知一二，并使我们深一步了解中国历史书写之传记方式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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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语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孙子筹策庞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于被刑。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水恩亡其躯。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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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入骨三分地体现写史者的张扬，采缉和选择史料的强烈主见和叙事的气势，更把读史的头一道大问题，摆到了你我面前：传说小品式的“史实”足以担当“真的历史”吗？“史实”究竟应该是何等模样？以及，单篇的真假与二十四史整体之真假的关系：所谓“偶性谬误，合举谬误”，单篇之假（借），能否表达整体的真，或反之；再者，这难道是一种错为因果的叙事方法？也就是说，孙子被任用了，倒过来为其杀美女的一幕找到了理据；两者有必然的相关性吗？显然，这个案例不具可复制性，因为两者并无必然因果性。后人，无论打仗的人还是你我老百姓，要是依样画葫芦，肯定事与愿违，不可收拾。这是所谓“小数”的赌徒谬误（一次赢了，以为次次有机会赢）。显然，除了杀两位领头的宠姬，一定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使王聘用他，是史家故意置换真实原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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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司马迁是一个具有民本胸怀公平精神的人，司马迁也是相当重视女性的史家，有《史记》中许多记叙作证（缇萦的故事理直气壮地宣告：巾帼不让须眉，尽管也是以“身”试法），为什么在这里写得如此决绝？虽然在当时主流的男性认识论的视界中情有可原，但如此单一干净、毫无但书、细写孙子的做派和心力，难道一点都没有对女性的怜悯吗？在《史记》的其他篇章中，司马迁可是有对女性遭遇深表同情和感慨的呀！显然，叙事重点不在此，而在于传记主旨是通过史家之曰点出的。因此，情节越是乖戾，反差就越是强烈；一批军事能人的最终结局，与之对比，间接地对遭遇飞来横祸的女子撒上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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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如果说那时候难说什么女权和女性主义，那么，今天，什么时代了？如果我们不加思考，人云亦云，一脸坏笑地讲呀讲的，岂不是一种毫无自知之明、懵懵懂懂的“伪鉴赏”了吗？这个现象所显现的糟糕的历史读法和讲法，其机理又究竟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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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1，历史2，历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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