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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从邺城回到京城洛阳，在洪池里荡舟时，不慌不忙地对李冲说：“我想从这儿凿条水道通向洛水，到南伐的时候，不就可以乘船从这儿到洛水，从洛水进入黄河，从黄河进入汴河，从汴河进入清水，再从清水进入淮河了吗？一下船就可战斗，好比出家门而对敌，这是国家的军事战略。今后如有需人在两万以下，六十天内便能修好的渠道，就应该逐渐修造。”李冲回答说：“如果那样的话，士兵们就不会受长途跋涉的劳苦，打起仗来一个顶俩。”李冲升任尚书仆射，仍代理太子少傅。改其爵位为清渊县开国侯，食邑户数与先前一样。后太子拓跋恂被废黜，李冲被免去太子少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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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在清徽堂接见公卿，对他们说：“圣人最重要的事物是帝位和功业，所以功业成就后便制作音乐，政治安定便制定礼仪。现在我们徙都中原，在洛阳再创帝都，虽然宏大的规划还未全部完成，但总的来说，大的方面已基本做成。但是南方还未降服，而且其他与强悍的少数民族接近，我经常彻夜未眠，想念的就是这件事。我征服南方的决心已下定，进攻的谋略也已做出。若按近代例子，天子是深居宫中不出的，若仿照上古的例子，天子就要亲自率军出征。周武王东征灭商，为后代开创了七百年的基业；魏、晋的君主不亲自出征，结果很快就灭亡了。因此，国运长短，决定于君主的德行，而不在于打不打仗。现在只是不知是早些行动好，还是晚一些行动好。能知道的大概也只有神仙了，我既然不是神仙，当然不可能知道。不过近来阴阳占卜方术之士都劝我，说今年出征一定能成功。这既然是国家的大事，我们君臣应该在一起各抒己见，不要因为我发了话，你们便顺从我，过后又有不同看法。”李冲回答说：“决定打不打仗的方法，应当先分析人事，然后再参考占卜的结果，如今占卜说出军吉利，我还是担心人事还不周全。今年秋收，比往年要差一些，再加上刚迁都，百姓家业还未奠定，又让他们出征，我认为不行。应该等到明年秋天再说。”孝文帝说：“仆射的话不是没有道理。我所考虑的事，是国家的兴亡大事。敌人就在我们身边，不可能安居，道理上就是这样。仆射说人事不顺当，也不一定就如此。我于太和十七年率二十万大军出征，未到达边境便回来了，这主要是人事上的决定，与天时无关。去年又乘有利时机出兵，天时是有了，但人事不足，使此次行动又未能成功。假使等人事周全后，又与天时不合，该怎么办呢？像仆射所说的那样做，便永远不能出征。我若秋天出军不能大获全胜，将把你们拿来问罪。你们一定得人人尽心尽力。”于是宣告议论结束，大家走出清徽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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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世宗元恪被立为太子，孝文帝在清徽堂设宴庆贺。孝文帝说：“设立皇太子，是准备让他继承帝位，协调天地与世人，光大祖宗的事业，这是亿万人民为之高兴，普天同乐的事。所以我把你叫来参加宴聚，共叙欢欣喜悦的心情。”孝文帝又说：“天地的法则，时圆时缺，哪能一直完美呢？天道尚且如此，又何况人事呢？所以有人被提升，就会有人遭贬黜，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我为先前的事感到难过，又为今天的事感到欣喜，这真让人感叹不已啊。”李冲回答说：“复置皇太子，如朝日东升，天下百姓都深感万幸。只是先前我忝为废太子的师傅，不能很好地辅导他，有愧陛下托付，陛下宽宏大量，让我参加这个宴会，我真是又高兴又羞愧。”孝文帝说：“我作为父亲还不能阻止他胡作非为，你作为师傅又哪用得着惭愧道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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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尚书们在对元拔、穆泰等人定罪上发生疑问。李冲上奏说：“前彭城镇将元拔与穆泰一起谋反，元拔养子元降寿应该同元拔一起问罪。可是太尉、咸阳王元禧等却认为，法律条文上说养子犯罪，其养父及兄弟不知内情者不连坐。谨按法律条文本意，是说养子与养父之间没有天然的联系，与兄弟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情义既有差别，所以刑法上对其处罚也相应减轻，故养子虽犯了罪，其养父与兄弟不受牵连。那么如果养父和兄弟们犯了罪，养子不知道他们的预谋，关系倒过来，情形还是一样，怎能独在这种情况下而让养子从坐呢？从道理讲不应这样。我认为：按照法律条文，养子犯罪，其生身之父不受诛连，那么很明显，他的养父就应该连坐；而且，法律上只说养父可不因养子有罪而获罪；而没有说养父有罪，养子可以不连坐，法律这种规定应是取对尊长优待而对晚辈严厉之义。臣下元禧等认为：‘法律上未见明文规定，但是这是条例互见的原则，在有关收继的条目下列举养父犯罪时的惩罚办法，在有关养育条目下又列举养子犯罪时的惩罚办法，这就叫所谓互起。而律文中互起两项规定都清楚明了，养子肯定可宣判无罪。假如以嫡子身份继承爵位，养子与亲生之子一样对待，那么养父养子应相互连坐，而这一点也可证明养子可以不因养父有罪而受诛连。况且继养的律令条文下的注文说：如果皇上有特别命令，可以不按此律文行事。又令文说：有封爵的人，如果没有亲生儿子，自身死亡之后，其封爵作废，不再由养子继承。这就是说养子有好事赶不上，有罪责逃不了。情形差不多，可是律令条文就自相矛盾了。我们想法律的本意，一定不会是这样的。’臣下李冲认为：根据案例和法律条文，元降寿当连坐无疑，从令文说到据情节定罪，也应该如此。”孝文帝发布诏令说：“仆射的议论，很明显是有法律根据的，太尉等人的议论，则违背了法典本意。养子之所以要与养父连坐，是因他既可不因生父有罪而受诛连，所以不能再免去因养父而所获之罪。要不养子就太有福气了，使他可以长逃法网！养子之所以不能继承养父的爵位，目的是要使爵位受到尊重，所以特别立下规定，趁上天绝其后代，顺势除其封爵罢了，哪能因此而免除其罪罚？元降寿应连坐而死，但可特此赦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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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冲机敏而富有创造性思维，平城的明堂、圆丘、太庙等建筑物以及洛阳划定基址、设置郊庙之地、宫殿建筑等事，都由李冲操办。他矢志勤勉，尽力为公，孜孜不倦，一大早便起来处理文件，并兼掌都城营建的工作，案头文书总是堆得满满的，他审阅批驳，始终不感到劳累厌倦。但他致力于使自己的家族显贵于世，并给自己的亲戚谋求好处，他的兄弟和儿子侄儿们都做了官、封了爵位，一家人每年俸禄收入有一万多匹绢布，只要与他有亲戚关系，不管是呆是聋，无不越级提升。当时人们谈起来，也因此而轻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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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冲才四十岁时，两鬓头发就花白了，但他相貌堂堂，没有衰老的迹象。李彪刚到京城来的时候，独自一人，没有名声，又没有朋友援助，但却能保持操守，不随流俗，因李冲喜欢招徕士人，便全心依附于他。李冲也看重李彪的才干学识，对他以礼相待，常在孝文帝面前谈到他，在公事和私事方面都给予帮助。后李彪任御史中尉，兼任度支尚书，被孝文帝熟识并受到亲信，便认为自己并不是凭借李冲才走到这一步，而且轻视李冲，与他发生矛盾。两人在大庭广众见面，李彪只整理一下衣袖算是向李冲表示敬意而已，不再依附尊崇他。李冲为此很恨李彪。后来孝文帝率军南征，李冲与吏部尚书任城王元澄都认为李彪傲慢无礼，把他看押起来。向孝文帝奏说李彪的罪状，奏章是李冲亲自写的，家里人都不知道这事，奏文中言辞激动，并承认自己因推荐李彪也有罪责。孝文帝读完奏章以后，叹息不快了很久，好一会才说：“李彪可说是太不检点了，仆射的行为也过分啊！”李冲当时极为愤怒，反复指责李彪历来所犯错误和无礼行为，并瞪着眼睛大声呵斥，把案桌都摔坏了。他还让人把御史们都抓起来，在他们头上涂上泥巴表示有罪，并把他们的双手绑在胸前，对他们破口大骂。李冲平常性情很温和，可是这次突发狂怒，因此生病，神经错乱，胡言乱语，仍紧握双手，大声痛骂，称李彪为小人，吃药也没效果，有人说这是肝脏碎裂所致。过了十多天以后，李冲便死了，当时才四十九岁。孝文帝在悬瓠为他发丧，悲痛得哭出声来。于是发布诏令说：“李冲生性坚贞温和，以德义塑造自己，受到家庭的良好教养，节俭朴素，对全国都发生影响。太和初年，我年龄很小，把国家机密大事委托给他，而他把政事都处理得很完美。后来迁都洛阳，朝廷选举区别清流，他官任群臣之首，掌管诏令出纳。他忠诚严谨、文雅聪明，是群臣的好榜样。他仁慈恭敬、取信于民，为他们谋福利，受到人民的衷心爱戴。他可以说是国家的贤臣，朝廷的期望。正准备给他更丰厚的俸禄，以表彰他的功勋的时候，他却忽然间离我们而去，使我内心十分悲痛。他留守辛勤，本应加赏，而且是朝中老臣，更应褒奖，可赠他司空公，送棺椁及朝服一套、上衣一件，赠送他家钱三十万、布五百匹、蜡二百斤。”给李冲“文穆”的谥号。安葬在覆舟山上，坟墓靠近杜预的坟墓，这是孝文帝的主意。后来孝文帝从邺城返回洛阳，途经李冲的墓旁，左右侍臣把这事给他说了，孝文帝当时卧病不起，还是前往探望，伤心地哭了很久。下诏说：“司空文穆公德行为当今第一，其功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不幸去世，在邙岭的坟墓中安身，我回程路过覆舟山，亲自来察看他的坟墓，悲仁人早去，伤昔日情谊，使我内心悲恸不已。可用太牢的礼仪祭祀他，以此表示我的心怀。”后来他与京城留守的大臣们见面，都谈到李冲死亡的情况，一说就流眼泪。当初孝文帝收到留台送来的报告，知道李冲的病情，对右卫将军宋弁说：“仆射执掌国家大权，总管朝廷政务，他廉洁俭朴，事必躬亲，我很早就了解他，信任他。我正因为他仁慈聪明，忠诚正直，把政府各部门都交给他，使我率军进攻敌人时没有后顾之忧，现在他忽然得了这种病，我深感悲叹。”他如此为李冲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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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冲兄弟共有六人，是四个母亲生的，相互间很不和气。后来李冲尊贵以后，封邑收入与俸禄及受到的赏赐都同兄弟们一起分享，家里家外都很和睦。父亲死了以后，兄弟们一起住了二十多年，到洛阳后才分家而居，但更加友爱，很长时间都没矛盾，这都是李冲德行所致啊！当初李冲受到文明太后宠爱时，李冲的侄子李韶脸上常有焦虑的表情，怕因此而全家遭祸。后来李冲名声越来越大，李韶才稍稍放心。但李冲本人做官光明正大，一心把自己的事做好，自始至终，都毫不畏缩苟免。他随时运而听命，都是这种情况。李冲的儿子李延实等，其事迹记载在《外戚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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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臣说：……李冲很早就受到文明太后的宠信，成为她的心腹，风度学识，在当时确是最杰出的。最后与圣明的君主亲密无间，为太和时期的佐命大臣，位居百官之上，成为国家的栋梁。德行惠及家族，功业显于王室，真是魏代的治乱之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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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文白对照精华版） [:1707222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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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文白对照精华版） 魏书卷六十五列传第五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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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文白对照精华版） [:1707222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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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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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峦，字洪宾，河间鄚人也。五世祖嘏，石勒频征，不至。嘏无子，峦高祖盖，自旁宗入后。盖孙颖，字宗敬，以才学知名。世祖时，与范阳卢玄、勃海高允等同时被征。后拜中书侍郎，假通直常侍、宁朔将军、平城子，衔命使于刘义隆。后以病还乡里。久之，世祖访颖于群臣曰：“往忆邢颖长者，有学义，宜侍讲东宫，今其人安在？”司徒崔浩对曰：“颖卧疾在家。”世祖遣太医驰驿就疗。卒，赠冠军将军、定州刺史，谥曰康。子脩年，即峦父也，州主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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峦少而好学，负帙寻师，家贫厉节，遂博览书传。有文才干略，美须髯，资貌甚伟。州郡表贡，拜中书博士，迁员外散骑侍郎，为高祖所知赏。兼员外散骑常侍，使于萧赜，还，拜通直郎，转中书侍郎，甚见顾遇，常参座席。高祖因行药至司空府南，见峦宅，遣使谓峦曰：“朝行药至此，见卿宅乃住，东望德馆，情有依然。”峦对曰：“陛下移构中京，方建无穷之业，臣意在与魏升降，宁容不务永年之宅。”高祖谓司空穆亮、仆射李冲曰：“峦之此言，其意不小。”有司奏策秀、孝，诏曰：“秀、孝殊问，经权异策，邢峦才清，可令策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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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兼黄门郎。从征汉北，峦在新野，后至。高祖曰：“伯玉天迷其心，鬼惑其虑，守危邦，固逆主，乃至如此。”峦曰：“新野既摧，众城悉溃，唯有伯玉，不识危机，平殄之辰，事在旦夕。高祖曰：“至此以来，虽未擒灭，城隍已崩，想在不远。所以缓攻者，正待中书为露布耳。”寻除正黄门、兼御史中尉、瀛州大中正，迁散骑常侍、兼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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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初，峦奏曰：“臣闻昔者明王之以德治天下，莫不重粟帛，轻金宝。然粟帛安国育民之方，金玉是虚华损德之物。故先皇深观古今，去诸奢侈。服御尚质，不贵雕镂，所珍在素，不务奇绮，至乃以纸绢为帐扆，铜铁为辔勒。训朝廷以节俭，示百姓以忧务，日夜孜孜，小大必慎。轻贱珠玑，示其无设，府藏之金，裁给而已，更不买积以费国资。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业，四疆清晏，远迩来司，于是蕃贡继路，商买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常。虽加以节约，犹岁损万计，珍货常有余，国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无以支岁。自今非为要须者，请皆不受。”世宗从之。寻正尚书，常侍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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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衍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迁以汉中内府，诏加峦使持节、都督征梁汉诸军事、假镇西将军，进退征摄，得以便宜从事。峦至汉中，白马已西犹未归顺，峦遣宁远将军杨举、统军杨众爱、汜洪雅等领卒六千讨之。军锋所临，贼皆款附，唯补谷戍主何法静据城拒守。举等进师讨之，法静奔溃，乘胜追奔至关城之下，萧衍龙骧将军关城流杂疑李侍叔逆以城降。萧衍辅国将军任僧幼等三十余将，率南安、广长、东洛、大寒、武始、除口、平溪、桶谷诸郡之民七千余户，相继而至。萧衍平西将军李天赐、晋寿太守王景胤等拥众七千，屯据石亭。统军韩多宝等率众击之，破天赐前军赵䐗，擒斩一千三百。遣统军李义珍讨晋寿，景胤宵遁，遂平之。诏曰：“峦至彼，须有板官，以怀初附，高下品第，可依征义阳都督之格也。”拜峦使持节、安西将军、梁秦二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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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衍巴西太守庞景民恃远不降，峦遣巴州刺史严玄思往攻之，斩景民，巴西悉平。萧衍遣其冠军将军孔陵等率众二万，屯据深坑，冠军将军鲁方达固南安，冠军将军任僧褒、辅国将军李畎戍石同。峦统军王足所在击破之，枭衍辅国将军乐保明、宁朔将军李伯度、龙骧将军李思贤，贼遂保回车栅。足又进击衍辅国将军范峻，自余斩获殆将万数。孔陵等收集遗众，奔保梓潼，足又破之，斩衍辅国将军符伯度，其杀伤投溺者万有余人。开地定民，东西七百，南北千里，获郡十四、二部护军及诸县戍，遂逼涪城。峦表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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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成都相去万里，陆途既绝，唯资水路。萧衍兄子渊藻，去年四月十三日发扬州，今岁四月四日至蜀。水军西上，非周年不达，外无军援，一可图也。益州顷经刘季连反叛，邓元起攻围，资储散尽，仓库空竭，今犹未复，兼民人丧胆，无复固守之意，二可图也。萧渊藻是裙屐少年，未洽治务，及至益州，便戮邓元起、曹亮宗，临戎斩将，则是驾驭失方。范国惠津渠退败，锁执在狱。今之所任，并非宿将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既不厌民望，多行残暴，民心离解，三可图也。蜀之所恃唯剑阁，今既克南安，已夺其险，据彼界内，三分已一。从南安向涪，方轨任意，前军累破，后众丧魂，四可图也。昔刘禅据一国之地，姜维为佐，邓艾既出绵竹，彼即投降。及苻坚之世，杨安、朱彤三月取汉中，四月至涪城，兵未及州，“仲孙逃命。桓温西征，不旬月而平。蜀地昔来恒多不守。况渊藻是萧衍兄子，骨肉至亲，若其逃亡，当无死理。脱军克涪城，渊藻复何宜城中坐而受困？若其出斗，庸蜀之卒唯便刀稍，弓箭至少，假有遥射，弗至伤人，五可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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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乘机而动，武之善经；攻昧侮亡，《春秋》明义。未有舍干戚而康时，不征伐而混一。伏惟陛下纂武文之业，当必世之期，跨中州之饶，兼甲兵之盛，清荡天区，在于今矣。是以践极之初，寿春驰款；先岁命将，义阳克辟。淮外谧以风清，荆沔于焉肃晏。方欲偃甲息兵，候机而动，而天赞休明，时来斯速，虽欲靖戎，理不获已。至使道迁归诚，汉境伫拔。臣以不才，属当戎寄，内省文吏，不以军谋自许，指临汉中，惟规保疆守界。事属艰途，东西寇窃，上凭国威，下仗将士，边帅用命，频有薄捷。借势乘威，经度大剑，既克南安，据彼要险，前军长迈，已至梓潼，新化之民，翻然怀惠，瞻望涪益，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粮匮，未宜前出。为尔稽缓，惧失民心，则更为寇。今若不取，后图便难，辄率愚管，庶几殄克，如其无功，分受宪坐。且益州殷实，户余十万，比寿春、义阳三倍非匹，可乘可利，实在于兹。若朝廷志存保民，未欲经略，臣之在此，便为无事，乞归侍养，微展乌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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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曰：“若贼敢窥，观机剪扑；如其无也，则安民保境，以悦边心。子蜀之举，更听后敕。方将席卷岷蜀，电扫西南，何得辞以恋亲，中途告退！宜勖令图，务申高略。”峦又表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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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邓艾、钟会率十八万众，倾中国资给，裁得平蜀，所以然者，斗实力故也。况臣才绝古人，智勇又阙，复何宜请二万之众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据得要险，士民慕义，此往则易，彼来则难，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前进，已逼涪城，脱得涪城，则益州便是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户数万，朝廷岂得不守之也？若守也，直保境之兵则已一万，臣今请二万伍千，所增无几。又剑阁天险，古来所称，张载《铭》云：“世乱则逆，世清斯顺。”此之一言，良可惜矣。臣诚知征戎危事，不易可为，自军度剑阁以来，鬓发中白，忧虑战惧，宁可一日为心。所以勉强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辜先皇之恩遇，负陛下之爵禄，是以孜孜，频有陈请。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图涪城，以渐而进。若克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断水陆之冲，彼外无援军，孤城自守，复何能持久哉！臣今欲使军军相次，声势连接，先作万全之计，然后图彼，得之则大克，不得则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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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巴西、南郑相离一千四百，去州迢递，恒多生动。昔在南之日，以其统绾势难，故增立巴州，镇静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罢。彼土民望，严、蒲、何、杨，非唯五三，族落虽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学笺启，往往可观，冠带风流，亦为不少。但以去州既远，不能仕进，至于州纲，无由厕迹。巴境民豪，便是无梁州之分，是以郁怏，多生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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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建议之始，严玄思自号巴州刺史，克城以来，仍使行事。巴西广袤一千，户余四万，若彼立州，镇摄华獠，则大帖民情。从垫江已还，不复劳征，自为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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