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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刺史、太守、县令，都各有僚吏，这些僚吏都是分别协助他们处理政事的人。刺史带将军名号，将军府的属官都由朝廷直接任命，而刺史、太守本来就有的属官，全都由刺史、太守自己选置。从先代以来，州和郡的主要属官，只取门第高、祖先有官位的人，大都没有选拔有才德的人；那些不重要的官署卑职，也只看他们是否能处理公文，一概不问他们的志向和行为。门第资荫，只不过是祖先的爵位官阶，并不能说明子孙就不会愚昧无知；善于处理公文，只不过是身外的小本事，同样无助于消除浮躁欺诈的本性。如果在有门第资荫的家族中选拔到有才德的人，真可说是快马加鞭，一日千里；如果在有门第资荫的家族中选取了一个愚昧无知的人，那简直就是土牛木马，虽然外表像牛马，但不能让它们到路上驰骋。如果在刀笔小吏中找到一位志向远大、行为高洁的人，这可说是外表如金、本质似玉，本质和才干都很好，是真正的人中之宝；如果在刀笔小吏中选到一位浮躁欺诈的人，那就像用美丽的画面装饰起来的一块朽木，虽然一时好看，但终究不能用来建造房屋。当今选举，应该不受门第资荫的限制，以选到人才为唯一的宗旨。如果确实是人才，自然可以从奴隶而官至卿相，古代伊尹、傅说就是如此，何况州郡属官呢？假如不是人才，那么像丹朱、商均这些帝王的后代，竟不能守住方圆百里的封地，又何况公卿的子孙呢？从这方面讲，选拔官吏的原则也就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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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选择有才干的人，是因为他们可以治理百姓。如果既有才干，本质又正直，那么这人肯定会用他的才干去治理百姓；如果有才干，本质上却奸猾狡诈，那么这人将利用他的官职制造混乱，哪有可能去治理百姓呢？所以要选择有才干的人，一定要先看他的志向行为如何。如果他的志向和行为都很好，就任用他；如果他的志向和行为不好，就不任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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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选择人才的人大都说：“本地没有贤才，不知选哪个才好。”这是没有认真思考的缘故，并不是符合情理的言论。所以要这样讲，是因为古人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圣明的君主开创大业，上天不会给他另降辅佐他的人；帝王奠定基业，也不会从后土那儿去选拔人才。他们总是招来当时的人才，以处理当时的政务。所以商、周时代的帝王不需稷、契来做自己的臣子，魏、晋时代的君主也不用萧何、曹参去辅佐。孔子说过：“有十家人聚居的地方，就肯定会有像我孔丘这样忠信的人。”怎么会在万家人居住的都市，却声称没有人才呢？只不过没有辛勤地寻访，认真地选拔罢了，或者说没有把人才用到恰当的地方，没有把可以完全发挥他们才干的官职委任给他们，所以才会说没有人才。古人说：“一千人当中首屈一指的叫‘英’，一万人当中的英就可以称为‘杰’。”当今那些才智足以承担一个职务，德行被一地百姓所知晓的人，不就和古代的英杰差不多吗？只要勤奋认真地查访，都能把一州、一郡最有才干的人找出来并任用他们，那么百姓不论多少，都完全治理得好。怎么能说没有贤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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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玉未经剖开，与石头瓦块差不多；名马没有驰骋时，同劣马没有什么分别。经过剖开磨治，驰骋检验，美玉与顽石，劣马与良马，才分辨得出来。那些贤才未受到任用的时候，和平庸的人混在一起，究竟用什么办法才可以将他们区别出来呢？关键在于给他们职责，考察他们的政绩，他们才会与那些平庸之辈完全区别开来。古代吕望宰猪钓鱼，百里奚喂牛，宁戚敲着牛角唱歌，管仲三战皆败，在这种时候，那些庸俗的人，岂有可能称他们为贤才。当他们被帝王或强大的诸侯所任用，经过几十年后，建功立业，才认识到他们原来是奇才。于是后代的人称颂他们，不绝于口。他们这些杰出的人才，并非每代都有，尚且不能在未被委任的时候，把自己与平庸的人区别开来，何况那些才智比他们差一些的士人呢？如果一定要等到吕望出现才加以委任，那么等上一千年也不会出现一个吕望；一定要等管仲出现才加以委任，那么百代也不会出现一个管仲。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士人必须从默默无闻的境地慢慢地获得声誉，他们建立的功勋也必须慢慢地积累，哪有可能不经委任便已成名，不经任用便官高位显呢？如果认识到这个道理，那么贤才可以找到，士人也可以选择出来。求得贤才加以任用，选拔士人让他们做事，那么要把国家治理得无论怎样好，也是办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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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善于选任官吏的人，肯定首先会减少官吏的数量。官吏数量减少了，就容易找到好人来担任各种职务，如果各种职务都容易找到好人来担任，那么任何事情都能做好；官吏多了，就一定会混进一些坏人，坏人一混进来，政事就肯定会出现失误。所以俗话说：“官少则事少，事少则百姓安宁；官多则事多，事多则百姓混乱。”百姓安宁还是混乱的原因，就在于官吏数量的多少。考察今日官吏，数目很大。先前百姓多，事情繁杂，尚且能把事情做好，而今日民户减少了，官吏仍按先前的数目设置，还认为不够。又听说地方州郡，还有兼官假官，骚扰百姓，这太没道理了。像这种人，应将他们全部清除出去，不得一如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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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州郡一级的官吏应该选拔有才德的人，即便党长、里长、正长这些乡里小吏，都应当仔细挑选，选拔一乡中最有才德的人，使他们互相统辖。正长是治理百姓的基础，基础如不倾斜，国家就会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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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选拔贤才，自然不止一个途径。但能保证得到贤才，必须经过任用来检验他们的才能，并对他们进行考察。从他们在家中的情况到他们在乡里的活动，进行询问观察，他们的为人处事就可以弄清楚，贤与不贤也就能分辨出来。按照这一办法去选拔贤才，大概就不会出现什么差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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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慎用刑法，准确判案，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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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禀受阴阳二气，然后降生，有情有性。人的本性是善的，但情却趋向于恶。善与恶既然分别出来，赏与罚也就相应地产生。赏罚准确无误，恶的方面将受到阻止而善的方面将得到鼓励。赏罚不准确，百姓将不知往哪儿放手脚才好，如果百姓被搞得不知往哪儿放手脚，他们就会产生怨恨和叛上作乱的想法。所以先代圣王很重视赏罚，特别告诫要慎用刑法。所谓慎用刑法，就是让判案的官员专心致志，探究事情的来源。首先要通过辞、色、气、耳、目来把握民情，并参考各种证据，准确地掌握事件的真实情况，完全弄清案件中不明白的地方，使奸巧无处藏身，罪犯一定会被查出来。然后再根据罪责量刑，轻重准确，宽恕那些过失犯罪的人，怜悯那些因愚昧而触犯刑法的人，查清了案情也不要沾沾自喜。还要根据人心和公理，参照礼仪与法律，使一切处置都是符合人意，宣传国家的教令，使被判刑的人也觉得理应如此。这是最好的一种判案方式。不过地方长官不止一人，不可能人人都有这样全面的认识，判案的时候，推断事理，探求真实情况，有时也难做到十分准确。只是应该本着最公正的思想，放下徇私枉法的意图，致力弄清是非曲真，尽量想法把案子办准确。听取口供，查问情由，一定要把自己发现的疑点弄明白，然后再按照法律程序进行拷问，不要严酷残暴，有疑问没弄清便从轻发落，事情没搞确实不要妄加处罚，根据事情大小进行裁决，使案子不至于拖得太久。这是较差的一种判案方式。对百姓不讲仁慈宽恕，任意采取残暴的手段，把他们当成树木石块，把拷打当成唯一的办法，花言巧语的人尽管罪责明白却逃脱法网，不善言辞的人竟无罪而受惩罚，如果有这种情况，那便是最差的一种判案方式了，这些地方官不是和君上共治天下的人。当今各位地方官，应当努力做到中等，并向最好的那种判案方式看齐。如果所作所为与最差的那一种相同，法律将不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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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者还需把目光放远一些，要想到用德行教育百姓。先王的法则说：与其滥杀无辜，不如放掉罪犯；与其残害好人，不如让坏人占便宜。这说明如果案子肯定判不准确，宁可让罪犯逃脱，也不错误地残害好人。但现在执政的人就不是这样，他们搜罗法律条款，舞文弄墨，即使把好人送进法网，也不让罪犯免受惩罚。他们之所以这样，并不是他们全都想杀人，而是说做官最好严厉点，这样可以免除后患。这是为自己打算，没有想到公理，像这样执法的人，都是奸恶之徒。人是天地中最宝贵的东西，一旦死去，便不可能再活过来。但在严刑拷打之下，有人吃不住痛，自认有罪，得不到申诉，于是遭到杀害，这种事恐怕随时都有。所以，从古代以来，便创立了五听三宥等办案原则，强调要慎用刑罚，这都是极其爱护百姓的举动。大凡砍伐树木、清除杂草、捕猎野兽，如果不正常进行，尚且会违背时令，有损帝王之道；何况判案不准确，滥杀好人，难道会不伤天的心，破坏万物的和谐吗！上天的心被伤害，万物的和谐被破坏，却仍想阴阳协调，四季顺序，万物茁壮成长，百姓一片欢乐，是不可能的。所以俗话说：即使一个人叹息，帝王之道也会因此被倾覆，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各位地方长官，难道不该慎重其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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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罪大恶极，伤风败俗，违背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不忠不孝，故意背弃原则的，杀掉这样的一人，有利于一百人，使帝王的教化得以推行，采用重刑也是可以的。了解量刑定罪这两个方面以后，用刑的原则也就彻底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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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平均赋税徭役，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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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最大的宝贝是地位，用来守住地位的是仁慈，用来召集百姓的是财富。先代圣王必须用财富聚集百姓，用仁慈保住地位。国家如果没有财富，地位就保不住。所以从三皇五帝以来，便有征收赋税的办法。虽然赋税轻重不一样，但都是为了满足国家的开支。现在仇敌还未消灭，军用开支很大，虽然来不及减少赋税，以体念百姓的疾苦，但应使赋税平均，使百姓不致穷困。平均，就是不要避开豪强而向贫弱的人家征税，也不要放任奸巧的人而使愚笨的人受欺压，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平均。所以圣人说：“若是平均便没有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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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财富被生产出来，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织布纺麻，得从一丝一线做起，并非在一朝一夕之间仓促可成。地方长官一定要督促百姓，让他们事先便着手生产。种桑的地方要趁早织造绢帛，出麻的地方应尽早纺织布匹。在交纳赋税以前就把该交的东西准备好，到该交的时候便上交，所以国家赋税能得到保证，老百姓也不会感到窘迫。如果预先不对百姓进行督促指示，到交纳赋税时期限紧迫，官吏又怕拖延时间，使自己犯错误，便对百姓进行拷打，让他们一下子就准备好。富商大贾，乘机牟取暴利，有钱的人只好出高价向他们购买，没钱的人则只有向他们借高利贷。向国家纳赋税的百姓，被弄穷苦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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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租税的时候，国家虽定有总的标准，但衡量各个家庭的贫富，排列各家应缴的先后次序等事情，都得由正长着手办理，由太守县令掌握。如果处理得好，政治将会稳定，百姓也将高兴；如果处理不得法，刀笔小吏将投机取巧，百姓将怨声载道。另外，在选派人服徭役时，大都不关心百姓，致使贫穷力弱的人徭役重，服役的地方远，而财富势强的人徭役轻，服役的地方近，如果地方长官怀着这样的心肠，没有体察百姓疾苦的想法，都是国家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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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宇文泰极其重视《六条诏书》，掌把它放在座位右边（以备随时翻检）。又命令百官学习背诵。刺史、太守、县令或县长，如果不通晓《六条诏书》及记账的方法，就不能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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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西晋末年以来，文章竞为浮华，成为一时风气。宇文泰想改变这种弊病，趁西魏文帝祭祀祖庙、官员们汇集到都城的时候，命令苏绰撰成《大诰》，上奏朝廷，加以颁行。《大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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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十一年，仲夏，各地长官都聚集在朝廷。柱国宇文泰及群公与各位将军，没有谁没到会。便在这时全面考查各种制度，颁布给各地，以辅助国家的政教。皇帝说：“古代帝尧任命羲和，使百官各尽其职，舜任命皋陶等九人为官，各种事情都顺利做成，武丁任用傅说，使自己被尊为高宗。现在是个好时机，我敬顺天时，告诉你们各位官长，让大家都到我太祖的庙庭中来。我将对你们宣布重大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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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丁巳，皇帝清晨来到太庙，所有的官员，无不各就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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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说：“唉，我的元辅、群公、百官、卿士、庶尹及御事们，我敬承先祖遗命，考查了先代圣王的制度，对各位官员下达这一重大命令。先前我太祖神皇帝，开始接受上天的大命，开创大业。烈祖景宗，向四方开拓疆土，完成了武功。到了我祖文皇帝，大兴文教，敬思先父武皇帝，也没有败坏先祖们的基业。从那以后，日益衰弱，东土出现大乱，黎民百姓，遭受涂炭。我继承祖先遗业，日夜警惧，就像要过一条大河，不知该从哪儿下水。所以参考古代帝王的制度，揣度先王的政教，以解救百姓的疾苦。那些贤明的先王，给过我的教诲，说上天创造出百姓，不能自己治理自己，上帝深察下情，明晓事理，设置天子以治理百姓。天子不可能一个人治理百姓，于是广求德行完美的人，设置百官及各种官吏来辅佐自己。上天设立天子，天子设置百官，都是为了体察百姓，不是为了贪图安逸。天子就像头，百姓就像脚，百官就像胳膊和大腿一样辅助天子。上下连为一体，各自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从而达到最高的原则。所以先王经常教导说：‘天子能够努力把天子的事做好，臣子能够把臣子的事做好，国家就会被治理好。’如今我受上天的福佑，登上帝位。辅佐我的百官又服从国家的政令，都恪尽职守。唉，要是天子不用心把天子的事做好，臣下不用心把臣下的事做好，政治哪会不败坏呢，唉，艰难呀！各位官员，请恭敬地听取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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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说：“柱国，四海不宁，已有二十年，上天没有绝我太祖以下列祖历代相传的大命，让我作天子。国家有灭亡的危险，你成为国家的栋梁。朝廷缺乏最高的准则，你便担任宰相。百官没有秩序，于是你总率百官。你文武兼备，英明善治，宣扬七种德行，创建九种功绩，剪暴除乱，使百姓安宁，九州以外的人，也享受你的恩惠，好像伊尹在商代，吕望在周代，傅说辅佐武丁，使我享受无穷的福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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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说：“群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群公对于我，就像鼎的三足辅佐我。太宰是天官府的首脑，要做好治、教、礼、政、刑、事六种职务。太尉掌管军事，职在消除战争。司徒掌管百姓，要认真宣布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教化。司空掌管土地，要开发地利，为百姓谋利益。朝廷三公，就像天上有三台星；朝廷四辅，就像一年有四季。一切官职虽然是按上天的意志设立的，但需人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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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说：“各位将军，你们雄壮英武，如雄鹰飞扬，充当我的武臣，盗贼为非作歹，蛮夷乱乱中原，你们前往征讨，用恩惠安抚他们，用威刑监督他们。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战争，各国实现和平。使全国各地没有人违抗我的命令，这便是你们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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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说：“各位地方长官，你们的职责是为国家治理疆土，充当百姓的父母。百姓不能忍受饥饿，所以先代圣王重视农耕；百姓不能忍受寒冷，所以先代圣王重视纺织。百姓如果不孝敬慈爱，亲人之间就会缺乏恩情；如果不尊崇礼让，就会产生争夺的念头。这六件事，确实是教化的根本。唉！治理百姓应当宽厚，但太宽厚百姓又会懈怠。你们应该用礼仪治理百姓，不要太刚猛，也不要太软弱，一切行为都要尽量符合事物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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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说：“卿士、庶尹及御事们，帝王好比年，卿士就像一年中的十二月，庶尹就像一年有三百六十五日，御事就像一天有十二个时辰。年、月、日、时，先后不发生错乱，各种制度就将符合时宜，一切事情都将顺畅。唉！你们这些天子的官员，宰治各地，就像天上的北斗，调和元气阴阳，使他们保持和谐，百姓永远仰仗你们；如果违背正常秩序，万物就会遭受伤害。世道艰难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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