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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巨鹿太守河内人司马直刚被任命，因为有清廉的名声，被责令少交三百万。司马直奉诏后，忧愁地说：“做老百姓的父母官，反而要剥削老百姓，来应付一时的要求，我不忍心这样做。”推说有病，拒不从命。走到孟津时，上书大力揭露当朝的失误，以及古往今来灾祸败亡的教训，当即服毒自杀。奏章上达后，皇帝为此暂停征收修宫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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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西园建造万金堂，把司农那里金银丝绸运来，满满地储存在里面，还回到河间郡国去购买田产，建造房屋。皇帝出生在侯府，一向贫穷，常常叹息桓帝不能经营家业，所以大量地聚集私藏，又在小黄门常侍那里各存了几千万钱。皇帝常说：“张常侍是我父亲，赵常侍是我母亲。”宦官们一朝得志，便肆无忌惮，大量起造府第住宅，仿效宫廷的模样。皇帝时常登上永安宫的瞭望台，宦官们害怕他望见他们的府第，就让中大人尚但进谏说：“天子不应该登高，否则老百姓就会虚散。”从此皇帝再也不敢登上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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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派钩盾令宋典修缮南宫的玉堂。又派掖庭令毕岚铸造铜人，四面摆放在仓龙关和玄武关。又铸造四口大钟，每口都有二千斛的容积，悬挂在玉堂和云台殿的前面。又铸造出天禄蛤蟆，在平门外的桥东吐水，水转而入宫。又造出翻车、渴乌。设置在桥西，用来给南北的郊路洒水。以省去百姓洒水的繁杂。又铸造四出文钱，钱上都有四条道道。有见识的人私底下说，奢侈暴虐已到了极点，征兆已经出现，这种钱铸成后，一定会四道而去。等到京城大乱，四出文钱果然流落到四面八方。又任用赵忠为车骑将军，一百多天后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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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六年，灵帝驾崩。中军校尉袁绍劝说大将何进，下令诛杀宦官以使天下人高兴。计划泄露，张让、赵忠等人就入宫，一起杀掉了何进。但是袁绍率兵杀死赵忠。抓住宦官不论老少一律杀掉。张让等几十人劫持皇帝沿黄河逃走。追兵临近，张让等人悲悲切切地哭着告别说：“我们这些臣子被杀光，天下就大乱了。只望皇上多多保重！”都跳进黄河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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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论曰：自古以来断送大业绝灭宗族的事情，其原因都是由来已久的。夏商周三代因为宠恋女色而取祸，秦始皇嬴政因为奢侈残暴而致灾，西汉因外戚而丧失了社稷，东汉因宦官而覆灭了国家。兴衰成败的缘由，前辈的史家已作了长久的探讨。至于宦官作为致祸的根源，其中的详情或者还有论述的余地。为什么呢？这些人身受阉刑成为羞耻，照理与健全的生活已经无缘，名声和荣誉既不能光耀门庭，又无法为自己传宗接代，跟他谈论感情未见得有什么害处，办事情更易于取得信任，再加上逐渐参与朝中政事，对典籍人物颇有见识，所以年轻的君主重用其谨慎老成。后妃借以传达旨意，来往中没有猜忌的心理，亲近他又有令人欢悦的容貌。也有的忠厚端正，心怀计策纠正邪恶；有的才思敏捷，应对如流，难辨真假；有的赞誉忠贞贤良，及早地举荐他们。并不只是放纵凶恶，也非只有残暴骄横。但是正邪并存，面貌和实质相掺杂，大奸若忠，所以能够迷惑年幼的昏君，扰乱众人的视听，大概也是自有其道理可寻的。不正当的权利既然滋长，同伙和附从自然与日俱增，正直大臣的非议，必然会泄露出来，至亲外戚的愤恨，才导致专权夺利的争端，这就是忠正贤良的臣子无计可施，社稷终于沦为废墟的原因。《易经》说：“脚踏着霜，就快要冰冻三尺了。”这是说凡事的形成，都是由来已久的。如今我们追寻这些原因，又怎能局限在一朝一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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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赞曰：用人失误都非小事，过于重用就违背了道理。何况本是宫内的小官，却参与起天朝的机要。搬弄文墨惺惺作态，夺利专权作威作福。损害门庭祸乱国家，除此没有别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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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文白对照精华版） 后汉书卷七十九上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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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列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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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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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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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又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孝和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时樊准、徐防并陈敦学之宜，又言儒职多非其人，于是制诏公卿妙简其选，三署郎能通经术者，皆得察举。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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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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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学者猥众，难以详载，今但录其能通经名家者，以为《儒林篇》。其自有列传者，则不兼书。若师资所承，宜标名为证者，乃著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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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书》云：田何传《易》授丁宽，丁宽授田王孙，王孙授沛人施雠、东海孟喜、琅邪梁丘贺，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又东郡京房受《易》于梁国焦延寿，别为京氏学。又有东莱费直，传《易》，授琅邪王横，为费氏学。本以古字，号《古文易》。又沛人高相传《易》，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为高氏学。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费、高二家未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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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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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莽末年至更始称帝之际，天下大乱，礼乐制度分崩离析，典籍文章残破散落。到光武帝中兴，建立东汉，光武帝爱好儒家经学，所到之处，来不及下车歇息，就先去访问儒雅方士，采集经典散落的篇章。予以补缀。在此之前各地学者有许多都怀揣图书，逃往山林隐居。自此以后则他们之中没有人不携带典籍，云集京都的，如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都接踵而至。于是，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官，他们各以自己的一家之学进行教授，《易经》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之学，《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诗经》有齐、鲁、韩三家，《礼经》有大小戴两家，《春秋经》有严、颜两家，共计十四个博士，他们都归由太常官依次统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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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帝建武五年（29年），就修建起太学，效法古典，笾、豆、干、戚一类祭祀礼器和仪式道具完备地陈列于殿上，身着直领服装，步履规矩合度的儒生，雍容自得地漫步其中。中元元年（56年），开始建造辟雍、明堂、灵台三雍宫。汉明帝即位时，亲自在此举行典礼。天子从此开始头戴通天冠，身穿绘有日月星辰的服装，配备仪仗队所用的车辆，盛行用前卫清道的仪式，端坐在明堂接受列国诸侯的朝拜，登灵台观察天象云气之色，在辟雍宫中举行叫作“袒割”的敬老之礼，以表示对三老五更这些由天子赡养的老人的尊重。每年春秋两季飨射之礼结束后，天子都正襟危坐亲自讲授儒家经典，儒生们则手持经卷在天子面前相互诘问驳辩，此时博衣大袖的士大夫们都围绕在辟雍四门外的水边桥头观望倾听，人数之多，数以万计。后来又为有功大臣的子孙、外戚樊、郭、阴、马四姓家族的子弟另立学校，搜罗选拔高才学生入校学习，还令在期门、羽林皇帝护卫军的战士都得通晓《孝经》的章节与句子，当时就连匈奴也送子弟前来就学。人才济济，洋洋大观，盛况又有过于明帝永平年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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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初年间（76—84年），汉章帝在白虎观召集众儒生大会，审慎考核《五经》各家之学问的同异之处，会议连续数月才结束。汉章帝亲自到会行使权力，就如同当年汉宣帝亲临石渠阁会议一样，会议内容由先帝的顾命史官班固记录写成《白虎通义》一书。汉章帝还下诏书令高才生学习《古文尚书》《毛诗》《穀梁春秋》《左氏春秋》，虽然这几门经学没有设置博士学官，但也都选拔有很高造诣的儒者作为讲郎，在天子身边的部门供职，如此得以网罗散失的经典，广泛保存了各家经学。汉和帝也屡次亲往东观阅览群书。到邓太后执政时期，学者则很是懈怠。当时樊准、徐防一同陈述朝廷应该敦促学业，又说儒官中有许多不称职的人，于是朝廷下诏，令公卿认真选择，三署统领的郎官中凡是通晓经学的人，都可以被察举为儒官。自从汉安帝亲自执政，轻视经籍，博士不设坐讲学，学生们无所事事，怠惰散漫，校舍颓敝，园内荒草丛生，牧儿和割柴草的小童，都入内割伐柴草。汉顺帝有感于翟酺的劝言，于是翻盖修缮校舍，建筑房屋二百四十套，共计一千八百五十间。通过考试录取了一批在以往考试中被列为下等的考生，补充大学弟子，增加了甲乙两科学员各十人，将地方郡国的老年儒者都增补为郎官或舍人。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年），梁太后下诏说：“自大将军以下至六百石一级官员，都遣送子弟入学，每年都在春天的三月，秋天的九月举行的乡射礼上，由这些高官贵族子弟学生充当典礼生，年年如此。”从此以后来太学学习者猛增，竟至三万余人。但是以往那种寻章析句钻研经典的学风逐渐荒疏，学者多以浮华的学问相互推崇，儒者的纯朴学风大抵衰减了。诛杀党人以后，许多有名望的、品行高尚的人都被流放或处以肉刑，随之而来的便是怨恨争端，相互告发，也有人私下以金钱贿赂，改定藏在宫中兰台中经书上的漆字，为的是与他私家藏书的经文相符合。为此，汉灵帝在熹平四年（175年）下诏，令众儒者准确刊定《五经》文字，镌刻在石碑上，碑文用先秦古文、秦朝小篆、秦汉隶书三种书法相互参验，将石碑竖立于太学门外，让天下人都以此经文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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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光武帝定都洛阳时，从长安运来的经籍简札、宫中藏书装车二千多辆，从那以后书简又增加到了以前的三倍。到董卓迁都长安的时候，官吏百姓上下混乱，在皇宫中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宫、鸿都门各处所藏的典策文章，都被人竞相剖裂散失，那些以绢帛制成的图书，大部头的就被连接制成了帷帐、车盖，小一些的就作为绑腿、行囊。到了司徒王允收集起来运往长安的图书，只装车七十多辆，而道路艰难遥远，途中丢弃的又占了一半之多。后来长安战乱，一时间焚毁荡涤，经典图书没有不在此时灭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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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的学者太多了，难以详细记载，现在只选择那些能通晓经典的著名学者，辑为《儒林篇》。至于那些已经载入列传的学者，在此则不重复记载，如果有师承关系，应该标出姓名说明的，则在记述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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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汉书》云：田何教授《易经》，传给丁宽，丁宽传授给田王孙，田王孙传授给沛人施雠、东海人孟喜、琅邪人梁丘贺，从此《易》学有了施氏学、孟氏学、梁丘氏等。又有东郡人京房向梁国人焦延寿所学的《易》学，另称为京氏学。还有东莱人费直教授《易经》，传给琅邪人王横，成为费氏学。此一派用的是古文字经书教本，号称《古文易》。又有沛人高相教授《易经》，传给其子高康和兰陵人毋将永，成为高氏学。施、孟、梁丘、京氏四家《易》学均被立为博士官学，而费、高二家未能立为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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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政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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