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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代的士人中，有的由囚徒而为宰相；有的由一介草民而为宰相；有的潇洒大度，倚门而笑，深受重用；有的人政坛失意，遍游江潭，后沉江而亡；有的人游说七十多个国君而不遇一个明主，而有的人侃侃而谈，转瞬之间而致封侯之赏，有的人以其雄才大略使得国君委曲降尊，于陋巷中拜见之；更如邹衍，凭其才华，使得燕昭王亲手执帚，为其扫地除道。由此可见，这些士人遇到了良好的机遇，能够施展其雄辩的才能，展示其写作的水平，他们劝谏君王，补救时弊，士人的意见和才能得到充分发表。而如今县令不请求士人，郡守不迎接教师，朝廷中的百官不能礼贤下士，将相对人才不顺从，大小官员皆不求贤问师，贤士无用武之地，言语出奇的人猜疑，行为与众不同就认为犯罪，因此本来想抒发心胸的人闭口不言，只是重复别人的话，想走自己人生之路的人畏而却步，跟在凡庸之人后亦步亦趋。假使生活在上代的这些士人生活在今天，在策问考试上得不到上等甲科，他们的行为不会被举为孝廉方正贤良之士，只能向皇帝上书劝谏，论辩时政是非得失而已，好的是等待皇帝诏书，获得委任，不好者所上之书皇帝已经知道，意见不被采纳，这样又哪能获得高贵地位、优厚的俸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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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我还听说，火光炽盛终必熄灭，雷声轰隆终至消绝。人们看火光听雷声感觉光，雷似乎充实盛大，但是，瞬息之间天收其声，地吸其热，最后都熄灭绝断了，事物都是这样盛极必衰的。富贵达到顶点的家庭，连鬼神都要窥视其屋室，伺其灭亡。可见，一心钻营、争权夺势的人如尺蛾扑火，自取灭亡，恬淡寡欲，不求权利的人却能平安地活着。地位显耀的人遭遇的危险更大；自守其无为之道者可以全身远祸。因此，掌握了道家清静无为的人，无欲无怖忧，清静恬淡。寂寞淡泊是紧守人生的根基。世事沧桑，涨落无常，而为人处世的道理却是一样，把我们和古人调换一下生存的时间，结果并非目前这样的。现在你竟然不明大理，拿鸱枭嘲弄凤凰，拿蚰蜒小虫嘲弄神龟巨龙，不是有毛病了吗？你笑我求黑不成仍是白色，我由此笑你患病厉害，却没有遇到像俞跗、扁鹊这样的良医，你真可悲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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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听罢，又问：“照你这么说，没有你所阐述的那些道理就不能成名吗？范雎、蔡泽等人身居相位而为什么要用深妙的玄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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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说：“范雎，本来是魏国的一个亡命之徒，他断肋折腰，幸免入狱，他缩肩躬腰藏匿于使者之车中逃离魏国，入秦之后又逃避穰侯之辱，最后用自己才智打动秦昭王，深受其宠信，又离间昭王与同母弟泾阳与昭王之关系，废掉穰侯相位而取而代之，他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他遇到了适当的机会。蔡泽，本来是中原地区的一介匹夫，声名不显，地位不尊，下巴突出，鼻梁塌陷，长相丑陋，经常涕垂流沫，到秦国之后对相国范雎只行平揖之礼，结果却掐住范雎咽喉而断其气，抓住其要害，迫使他让出相位，这都是时机促成的。天下已经安定，战争已经结束，欲建都洛阳，这时候娄敬弃车脱绺，鼓动三寸不烂之舌，建树牢不可动的谋略，说服刘邦离开中原建都长安，获致高官厚禄，这也是遇到了适当的时机。古时五帝传下典章制度，三王制定礼仪规范，百代不变。叔孙通发迹于战争之中，解甲投戈之后，制定朝仪，深受宠爱，这也是得其时宜。周代刑法败坏，秦朝制定的刑法残酷苛刻，圣明的大汉王朝权时度势而制定法令、措施，萧何因时而需，制定《汉律》九章。反而言之，假若萧何造律于唐虞时代，那也是谬误不可行的；叔孙通于夏殷之时制定朝仪，也是错谬难行的；娄敬提出策略于周初，也是乖谬于时的；范雎、蔡泽若在今朝的权臣金日磾、张安世、许广汉、史恭、史高之家中，则精神狂乱了。汉初萧何，制定法规，曹参执行而不改，张良谋划策略，陈平六出奇计，他们皆功若泰山，响若山崩，虽然他们的智慧超人是一原因，但他们得以成功，机会也是相当重要的。由此看来，做出能够做出的大事必须在可以做出大事的时代，那么这种作为才会顺利；没有遇到可以大有作为时间而去努力，后果并不好。像有些人取得成功就是这样：蔺相如舍生忘死，于秦廷之上完璧归赵；商山四皓隐居南山、修养德名而遭遇刘邦，终致荣耀，公孙弘出身贫贱，却从待召金马开始，青云直上，骠骑将军霍去病发迹于祁连战功，司马相如因为挑引卓文君而致巨资；东方朔给夫人割肉感动皇帝。我确实不能像以上诸人那样抓住机遇，立功扬名，只好淡泊无为，默默自守我的《太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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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认为，赋是用来讽谏的。如果一味罗列堆砌，极尽华丽靡漫之辞，宏伟华贵，穷形极相，使人无以复加，然后才归于正道，这样做已使看的人越过正道了，但得其浮华，而无益于讽谏。当年汉武帝喜欢神仙之说，追求长生不老，司马相如献上《大人赋》，想以此讽劝武帝，结果汉武帝看过后反而更生了缥缥凌云成仙之志。由此可见，赋只能是鼓励而不可能禁止，这是很明显的。赋又很像俳优伶人淳于髡、优孟这类人，不是法度所能容存，非贤人君子咏诗作赋之更事雅正，由此扬雄不再写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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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又深思天象，参摹而四分之，极于八十一；旁则三摹九据，极之七面二十九赞，都是自然本身的运行规则。所以，读《易》的人，看见其卦象而称之；读《玄》者，数其画而确定之。《玄》开始的四重，并不是卦象，而是数。其用法就是自天元推衍一画一夜阴阳数度律历纪，九九大运，与天相终始。因此，《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共分三卷、名一二三，它与《泰初历》相应，也有颛顼历。以三策筮之，以凶吉关之，以象类杂之，以人事布之，以五行文之，以道德仁义礼智拟之。天主无名，其根本皆合乎《五经》，若非其事，文不虚生。因为它闬鸿不可解，故又写《首》《冲》《错》《测》《摛》《莹》《文》《掜》《图》《告》等十一篇，《玄》中之文，虽有章名，不过其旨深奥，尚不能尽存，故解剥而离散之。《玄》文太长，这里故不录，观之者难以知晓，学习它的人难以成功。因此，有人责难《玄》文太艰深，一般人不喜好，扬雄作文解释，辨难，故文号曰《解难》。原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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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客人责难扬难说：“大凡著书者都要迎合读者大众的爱好，就像美味佳肴希望能合乎人们口味，调谐乐器之声以使听众听之悦耳。如今你以高妙的言辞阐述幽微的道理，宏伟的思想，神秘的观点，你让你的思想驰骋于有无之际，如在大炉中陶冶一样，激荡磨砺而出，可是，看它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却仍然不晓其意。这只是浪费你的精神，又使学习者厌烦难懂，就像画画的人把画画于无形，乐者奏乐无声，你差不多是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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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回答说：“你说得好。如果是精微的言论、伟大的思想，其幽微之外，大概很难使看的人具有共同的认识的。以前有人观天象，察地度，审人法，苍天著满星辰，大地广大深远，他的话亦因之贞实美丽，如金如玉，高深莫测，难道他喜欢故作艰深吗？形势迫使他那样的。你难道没有瞧见翠虬绛螭将要登天，必须先跳身到仓梧之深渊中；若不通过浮云，借助迅风，轻身飘举，冉冉上升，它们就不能拘上清之气，入于九天之门。日月若不运行千里，就不能照亮天地四方；泰若不高耸入云，顶摩苍天，就不能积聚浮云，散发去云气。因此，仪羲氏作《易》时，绵络天地，以八卦经纬之；文王重又附之以六爻；迄孔子又错其像而彖其辞，这样之后才能够发天地之臧，定下万物的根基。若《典》《谟》这样的篇章，《雅》《颂》那样的正声雅音不是温纯深润，就不足以造化鸿大，发扬伟业，彰照光明。故相师以无为作宰，道化以寂寞天欲为主；大味必淡，大音希声；大语渺远，大道纡衍。因此，美妙的声音不可同于众人的耳朵，形体美好的东西不可能入于世俗之眼界，深广的言辞的不可能齐于庸人之听。就像现在的弹奏音乐，弓张音急，随着听众的嗜好而弹奏之，那么坐在远处的人情不自禁靠近了；假若对他们演奏《盛池》《六茎》《萧韶》《九成》，那么就没有应和的了。因此，钟子期一死，俞伯牙断弦破琴，不肯给众人演奏；人走，则匠石停下斤斧而不敢妄砍。师旷调制钟声，是希望扣世有知音；孔子写作《春秋》，希望贤人君子能看到前事，老聃留下遗训，说过知我的人少才知道自己珍贵；我的经历不正是他赞美的品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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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看到先秦诸子思想各不相同，互相诤锋，其大旨皆非毁周孔之教，制造巧辩异辞以搅乱时政；虽然这些思想浅薄不深，但长期流传会影响大道，使一般人逐渐接受其影响而不知它本身是不合圣道的。到太史公司马迁记载六国之事，历楚、汉，记麟止，与圣人记载不同，对正确与错误的看法与经书颇不合。因此常常有人问扬雄有关这些问题，扬雄常模仿经典之言回答之，最后撰成文计十三卷，并模仿《论语》，名曰《法言》。《法言》文多不著录，这里只著录其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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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降下百姓，童蒙无知，任性而行，无知无识，于是告诉他们道理，撰《学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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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周公以降至孔子设教立法，皆帝王之道；其后浇漓，虚证益彰，乖于孔子后七十弟子所谋微妙之言，故撰《吾子》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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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皆有根本，表现在各种事上，但并不都善，关键在于自己，故撰《修身》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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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天道，成于圣人，超过了则失去中正，不及则又不到位，对圣道不可作奸诬罔。故撰《问道》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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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神秘莫测的，冥冥之中经纬天地人事，凡事都体现道德仁义礼。故撰《问神》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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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哲光芒照人，烛照无边，他们常行逊顺，以备不虞。故撰《问明》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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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言周于天地，赞于神明，幽微宏大，绝于迩言，故撰《寡见》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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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聪明智慧，继天测灵，为群伦冠，经诸范。撰《五百》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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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政策鼓动众人，化成天下，没有超过中和的原则的；发现中和，首先在于知民情。撰《先知》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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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以来，国君将相卿士名臣志业各不相同，以圣人大道均平之，故撰《重黎》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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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以后，迄于大汉，德行首推颜、闵，股肱大臣首推萧何、曹参，再推及名将尊卑，称引品定其品行文质，撰《渊骞》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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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道能善于终而不失令名，动由隐括，旁开圣则，撰《君子》第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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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没有超过尊严祖考，安其神灵的，宁神没有超过四表之欢心，撰《孝至》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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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说：“扬雄的自序如上。起初，扬雄四十多岁，从蜀来到京城游学，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惊奇他的文章雅正，召他做门下史，又推荐给皇帝待诏。过了一年多，扬雄献《羽猎赋》，晋升做郎官，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列。哀帝初年，又与董贤担任同样官职。当成帝、哀帝、平帝年间，王莽、董贤都皆为三公，权势压过皇帝，他们推荐的人皇帝没有不提拔任用的，而扬雄在三朝之中官职无变。到王莽篡汉自立，那些谈说之士依附王莽，假借符兆天命对王莽称功颂德从而获得封爵的人很多，扬雄没有封侯，以年老转为大夫，对权势名利很淡漠竟然到了如此境界。他这样做，实在是由于追怀古代、喜欢大道，他的用意是用文章成名于后代，他认为《经》书中没有超过《易》的重要性的，因此写了《太玄》；传没有超过《论语》的，故作《训篡》；箴没有比《虞箴》更好的，故模仿之，作《法言》；史书没有比《仓颉》篇更好的，故作《州箴》；赋没有比《离骚》更深邃的，反过来扩展之；文辞没有超过司马相如的，故模仿相如写作四篇大赋；他的创作都追溯每一文的根本，然后模仿它们而纵横驰骋，创作出来。扬雄心思用于内在，不求外在表面上的名利权势，故当时皆忽略他；只有刘歆和范逡敬重他，而桓谭以为扬雄特出，绝无伦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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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篡汉时，刘歆、甄丰皆为上公，王莽既然借假符兆命自立，其即位之后想掩饰其原貌以便使其前事神化，而甄丰之子甄寻、刘歆之子刘棻却不知王莽用心，复献出来，王莽因此诛甄丰父子，投刘棻于四裔，此事所及之人，立即收押不必奏请。当时扬雄正在天禄阁校书，办案使者来，想收治扬雄，扬雄担心无法逃过，于是从阁楼之上跳下，差点摔死。王莽听说此事，说：“扬雄平常并不参与政事，什么原因这样做呢？”于是暗中派人查访其故，原来是刘棻曾经向扬雄学习过古文中之怪奇之字，扬雄不知道刘棻等人献符命之事。于是，王莽下诏勿究。但是整个京城因此而传语，说：“只因寂寞，才跳楼阁；说是清静，却作符命！”用扬雄《解嘲》中的话反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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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以病免职，复召为大夫。他的家向来贫寒，他又嗜酒，所以很少有人去他家。当时有好事者以车载酒、肴跟其学习，而巨鹿人侯芭一直跟随扬雄，和他生活地一块，接受了他的《太玄》《法言》。刘歆曾读过这些书，对扬雄说：“白白地苦自己！如今有利有禄的学者尚且不能明晓《易》，又哪能明晓《太玄》呢？我担心后人只会用它们盖酱坛。”扬雄笑而不答。扬雄活到七十一岁，于天凤五年卒；侯芭为他建坟，守丧三年。当时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听说扬雄死了，对桓谭说：“你曾赞美扬雄的著作，他的书真能传至后世吗？”谭回答说：“一定会流传后世的，只是你和我来不及看到罢了。大凡人把近前的东西都看得轻，对远东西看得重，亲眼看看，扬雄确实貌不惊人、仕途平平，因此便轻视他的著作。就如当年老聃写作无为思想的文章两篇，攻击仁义，非毁礼学，但是后代喜欢它的人仍然以为它比五经还好，从汉朝的文、景诸君到司马迁都讲过这样的话。如今扬雄的著作文义至深，而论点不违背圣人之教，若其遇到当政君王，并被贤人阅览，被他们称好，那么它的影响一定会超过先秦诸子的。”那些儒生中有人讥讽扬雄并非圣人而写作经书，就像春秋时吴、楚的国君僭号称王一样，应该定灭族绝后之罪。扬雄死后至今，已经过了四十多年，他的《法言》大行大世，而《太玄》始终未得彰昭，不过文章都还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