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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十年正月，幼主的车驾朝拜先帝高平陵，曹爽兄弟也都随从。司马懿当即部署聚集兵马，首先占据了武库，然后就出发屯驻、控制了洛水浮桥，接着向幼帝上奏章参劾曹爽说：“臣司马懿昔日刚从辽东回师，先帝就诏命陛下、秦王和臣登上御床，先帝把着臣的臂膀，特别挂念他身后的事情。臣当时对先帝说：‘太祖与文帝二帝也曾把后事嘱托给臣，这也是陛下您亲眼所见的。请陛下您不要为后事担忧痛苦。万一将来有什么意料之外的事发生，臣当会用死来执行陛下您今天托孤的明诏’。这些事，当时黄门令董箕等人，以及先帝近旁的才人中侍奉先帝病体的人，都曾听说，也都知道。如今大将军曹爽背弃先帝顾命时的遗诏，败坏搅乱国家的法典。对内，他僭越等级、私拟帝王；对外，他专断权柄，独擅威福。他破坏诸营建制，把禁兵全部据为己有；文武百官中的重要职位，安置的也都是他所亲信的人。皇宫御殿中的宿卫，经历了好几代的旧人都被斥逐出去，想要安插新人来树立他的私党。他们这帮人盘根错节、相互勾结，纵欲恣情，日甚一日。对外既已如此，对内又以黄门张当为都监，专门与曹爽共同交通关节，看守侦察陛下的情况，等待着伺机篡夺皇帝的宝座。他离间皇太后与皇上两宫，伤害母子之间的骨肉感情。如今天下汹汹，动荡恐慌，人人都满怀危险与畏惧的心情。陛下您只是寄坐在曹爽膝下的孩子，怎么可能长治久安呢！当前这样的局面，绝不是当年先帝诏令陛下以及臣升登御床时的本意。臣我虽老朽年迈，但怎么敢忘却以往对先帝的誓言呢？昔年赵高得意，秦朝就亡灭了；吕家、霍家的祸根及早斩断，汉室的福祚就永世绵长。这正是需要陛下您大鉴明察，也需要臣受命而起、挽救国家的重要时刻。太尉臣蒋济、尚书令臣司马孚等，都认为曹爽有目无君上、篡夺皇位之心，因此他们兄弟不宜再掌管禁兵、入宫宿卫。臣等这份章奏已先奏闻永宁宫皇太后，皇太后敕令臣就像奏章中所说的去施行。臣就传敕令让宫中主事的人以及黄门令罢去曹爽、曹羲、曹训兄弟原所统辖的佐吏禁兵，让他们以侯的身份各回归府第待命，不得逗留而使皇上的车驾在外延迟不归。如果曹爽等人敢有稽迟逗留车驾的不轨行为，就把他们按军法从事。老臣我虽然年迈无力，但也已经统率军队屯驻在洛水浮桥，观察万一出现的非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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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爽在高平陵皇帝车驾前先得到司马懿弹劾他的章奏，没有通报给幼帝，窘迫慌张得不知做什么好。大司农沛国桓范听说兵变起，他不听从太后的召请，假传皇上的诏令骗开了平昌门，拔取剑戟，劫持了守门侯官，出城向南投奔曹爽去了。司马懿知道这件事后说：“桓范这是去给曹爽出谋划策去了，但我料定曹爽必定不能采用桓范的计谋。”桓范劝说曹爽让他带领皇上车驾去到许昌，召集外省兵马讨伐司马懿。曹爽兄弟听后犹豫不决。桓范又对曹羲强调说：“当今之日，你们就是想要自立门户、甘求贫贱去做老百姓，还可能做到吗？况且一个莽夫劫持了一个人质，还有争取活命的欲望呢？如今您和天子相伴随，能号令于天下，谁敢不响应？”曹羲还是不能采纳他的建议。不久，侍中许允、尚书陈泰又来劝说曹爽，让他们兄弟乘早自己回家待罪。于是，曹爽派遣许允、陈泰去求见司马宣王，转告他做出的归家待罪请死的决定，然后才向皇帝通报了司马宣王的弹劾奏章。于是，幼帝从奏，免去了曹爽兄弟的官职，让他们以侯的身份回到自家府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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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张当把他私下选好的宫中女官才人张氏、何氏等人送给曹爽。司马懿便怀疑张当与曹爽有所勾结，就收捕了张当要治他的罪。审问中，张当供认出曹爽曾与何晏等人阴谋造反叛逆，并且曾预先搞过军事演习，就等到三月中旬时就要发难。于是，立即把何晏等人收捕下狱，并大会公卿朝臣在朝堂合议。大家认为“《春秋》经书中的古义说，国君的亲属，最好不要做大将；他们要是做大将，后来必定被诛灭。曹爽以皇家支属的身份，世代蒙受朝廷的殊宠，曾亲自接受先帝握手颁赐的遗诏，把天下托付给了他。可是，他却包藏祸心，蔑视抛弃了先帝的顾命，而与何晏、邓颺及张当等人谋图帝位。桓范与罪人党同，都是大逆不道的叛臣”。于是，收捕了曹爽、曹羲、曹训、何晏、邓颺、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张当等人。这些人都伏法被诛，夷灭了三族。嘉平年间，接续功臣世系，才另封曹真的族孙曹熙为新昌亭侯，赐邑三百户，来奉祀曹真，为其后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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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晏是何进的孙子。他的母亲尹氏，后来又做了魏太祖曹操的夫人。何晏在皇宫禁省中长大，又娶公主为妻。少年时就以才学华秀而知名。他喜好老子、庄子的言辞，曾作《道德论》以及各种文赋著述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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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侯尚，字伯仁，是夏侯渊的侄子。魏文帝曹丕与他特别亲近友善。魏太祖曹操平定冀州的时候，夏侯尚是军司马，统领骑兵随从征伐，后来又做过五官将文学。初建魏国时，升迁为黄门侍郎。代郡胡人反叛，太祖派遣鄢陵侯曹彰率军征讨，用夏侯尚参赞曹彰的军事，平定了代地。回师时，恰逢太祖在洛阳逝世，夏侯尚又持节，奉侍曹操的梓宫灵柩回邺都安葬。事毕，合并记录夏侯尚从前的功绩，封他为平陵亭侯，任为散骑常侍，又升迁为中领军。文帝登上皇帝位，改封夏侯尚为平陵乡侯，升迁为征南将军，领荆州刺史，假节都督南方诸路的军事。夏侯尚上奏章说：“刘备有一支偏师在上庸，那里山道险阻难行，他们对我军没有戒备，如果出奇兵潜走暗行，出其不意，就是个必定胜利的形势。”于是就约集诸军击破了上庸，平定了那里的三郡九县，夏侯尚也因此而升迁为征南大将军。孙权虽然一度臣服称藩，但夏侯尚却更加紧修置攻讨孙权的军事装备，后来孙权果然表现出他有反叛的二心。黄初三年，文帝车驾南巡宛城，就令夏侯尚率诸军与曹真共同围攻江陵。孙权的大将诸葛瑾与夏侯尚两军隔江相对摆阵。诸葛瑾本人渡江进入江中心的洲渚屯驻，而把水军分置于大江之中。夏侯尚在夜里派大量油船，率领步骑兵万余人，从下游潜行暗渡，突然攻袭诸葛瑾所率诸军，从江两岸夹攻火烧吴军的舟船，水陆两路同时进攻，打败了诸葛瑾军。江陵城还未及攻下，正好又赶上了大瘟疫，于是文帝便下诏敕令夏侯尚引领诸军回师。回师后，加封他食邑六百户，合并从前的共是一千九百户，让他假钺，进封他为荆州牧。荆州残破荒凉，四境与蛮夷接界，边境又与吴以汉水为界，旧时黎民百姓大多数都居住在江南。夏侯尚自从上庸道路打通后，曾入山西行七百余里，山民蛮夷部落很多都服从了他。五六年时间里归降内附的有数千家。黄初五年，文帝徙封他为昌陵乡侯。夏侯尚有一个爱妾，很得嬖爱宠幸，她的宠遇盖过了夏侯尚的嫡室正妻。他的嫡室正妻是曹氏之女。由于正妻的哭诉，所以魏文帝曹丕就派人把夏侯尚的这个爱妾给绞杀了。夏侯尚因悲痛感愤而触发大病，经常精神恍惚，神志不清。爱妾既已埋葬，又不胜眷恋想见，于是又把她挖出来看看。魏文帝闻听这件事就很恼怒地说：“杜袭当年轻视小看夏侯尚，原来是很有道理的呀。”话虽如此，但因为夏侯尚是元老旧臣，所以文帝对他的恩宠仍然不曾衰减。黄初六年，夏侯尚病势沉重，回京都，魏文帝曾数次去他家里探问，与他握手哭泣。夏侯尚逝世后，赠谥号叫悼侯，爵位由他的儿子夏侯玄承嗣。又分出夏侯尚的食邑三百户，给夏侯尚弟弟的儿子夏侯奉，赐予他爵号关内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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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侯玄表字太初，从小知名于世，二十岁左右就做了散骑黄门侍郎。他曾在进见皇帝时与皇后的弟弟毛曾并坐，觉得很羞耻，不高兴的心情全都表现在脸上。明帝为此很恼恨夏侯玄，将他贬去做了羽林监。正始初年，曹爽辅政。夏侯玄，就是曹爽姑姑的儿子。这一时期夏侯玄累次升迁，做到散骑常侍和中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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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傅司马懿曾向夏侯玄询问有关时事的问题，夏侯玄的答复认为：“选用贤人、官尽其才，是国家的权柄。故而把对权衡人才良莠的任务专门交给京都的台阁去处理，这是上层的职责；把人才的孝悌操行存在于闾里坊巷，把人才品德的优劣任从他乡人的评判，这是下层的高低叙别。而要肃清教化、审慎选举，就在于明确上层的职责和下层的次序之间的界限，不让这两者互相干涉、牵扯而已。这是为什么呢？上层如超过了他本身的权限，就恐怕他们的职责没有根本的依据，而干请权势、奔走后门的歪路就会大开；下层的叙别如逾越了常规，就恐怕本当由朝廷颁赐的爵赏全由外间下层掌握了，而投机取巧、玩弄权术的门道就多起来了。而朝廷的爵赏如果下放，这就造成庶民百姓议论并掌握国家权柄；而机巧权术门路的增多，正是造成吏治纷乱的根源。自从州郡以中正品评度量官吏人才以来，已经有年头儿了。然而议论纷纷，至今还没听说怎么整齐。这难道不是因为上面的职责与下面的次序参差交错，各自都违反它们的要旨常规而造成的吗？如果让中正只考核士人的品德才能，品德才能很全面，这个人就可以去做官。为什么呢？一个人如果在家中是个有名的孝子，在官位上他岂能不忠于自己的职守？在九族中以仁慈宽恕传称的人，难道能不懂怎样从政吗？忠义谋断能在乡党中行用的人，难道不能在官府执事任职吗？像上面所说的这三种人，如在中正处被录取，虽然还没有处在一定的官位名号上，但他们都可以被任用为官吏，则是明白可知的。义行有大小，排比有高下，那么他们各自所应当任职的品流，也就自然有所区别了。何必又让州郡中正从下层干涉台阁权衡的权柄，而在上层执掌机柄的人遇事又有了向下推诿凭仗的地方，使得二者上下交侵，从而滋生出纷乱和错失呢？况且台阁以上临下，考察功过、核校臧否，众职司的属员，也各有官长。这些人对各级官吏天天进行考核，但对这些官吏仍然没人能考究清楚。而闾里乡间的评议，各从自己意愿出发随便裁处，从而使得品德才能可以担任要职的人失去他们的官位，众人则望风驱驰。在这样的形势下，要想做到风俗清平肃静，可能吗？天庭台阁高渺悬远，这是众人所灰心绝望的。他们所能达到的，就在他们的左侧近旁。谁能不大加修饰，从附近得到他们所要求得到的东西呢？所要求的利禄既另有谋求的门路，那么在自己家门中维持，已经不如把自己推荐到乡党中去了。而自身推荐到乡党的人，又已经不如自己到州郡去求告了。果真开辟有可以求托的门路，而又害怕这些求托的人虚假粉饰、谎言离本，虽然严厉斥责中正，再用刑罚监督，也还是没有多大效益。还不如让他们各司其职，官长就各自把他们的下属官吏的贤能或拙劣报告给台阁，台阁就根据官长报告的他们下属优劣的品第，参照乡闾排定的德行的次序，拟定各级官员的品辈等级，不让其中出现偏颇。中正则只需要考查各人的品行事迹，区别他们的高下，审定他们的辈分类别，不要让他们的等级随意升降。台阁汇总他们的排比，就像他们上报的简牍所书。如果有什么参差错误，则应当由上报的有关职司部门负责。官长所排定的官员顺序，中正所拟就的推荐名次，应当结合适应实际需要的次序而使用他们。如果有不称职的，在外上报情况的官长、中正应当负责。然而就像这样内外互相参照，得失是非有所稽查，互相经常检查，又有谁还能用谎言巧饰呢？像这样，就会人心安定而事理相得，差不多可以得到肃静风俗并审慎地选用为官的人才了。”夏侯玄又以为：“古代建制职官，是要用他们来赈济抚育百姓、统一管理民众的财物，所以，才为百姓们树立郡长来管理牧养他们。建立司牧的主旨，是要单一而专门。单一，任职的官吏就确定，上下也就相安；专门，职业就会修明精擅，办事就不会烦难。办事简练、职业修明、上下相安的国家而得不到治理，这样的事是从来也没有过的。先王封建万国，当时的详细情况虽然现在还不可能获得和查考，然而分割疆土，画定边界，使各守自己的土田四境，绝不会允许归属不明、司职重叠交错、相互羁绊的国体出现。下考殷、周时期五等爵的叙列，只有大小贵贱的差别，也没有君官臣民存在两个体系而互相牵制的状况存在。官僚的统属不一，职业就不会修明，职业不修明，处理政事怎么可能做到简捷呢？政事不简捷，民众怎么可能安静呢？民众不安静，邪恶就会并兴，而奸伪就会滋长了。先王知道事情的结果会像这样，所以就让职司专门而统业一致。从秦代开始，帝王才不师从圣人之道，而以自己一人的私智来统御各种职司，用奸诈的权术来对待下属。惧怕宰官不修明，就设立监牧来督率他们；畏惧监牧们对宰官庇护纵容，又设置司察来纠查他们。宰官与监牧互相重叠，监牧与司察又互相纠查，这就造成人人怀有异心，上下级之间政务不一，相互冲突。汉代承继秦代的制度，没能做出什么弥补修改。魏室兴隆以来，政事繁忙日不暇及，殷周五等爵的旧典虽然很难仓促恢复，但却完全可以先粗粗的立一个仪范准则，用来统一吏治官制。如今的县令长吏，都是国君委任来管理吏民的。可是，现在在他们的上边又横向重叠，设置了郡守，郡守的上边又累置了刺史。象郡守所管辖的政务，都只是一些考查大略的事情，大体与州相同，这两者似没有必要再重复。所以，应当省去郡守，只任用刺史，刺史的职司如仍然存在，那么监察的职能就不会废弛；全国数以万计的郡守长吏，回乡亲自去务农，用以节省烦冗的俸费，能使财源充裕，粮谷繁殖，这是其一。大县令长的才干，都足以担任郡守。然而狱讼的是非，却常常与郡守产生异议，顺从郡守则平安，坚持自己的意见就会有争论。调和羹汤这样的美味，要旨在于把味道相异的佐料恰当地配合在一起，分别上下级的主意、裨益，就在于这两者能和衷相济。下级顺从上级，才能确保平安，这就好比琴瑟和合，才能协奏出同一个声调。如果把郡守这一不必要的中间机构省略，官府政事就能精简，这是其二。又有，郡府的干办佐吏，其职责是监察各县。可是，他们往往帮助庇护他们的乡党亲友、里邑故旧。有什么不符他们愿望之处，他们就会假借公务刁难阻碍。民众的困苦灾难和祸害就是由此产生的。如今假若把郡都取消合并到州，那为乱的根源自然就被堵塞，这是其三。如今上承汉末衰弊，人民零落困苦，贤才就更加稀少，能够奉职任事的人实在罕见。郡与县的良佐循吏数字比例，往往很不一样。郡，坐受县的成果，政务的繁重本来在下面县级；但佐吏中的上选人物，却被郡抢先留足了。这就是说亲厚民众的良吏，本该专设于底下基层。佐吏，有关民众的身家性命，而县里的佐吏往往材质低下顽鄙。现在如果把郡合并取消了，县吏就会多选清廉贤良的人任职，这样就会王道大化，礼教广施、百姓从善如流，民众万物都会获得康宁，这是其四。现在如命令天下，使有人民万户以上的大县的长吏，都命名他叫郡守；民户五千以上的，就命名他叫都尉；千户以下的，还像过去的那样叫他令长。自令长以上，以考绩记功决定升降调用。把贤能的调转升迁，他所牧养的民户也随之增多。这就是进用贤才使考功有效的方法。如果这样的经纬制度一旦确定，那么官吏的材质就有了次序，治化的功效就会整齐而明达，这是其五。如若省去郡守，县能径直通达到州，政事不再拥挤阻隔，官员们也没有把政务滞留荒废的；三代的古风，虽未必能完全恢复，但简明划一的政制王化，却差不多可以做到。方便民众、节省官费的方略，也就在这里了。”夏侯玄又以为：“文丽与质朴的更换使用，犹如春夏秋冬四时的轮流到了。王者体察天意治理万物，必然要借着世风流弊而去化济变通它们。如果时尚过于质朴了，就要让它变得文丽一些，用以隆尚礼仪；如果时尚太过奢侈了，就要用质朴的古风来补救它。而今承接百代帝王的末叶，秦汉时期的余风流响，是世俗太过文丽，所以应当大幅度地改变它，用来改变民众的时尚愿望。现今的科条礼制规定：自公、列侯以下，官位从大将军以上，都能穿戴使用绫锦、罗绮、纨素和金银刻镂的各类贵重华丽的物品。从这些贵人往下，五色杂彩的服装，一直能通用于平贱的庶人。虽然就他们中的上下等级各有规定，用以表示尊卑差别。然而，有关朝臣服饰的制度的本身，就已经让他们能够同至尊无上的皇帝相互比映了。黑黄这类本是皇家服饰中方可使用的色彩，已经能够在社会的下层流通了。在这样的形势下，想要让集市不买卖华丽色彩的布匹、服饰，商贾不流通难得的珍稀货物，工匠不制作雕刻的宝物，是不可能的。因此，应该从根本上进行大的治理，以古法为标准尺度，确定文丽与质朴的合宜分寸，选取其中合乎原则的，来作为礼制的法度。皇上的车舆服饰纹章，都提倡质朴，禁止和废除末世流俗中华彩靡丽的事物，使得干预朝政的大臣之家，有爵位的贵室，不再有锦绫罗绮的华饰，也没有兼备两种色彩的衣服和纤巧的物事。自皇上以下，只显示出朴素的差别，只要能标示出等级就可以了，不要让他们之间差距过大。如若对有丰功伟德的人颁赐，或皇上龙恩所特加的，都要先到有司去备案然后才能穿着它们。从上往下推行一种习尚，就犹如大风吹动小草。朴素的礼教如果能从本朝先兴起，那些过分奢侈的心态就可以自然地在社会下层消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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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在回答的书信中说：“审慎地选用官吏，择别人才，除去重复的官职，改革服饰缺席，这些建议都很好。礼书中所说的由乡党闾里评品本人的行迹，由朝廷台阁考查各级官员的事迹，其大略指要基本就如你所示意的那样。自周以来，中间一脉相承、沿袭因循，未能做出什么突然而重大的改变。秦代时没有刺史，只有郡守长吏。汉家虽然初有刺史，但开始也只是奉行六条而已。故而刺史又称为传车，他的属吏叫作从事。刺史并没有通常固定的治所，属吏也不算正式的官员。此后，经过较长时间发展，才演化为正式的官司衙门的。过去，西汉初的贾谊也为服制问题担忧过。汉文帝虽自身用着较为粗糙的弋绨衣服，也还是不能使上下各式人等服装让他感到如意。这里你所说的三件事，恐怕要等待更为贤能的人出现后才能了结吧。”夏侯玄又复信说：“汉文帝虽然自身穿着的是弋绨的服装，但他并没有去改革扶正法度，在皇宫的内外很多地方僭越礼法，私拟皇家的服装穿戴，宠臣们受文帝的赏赐也不可限量。从这一点看，汉文帝的衣弋绨，似乎只是指望着以此来树立他在世时的俭朴美名，而并没有要以他为楷模来让世人都向他看齐、从而达到治理舆服之制的意思。今日公侯您受命执掌朝政，做着宰辅这样的重臣。您将要追踪上古的贤臣，使魏室兴隆，臻于至治；您将会抑末业，正根本。假若您在朝堂上制定了新的法令，这些新法令很快就会被民众接受而化为行动。处于目前这种适宜于改革的时代，只要您存留着有改革的积极想法，新令颁发之日，下面的响应也就像听见响动立即随着寻来一样。但是，您还是这样低头谦虚地说：‘还是等贤能的人吧’，您这样做，就好似身为伊尹、周公而不去修正殷商、姬周的法典一样。这实在让我想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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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夏侯玄就被任命为征西将军，假节去都督雍、凉等州的诸路大军。他与曹爽共同发起和进行了入骆谷伐蜀的战役，很被当时的人所讥笑。曹爽伏诛后，夏侯玄被征用为大鸿胪，数年以后又转任为太常。夏侯玄因为与曹爽有牵连而屡遭贬抑罢黜，心内很不得意。中书令李丰虽然早就被大将军景王司马师所亲近厚待，但他的内心却放在夏侯玄身上。于是，他就联结了皇后的父亲光禄大夫张缉，图谋想要用夏侯玄来辅政。李丰既已经握有了内廷的权柄，而他的儿子又娶了公主，与张缉又都是冯翊人，所以张缉很信任他。李丰暗中命令他的弟弟兖州刺史李翼请求入朝晋见，想让他乘机带兵进京，合力起事。偏巧李翼要求朝见，而未被允准。嘉平六年二月，皇帝正好要拜封宫中女官贵人，李丰等人想要乘皇上亲临轩阁、皇宫诸门有陛阶禁兵的时机诛杀大将军，用夏侯玄来取代他，用张缉作骠骑将军。李丰秘密地对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冗从仆射刘贤等人说：“你们这些人居住在皇宫大内里，有很多不法的勾当，大将军对人威严刚毅，他多次向我提起过你们的事，张当就可以作为你们的诫鉴。”苏铄等人都许诺将听从李丰的命令。大将军多少风闻了李丰的阴谋，请李丰相见。李丰不知底细，贸然前往。结果，立即就被大将军杀了。这件事下发给有关职司部门处理，有关部门很快就收捕夏侯玄、张缉、苏铄、乐敦、刘贤等人送交廷尉收审。廷尉钟毓上奏说：“李丰等人阴谋胁迫皇上，擅自诛杀冢宰，大逆不道，请依照法律给他们论罪。”于是大会公卿朝臣廷尉等人论议，大家都以为：“李丰等人各受特殊的宠遇，管理并综合国家的机密，张缉蒙承外戚椒房之亲的尊荣，夏侯玄身为世臣，这几人并居在列侯的高位上，但却包藏祸心，图谋叛逆，与太监阉竖勾结，把奸谋密授给他们。这一小撮人害怕天威，不敢明目张胆地搞叛逆，却想要胁迫皇上，行诈肆虐，阴谋暗杀朝廷的良辅，互相勾结，妄图擅自建立要职，将要用这样的手段来倾覆京师王室，危害大魏的社稷。钟毓所论证的都与科律相符，请圣上批还钟毓，依法施行。”帝下诏书说：“齐国长公主，是先帝的爱女，酌情宽宥她的三个儿子的性命。”于是，李丰、夏侯玄、张缉、乐敦、刘贤等人都被夷灭了三族，其余的亲属就都被流放，逐到乐浪郡。夏侯玄品格坚毅、器量深远，临斩于东市时，颜色不变，举止行动悠然自若，时年四十六岁。正元年间，继封功臣，封夏侯尚的堂孙夏侯本为昌陵亭侯，食邑三百户，用他来做奉祀夏侯尚的后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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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中领军高阳人许允与李丰、夏侯玄亲近友善。在事变之前，有人曾假做了一尺一长的诏书，上面写着：以夏侯玄为大将军、许允为太尉，二人共同总管尚书的事务。不知是何人，天还未明就乘马把诏书交给许允家的门吏，说“有诏”，乘机就奔驰而去了。许允当即把这“诏书”投在火中烧了，而没有把他打开交给景王司马师。后来李丰等人谋反的事被发觉，朝廷调任许允为镇北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路的军事。未及出发，就因为曾私自散发官府的财物的罪名，被收捕交付廷尉。判为流放乐浪郡，死在流放的道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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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河的王经与许允都曾被称扬为冀州的名士。甘露年间曾做过尚书，由于与高贵乡公的事有牵连而被诛杀。开始时王经为郡守，他的母亲曾对他说：“你是种田人的孩子，如今做官到郡守二千石了，物事繁盛过分了就会不吉祥，你到此可以停止了。”王经官欲太重，不能听从他母亲的劝告，后来又历任两个州的刺史和司隶校尉。最终，还是导致了毁败。许允的友人同郡人崔赞，据说也曾以处世为官运道太盛会招致失败告诫过许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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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说：夏侯氏、曹氏世代互为婚姻，故而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曹休、夏侯尚、曹真等人都以亲戚故旧、肺腑股肱的身份，贵宠显重于当时，辅佐帝王，创造功业，他们都有很大的功劳。曹爽德业菲薄而官位尊宠，他沉溺于声色，盈溢于骄奢，这本来就是《大易》所明显告诫、道家所忌讳的凶征。夏侯玄以他的规格和局度，让世人盛称其名，然而他却与曹爽内外勾连，两情缱绻；荣宠和官位达到像他那样的高度，却未曾闻听过他匡正过曹爽什么过错，援纳招致过什么良才。从上面所举的这些行迹而论，他怎么能免于诛灭败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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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文白对照精华版） 三国志卷十魏书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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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彧荀攸贾诩传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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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彧字文若，颍川颍阴人也。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当汉顺、桓之间，知名当世。有子八人，号曰八龙。彧父绲，济南阳。叔父爽，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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彧年少时，南阳何颙异之，曰：“王佐才也。”永汉元年，举孝廉，拜守宫令。董卓之乱，求出补吏。除亢父令，遂弃官归，谓父老曰：“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亟去之，无久留。”乡人多怀土犹豫，会冀州牧同郡韩馥遣骑迎之，莫有随者，彧独将宗族至冀州。而袁绍已夺馥位，待彧以上宾之礼。彧弟谌及同郡辛评、郭图，皆为绍所任。彧度绍终不能成大事，时太祖为奋武将军，在东郡，初平二年，彧去绍从太祖。太祖大悦曰：“吾之子房也。”以为司马，时年二十九。是时，董卓威陵天下，太祖以问彧，彧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乱终，无能为也。”卓遣李傕等出关东，所过虏略，至颍川、陈留而还。乡人留者多见杀略。明年，太祖领兖州牧，后为镇东将军，彧常以司马从。兴平元年，太祖征陶廉，任彧留事。会张邈、陈宫以兖州反，潜迎吕布。布既至，邈乃使刘翊告彧曰：“吕将军来助曹使君击陶谦，宜亟供其军食。”众疑惑。彧知邈为乱，即勒兵设备，驰召东郡太守夏侯惇，而兖州诸城皆应布矣。时太祖悉军攻谦，留守兵少，而督将、大吏多与邈、宫通谋。惇至，其夜诛谋叛者数十人，众乃定。豫州刺史郭贡帅众数万来至城下，或言与吕布同谋，众甚惧。贡求见彧，彧将往。惇等曰：“君，一州镇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贡与邈等，分非素结也，今来速，计必未定；及其未定说之，纵不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将怒而成计。”贡见彧无惧意，谓鄄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与程昱计，使说范、东阿，卒全三城，以待太祖。太祖自徐州还击布濮阳，布东走。二年夏，太祖军乘氏，大饥，人相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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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谦死，太祖欲遂取徐州，还乃定布。彧曰：“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将军本以兖州首事，平山东之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且河、济，天下之要地也，今虽残坏，犹易以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兰，若分兵东击陈宫，宫必不敢西顾，以其间勒兵收熟麦，约食畜谷，一举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后南结扬州，共讨袁术，以临淮、泗。若舍布而东，多留兵则不足用，少留兵则民皆保城，不得樵采。布乘虚寇暴，民心益危，唯鄄城、范、卫可全，其余非己之有，是无兖州也。若徐州不定，将军当安所归乎？且陶谦虽亡，徐州未易亡也。彼惩往年之败，将惧而结亲，相为表里。今东方皆以收麦，必坚壁清野以待将军，将军攻之不拔，略之无获，不出十日，则十万之众未战而自困耳。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以守，无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弃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权一时之势，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愿将军熟虑之。”太祖乃止。大收麦，复与布战，分兵平诸县。布败走，兖州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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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元年，太祖击破黄巾。汉献帝自河东还洛阳。太祖议奉迎都许，或以“山东未平，韩暹、杨奉新将天子到洛阳，北连张杨，未可卒制”。彧劝太祖曰：“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播越，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能远赴关石，然犹分遣将帅，蒙险通使，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车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韩暹、杨奉其敢为害！若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太祖遂至洛阳，奉迎天子都许。天子拜太祖大将军，进彧为汉侍中，守尚书令。常居中持重，太祖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太祖问彧：“谁能代卿为我谋者？”彧言“荀攸、钟繇”。先是，彧言策谋士，进戏志才。志才卒，又进郭嘉。太祖以彧为知人，诸所进达皆称职，唯严象为扬州，韦康为凉州，后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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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绍内怀不服。绍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强。太祖方东忧吕布，南拒张绣，而绣败太祖军于宛。绍益骄，与太祖书，其辞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动静变于常，众皆谓以失利于张绣故也。钟繇以问彧，彧曰：“公之聪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虑。”则见太祖问之，太祖乃以绍书示彧，曰：“今将讨不义，而力不敌，何如？”彧曰：“古之成败者，诚有其才，虽弱必强，苟非其人，虽强易弱，刘、项之存亡，足以观矣。今与公争天下者，唯袁绍尔。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此德胜也。夫以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何能为？”太祖悦。彧曰：“不先取吕布，河北亦未易图也。”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绍侵扰关中，乱羌、胡，南诱蜀汉，是我独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为将奈何？”彧曰：“关中将帅以十数，莫能相一，唯韩遂、马超最强。彼见山东方争，必各拥众自保。今若抚以恩德。遣使连和，相持虽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东，足以不动。钟繇可属以西事。则公无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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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太祖既破张绣，东禽吕布，定徐州，遂与袁绍相拒。孔融谓彧曰：“绍地广兵强；甲丰、许攸，智计之士也，为之谋；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也，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殆难克乎！”彧曰：“绍兵虽多而法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纵也，不纵，攸必为变。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战而禽也。”五年，与绍连战。太祖保官渡，绍围之。太祖军粮方尽，书与彧，议欲还许以引绍。彧曰：“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荧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太祖乃住。遂以奇兵袭绍别屯，斩其将淳于琼等，绍退走。审配以许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绍；颜良、文丑临阵授首；甲丰以谏见诛：皆如彧所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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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太祖就谷东平之安民，粮少，不足与河北相支，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讨刘表。彧曰：“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太祖复次于河上。绍病死。太祖渡河，击绍子谭、尚，而高幹、郭授侵略河东，关右震动，钟繇帅马腾等击破之。语在《繇传》。八年，太祖录彧前后功，表封彧为万岁亭侯。九年，太祖拔邺，领冀州牧。或说太祖“宜复古置九州，则冀州所制者广大，天下服矣。”太祖将从之，彧言曰，若是，则冀州当得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并之地，所夺者众。前日公破袁尚，禽审配，海内震骇，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众也；今使分属冀州，将皆动心。且人多说关右诸将以闭关之计；今闻此，以为必以次见夺。一旦生变，虽有（善守）［守善］者，转相胁为非，则袁尚得宽其死，而袁谭怀贰，刘表遂保江、汉之间，天下未易图也。愿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南临荆州，责贡之不入，则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太祖遂寝九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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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荀攸常为谋主。彧史衍以监军校尉守邺，都督河北事。太祖之征袁尚也，高幹密遣兵谋袭邺，衍逆觉，尽诛之，以功封列侯。太祖以女妻彧长子恽，后称安阳公主。彧及攸并贵重，皆谦冲节俭，禄赐散之宗族知旧，家无余财。十二年，复增彧邑千户，合二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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