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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社会风气衰败已达几百年。近二十年来，祸乱变得越来越严重。百姓没见过德政，只听说过接连不断的战争；官吏们对百姓不进行教育感化，只对他们使用刑法。现在刚刚开始拨乱反正，大乱还未平息，加上战争不断，灾荒频繁，许多事情必须从头做起，因此各项政策大都随时事而变通。这样，礼让的风气还未兴起，而旧的风俗也还没有改变。近几年收成较好，百姓所承担的徭役赋税较轻，对于衣服和食物的要求不那么迫切，就此可以对他们进行教育感化了。各位刺史、太守、县令或县长，你们应当清除思想中不正当的东西，遵照朝廷的意图，对老百姓进行教育和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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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感化百姓，重在提倡淳朴的风气，用和厚的精神去熏陶他们，用道德行为感召他们，给他们做出朴素的榜样。使百姓随着教化，本性不断地向善的方面转变，使他们不正当的思想和贪图享受的本性，不知不觉地消失，而他们自己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感化。随后教育百姓要孝敬父母、善待兄弟，使他们相互慈爱；教育他们要仁善顺从，使他们相互和睦；用礼节和道义教育他们，使他们相互敬让。百姓们慈爱，便不会抛弃他们的亲人，和睦便不会怨恨别人，敬让变不会因财物而发生争执。假如这三个方面都做到了，王道也就实现了。这就是我们说的教育。先代圣王之所以能够移风易俗，使社会风气变得淳和朴素，毫不费力便能使国家安定，甚至天下太平，无不因为教育感化。这可说是最关键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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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全部发挥土地的潜力，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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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活在世上，吃的、穿的便是性命所在。食物不足便会饥饿，衣服不够就会受冻。饥寒交迫，却想让百姓实行礼让，这就好比让一个圆球自动往斜坡上滚，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古代圣王知道情况如此，才率先使百姓足衣足食，然后才对他们进行教育感化。之所以能够做到足衣足食，在于全部发挥土地的生产潜力，土地的生产能力之所以能够全部发挥出来，在于鼓励百姓耕种得法。而对鼓励百姓耕种负主要责任的，正是刺史、太守、县令或县长。“民”也就是“冥”，他们的智力不足以保全自己，必须加以督促教育，才会全力耕种。各州、各郡、各县，每年年初，一定要命令治下百姓，不管年龄大小，只要拿得起农具，都要让他们下地干活，按季节耕种，不要误了农时。播种完毕后，长势好的禾苗还须管理，地里的麦子黄了，家中的蚕子老了，像这种时候，无论男女老少，都应该全力以赴，就像从水中救人、扑灭大火、防备即将到来的强盗一样，这样才可能使农夫进行正常的生产，养蚕的妇女也可以顺利地获得收成。如果有人游手好闲，晚出早归，好逸恶劳，不辛勤从事生产，那么正长应把他们的名字申报给郡县，太守、县令应根据事情大小加以处罚，惩办一人，以鼓励更多的人，这便是一个优秀的地方官所应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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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一百亩土地，也必须在春天耕垦，在夏天播种，在秋天收获，冬天才会有吃的。春、夏、秋这三季，是农业生产的关键季节。如果哪一季没抓好，就种不出谷物来以供食用。所以古代圣王告诫说：“一个男子不耕种，天下就肯定有人会因此挨饿；一个妇女不纺织，天下就肯定会有人因此受冻。”如果在这三个农忙季节不力求减少徭役，反而让百姓放弃农活，这实际上是夺去百姓的生命，把他们往死路上赶。劳动人手少而弱的农户，以及没有耕牛的人家，应当鼓励他们互通有无，使大家都能渡过难关。三个农忙季节的空闲时间，以及阴雨连绵无事可做的时候，还应当教百姓栽种桑树、果树，种植蔬菜瓜果，饲养鸡猪，为生儿育女和赡养老人准备必要的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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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不应太琐碎，太琐碎百姓就会厌烦；鼓励百姓耕种时也不宜过分简略，过分简略百姓就会懈怠。善于执政的人，一定会根据不同的情况，使政事繁简适宜。所以《诗经》上说：“既不刚猛也不软弱，政事宽缓，得到优厚的俸禄。”如果地方官吏们做不到这一点，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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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选择德才兼备的人，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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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创造了百姓，他们不可能自己管理自己，所以必须设置君主对他们进行统治。君主不可能一个人进行统治，所以必须设置属官来协助他。上自帝王，下至地方长官，属官选得好，政治就清明，选得不好就混乱，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任何一位君主都不可能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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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刺史、太守、县令，都各有僚吏，这些僚吏都是分别协助他们处理政事的人。刺史带将军名号，将军府的属官都由朝廷直接任命，而刺史、太守本来就有的属官，全都由刺史、太守自己选置。从先代以来，州和郡的主要属官，只取门第高、祖先有官位的人，大都没有选拔有才德的人；那些不重要的官署卑职，也只看他们是否能处理公文，一概不问他们的志向和行为。门第资荫，只不过是祖先的爵位官阶，并不能说明子孙就不会愚昧无知；善于处理公文，只不过是身外的小本事，同样无助于消除浮躁欺诈的本性。如果在有门第资荫的家族中选拔到有才德的人，真可说是快马加鞭，一日千里；如果在有门第资荫的家族中选取了一个愚昧无知的人，那简直就是土牛木马，虽然外表像牛马，但不能让它们到路上驰骋。如果在刀笔小吏中找到一位志向远大、行为高洁的人，这可说是外表如金、本质似玉，本质和才干都很好，是真正的人中之宝；如果在刀笔小吏中选到一位浮躁欺诈的人，那就像用美丽的画面装饰起来的一块朽木，虽然一时好看，但终究不能用来建造房屋。当今选举，应该不受门第资荫的限制，以选到人才为唯一的宗旨。如果确实是人才，自然可以从奴隶而官至卿相，古代伊尹、傅说就是如此，何况州郡属官呢？假如不是人才，那么像丹朱、商均这些帝王的后代，竟不能守住方圆百里的封地，又何况公卿的子孙呢？从这方面讲，选拔官吏的原则也就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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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选择有才干的人，是因为他们可以治理百姓。如果既有才干，本质又正直，那么这人肯定会用他的才干去治理百姓；如果有才干，本质上却奸猾狡诈，那么这人将利用他的官职制造混乱，哪有可能去治理百姓呢？所以要选择有才干的人，一定要先看他的志向行为如何。如果他的志向和行为都很好，就任用他；如果他的志向和行为不好，就不任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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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选择人才的人大都说：“本地没有贤才，不知选哪个才好。”这是没有认真思考的缘故，并不是符合情理的言论。所以要这样讲，是因为古人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圣明的君主开创大业，上天不会给他另降辅佐他的人；帝王奠定基业，也不会从后土那儿去选拔人才。他们总是招来当时的人才，以处理当时的政务。所以商、周时代的帝王不需稷、契来做自己的臣子，魏、晋时代的君主也不用萧何、曹参去辅佐。孔子说过：“有十家人聚居的地方，就肯定会有像我孔丘这样忠信的人。”怎么会在万家人居住的都市，却声称没有人才呢？只不过没有辛勤地寻访，认真地选拔罢了，或者说没有把人才用到恰当的地方，没有把可以完全发挥他们才干的官职委任给他们，所以才会说没有人才。古人说：“一千人当中首屈一指的叫‘英’，一万人当中的英就可以称为‘杰’。”当今那些才智足以承担一个职务，德行被一地百姓所知晓的人，不就和古代的英杰差不多吗？只要勤奋认真地查访，都能把一州、一郡最有才干的人找出来并任用他们，那么百姓不论多少，都完全治理得好。怎么能说没有贤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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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玉未经剖开，与石头瓦块差不多；名马没有驰骋时，同劣马没有什么分别。经过剖开磨治，驰骋检验，美玉与顽石，劣马与良马，才分辨得出来。那些贤才未受到任用的时候，和平庸的人混在一起，究竟用什么办法才可以将他们区别出来呢？关键在于给他们职责，考察他们的政绩，他们才会与那些平庸之辈完全区别开来。古代吕望宰猪钓鱼，百里奚喂牛，宁戚敲着牛角唱歌，管仲三战皆败，在这种时候，那些庸俗的人，岂有可能称他们为贤才。当他们被帝王或强大的诸侯所任用，经过几十年后，建功立业，才认识到他们原来是奇才。于是后代的人称颂他们，不绝于口。他们这些杰出的人才，并非每代都有，尚且不能在未被委任的时候，把自己与平庸的人区别开来，何况那些才智比他们差一些的士人呢？如果一定要等到吕望出现才加以委任，那么等上一千年也不会出现一个吕望；一定要等管仲出现才加以委任，那么百代也不会出现一个管仲。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士人必须从默默无闻的境地慢慢地获得声誉，他们建立的功勋也必须慢慢地积累，哪有可能不经委任便已成名，不经任用便官高位显呢？如果认识到这个道理，那么贤才可以找到，士人也可以选择出来。求得贤才加以任用，选拔士人让他们做事，那么要把国家治理得无论怎样好，也是办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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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善于选任官吏的人，肯定首先会减少官吏的数量。官吏数量减少了，就容易找到好人来担任各种职务，如果各种职务都容易找到好人来担任，那么任何事情都能做好；官吏多了，就一定会混进一些坏人，坏人一混进来，政事就肯定会出现失误。所以俗话说：“官少则事少，事少则百姓安宁；官多则事多，事多则百姓混乱。”百姓安宁还是混乱的原因，就在于官吏数量的多少。考察今日官吏，数目很大。先前百姓多，事情繁杂，尚且能把事情做好，而今日民户减少了，官吏仍按先前的数目设置，还认为不够。又听说地方州郡，还有兼官假官，骚扰百姓，这太没道理了。像这种人，应将他们全部清除出去，不得一如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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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州郡一级的官吏应该选拔有才德的人，即便党长、里长、正长这些乡里小吏，都应当仔细挑选，选拔一乡中最有才德的人，使他们互相统辖。正长是治理百姓的基础，基础如不倾斜，国家就会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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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选拔贤才，自然不止一个途径。但能保证得到贤才，必须经过任用来检验他们的才能，并对他们进行考察。从他们在家中的情况到他们在乡里的活动，进行询问观察，他们的为人处事就可以弄清楚，贤与不贤也就能分辨出来。按照这一办法去选拔贤才，大概就不会出现什么差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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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慎用刑法，准确判案，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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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禀受阴阳二气，然后降生，有情有性。人的本性是善的，但情却趋向于恶。善与恶既然分别出来，赏与罚也就相应地产生。赏罚准确无误，恶的方面将受到阻止而善的方面将得到鼓励。赏罚不准确，百姓将不知往哪儿放手脚才好，如果百姓被搞得不知往哪儿放手脚，他们就会产生怨恨和叛上作乱的想法。所以先代圣王很重视赏罚，特别告诫要慎用刑法。所谓慎用刑法，就是让判案的官员专心致志，探究事情的来源。首先要通过辞、色、气、耳、目来把握民情，并参考各种证据，准确地掌握事件的真实情况，完全弄清案件中不明白的地方，使奸巧无处藏身，罪犯一定会被查出来。然后再根据罪责量刑，轻重准确，宽恕那些过失犯罪的人，怜悯那些因愚昧而触犯刑法的人，查清了案情也不要沾沾自喜。还要根据人心和公理，参照礼仪与法律，使一切处置都是符合人意，宣传国家的教令，使被判刑的人也觉得理应如此。这是最好的一种判案方式。不过地方长官不止一人，不可能人人都有这样全面的认识，判案的时候，推断事理，探求真实情况，有时也难做到十分准确。只是应该本着最公正的思想，放下徇私枉法的意图，致力弄清是非曲真，尽量想法把案子办准确。听取口供，查问情由，一定要把自己发现的疑点弄明白，然后再按照法律程序进行拷问，不要严酷残暴，有疑问没弄清便从轻发落，事情没搞确实不要妄加处罚，根据事情大小进行裁决，使案子不至于拖得太久。这是较差的一种判案方式。对百姓不讲仁慈宽恕，任意采取残暴的手段，把他们当成树木石块，把拷打当成唯一的办法，花言巧语的人尽管罪责明白却逃脱法网，不善言辞的人竟无罪而受惩罚，如果有这种情况，那便是最差的一种判案方式了，这些地方官不是和君上共治天下的人。当今各位地方官，应当努力做到中等，并向最好的那种判案方式看齐。如果所作所为与最差的那一种相同，法律将不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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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者还需把目光放远一些，要想到用德行教育百姓。先王的法则说：与其滥杀无辜，不如放掉罪犯；与其残害好人，不如让坏人占便宜。这说明如果案子肯定判不准确，宁可让罪犯逃脱，也不错误地残害好人。但现在执政的人就不是这样，他们搜罗法律条款，舞文弄墨，即使把好人送进法网，也不让罪犯免受惩罚。他们之所以这样，并不是他们全都想杀人，而是说做官最好严厉点，这样可以免除后患。这是为自己打算，没有想到公理，像这样执法的人，都是奸恶之徒。人是天地中最宝贵的东西，一旦死去，便不可能再活过来。但在严刑拷打之下，有人吃不住痛，自认有罪，得不到申诉，于是遭到杀害，这种事恐怕随时都有。所以，从古代以来，便创立了五听三宥等办案原则，强调要慎用刑罚，这都是极其爱护百姓的举动。大凡砍伐树木、清除杂草、捕猎野兽，如果不正常进行，尚且会违背时令，有损帝王之道；何况判案不准确，滥杀好人，难道会不伤天的心，破坏万物的和谐吗！上天的心被伤害，万物的和谐被破坏，却仍想阴阳协调，四季顺序，万物茁壮成长，百姓一片欢乐，是不可能的。所以俗话说：即使一个人叹息，帝王之道也会因此被倾覆，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各位地方长官，难道不该慎重其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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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罪大恶极，伤风败俗，违背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不忠不孝，故意背弃原则的，杀掉这样的一人，有利于一百人，使帝王的教化得以推行，采用重刑也是可以的。了解量刑定罪这两个方面以后，用刑的原则也就彻底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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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平均赋税徭役，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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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最大的宝贝是地位，用来守住地位的是仁慈，用来召集百姓的是财富。先代圣王必须用财富聚集百姓，用仁慈保住地位。国家如果没有财富，地位就保不住。所以从三皇五帝以来，便有征收赋税的办法。虽然赋税轻重不一样，但都是为了满足国家的开支。现在仇敌还未消灭，军用开支很大，虽然来不及减少赋税，以体念百姓的疾苦，但应使赋税平均，使百姓不致穷困。平均，就是不要避开豪强而向贫弱的人家征税，也不要放任奸巧的人而使愚笨的人受欺压，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平均。所以圣人说：“若是平均便没有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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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财富被生产出来，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织布纺麻，得从一丝一线做起，并非在一朝一夕之间仓促可成。地方长官一定要督促百姓，让他们事先便着手生产。种桑的地方要趁早织造绢帛，出麻的地方应尽早纺织布匹。在交纳赋税以前就把该交的东西准备好，到该交的时候便上交，所以国家赋税能得到保证，老百姓也不会感到窘迫。如果预先不对百姓进行督促指示，到交纳赋税时期限紧迫，官吏又怕拖延时间，使自己犯错误，便对百姓进行拷打，让他们一下子就准备好。富商大贾，乘机牟取暴利，有钱的人只好出高价向他们购买，没钱的人则只有向他们借高利贷。向国家纳赋税的百姓，被弄穷苦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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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租税的时候，国家虽定有总的标准，但衡量各个家庭的贫富，排列各家应缴的先后次序等事情，都得由正长着手办理，由太守县令掌握。如果处理得好，政治将会稳定，百姓也将高兴；如果处理不得法，刀笔小吏将投机取巧，百姓将怨声载道。另外，在选派人服徭役时，大都不关心百姓，致使贫穷力弱的人徭役重，服役的地方远，而财富势强的人徭役轻，服役的地方近，如果地方长官怀着这样的心肠，没有体察百姓疾苦的想法，都是国家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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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宇文泰极其重视《六条诏书》，掌把它放在座位右边（以备随时翻检）。又命令百官学习背诵。刺史、太守、县令或县长，如果不通晓《六条诏书》及记账的方法，就不能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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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西晋末年以来，文章竞为浮华，成为一时风气。宇文泰想改变这种弊病，趁西魏文帝祭祀祖庙、官员们汇集到都城的时候，命令苏绰撰成《大诰》，上奏朝廷，加以颁行。《大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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