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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最大的宝贝是地位，用来守住地位的是仁慈，用来召集百姓的是财富。先代圣王必须用财富聚集百姓，用仁慈保住地位。国家如果没有财富，地位就保不住。所以从三皇五帝以来，便有征收赋税的办法。虽然赋税轻重不一样，但都是为了满足国家的开支。现在仇敌还未消灭，军用开支很大，虽然来不及减少赋税，以体念百姓的疾苦，但应使赋税平均，使百姓不致穷困。平均，就是不要避开豪强而向贫弱的人家征税，也不要放任奸巧的人而使愚笨的人受欺压，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平均。所以圣人说：“若是平均便没有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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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财富被生产出来，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织布纺麻，得从一丝一线做起，并非在一朝一夕之间仓促可成。地方长官一定要督促百姓，让他们事先便着手生产。种桑的地方要趁早织造绢帛，出麻的地方应尽早纺织布匹。在交纳赋税以前就把该交的东西准备好，到该交的时候便上交，所以国家赋税能得到保证，老百姓也不会感到窘迫。如果预先不对百姓进行督促指示，到交纳赋税时期限紧迫，官吏又怕拖延时间，使自己犯错误，便对百姓进行拷打，让他们一下子就准备好。富商大贾，乘机牟取暴利，有钱的人只好出高价向他们购买，没钱的人则只有向他们借高利贷。向国家纳赋税的百姓，被弄穷苦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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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租税的时候，国家虽定有总的标准，但衡量各个家庭的贫富，排列各家应缴的先后次序等事情，都得由正长着手办理，由太守县令掌握。如果处理得好，政治将会稳定，百姓也将高兴；如果处理不得法，刀笔小吏将投机取巧，百姓将怨声载道。另外，在选派人服徭役时，大都不关心百姓，致使贫穷力弱的人徭役重，服役的地方远，而财富势强的人徭役轻，服役的地方近，如果地方长官怀着这样的心肠，没有体察百姓疾苦的想法，都是国家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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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宇文泰极其重视《六条诏书》，掌把它放在座位右边（以备随时翻检）。又命令百官学习背诵。刺史、太守、县令或县长，如果不通晓《六条诏书》及记账的方法，就不能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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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西晋末年以来，文章竞为浮华，成为一时风气。宇文泰想改变这种弊病，趁西魏文帝祭祀祖庙、官员们汇集到都城的时候，命令苏绰撰成《大诰》，上奏朝廷，加以颁行。《大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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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十一年，仲夏，各地长官都聚集在朝廷。柱国宇文泰及群公与各位将军，没有谁没到会。便在这时全面考查各种制度，颁布给各地，以辅助国家的政教。皇帝说：“古代帝尧任命羲和，使百官各尽其职，舜任命皋陶等九人为官，各种事情都顺利做成，武丁任用傅说，使自己被尊为高宗。现在是个好时机，我敬顺天时，告诉你们各位官长，让大家都到我太祖的庙庭中来。我将对你们宣布重大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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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丁巳，皇帝清晨来到太庙，所有的官员，无不各就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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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说：“唉，我的元辅、群公、百官、卿士、庶尹及御事们，我敬承先祖遗命，考查了先代圣王的制度，对各位官员下达这一重大命令。先前我太祖神皇帝，开始接受上天的大命，开创大业。烈祖景宗，向四方开拓疆土，完成了武功。到了我祖文皇帝，大兴文教，敬思先父武皇帝，也没有败坏先祖们的基业。从那以后，日益衰弱，东土出现大乱，黎民百姓，遭受涂炭。我继承祖先遗业，日夜警惧，就像要过一条大河，不知该从哪儿下水。所以参考古代帝王的制度，揣度先王的政教，以解救百姓的疾苦。那些贤明的先王，给过我的教诲，说上天创造出百姓，不能自己治理自己，上帝深察下情，明晓事理，设置天子以治理百姓。天子不可能一个人治理百姓，于是广求德行完美的人，设置百官及各种官吏来辅佐自己。上天设立天子，天子设置百官，都是为了体察百姓，不是为了贪图安逸。天子就像头，百姓就像脚，百官就像胳膊和大腿一样辅助天子。上下连为一体，各自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从而达到最高的原则。所以先王经常教导说：‘天子能够努力把天子的事做好，臣子能够把臣子的事做好，国家就会被治理好。’如今我受上天的福佑，登上帝位。辅佐我的百官又服从国家的政令，都恪尽职守。唉，要是天子不用心把天子的事做好，臣下不用心把臣下的事做好，政治哪会不败坏呢，唉，艰难呀！各位官员，请恭敬地听取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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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说：“柱国，四海不宁，已有二十年，上天没有绝我太祖以下列祖历代相传的大命，让我作天子。国家有灭亡的危险，你成为国家的栋梁。朝廷缺乏最高的准则，你便担任宰相。百官没有秩序，于是你总率百官。你文武兼备，英明善治，宣扬七种德行，创建九种功绩，剪暴除乱，使百姓安宁，九州以外的人，也享受你的恩惠，好像伊尹在商代，吕望在周代，傅说辅佐武丁，使我享受无穷的福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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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说：“群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群公对于我，就像鼎的三足辅佐我。太宰是天官府的首脑，要做好治、教、礼、政、刑、事六种职务。太尉掌管军事，职在消除战争。司徒掌管百姓，要认真宣布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教化。司空掌管土地，要开发地利，为百姓谋利益。朝廷三公，就像天上有三台星；朝廷四辅，就像一年有四季。一切官职虽然是按上天的意志设立的，但需人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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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说：“各位将军，你们雄壮英武，如雄鹰飞扬，充当我的武臣，盗贼为非作歹，蛮夷乱乱中原，你们前往征讨，用恩惠安抚他们，用威刑监督他们。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战争，各国实现和平。使全国各地没有人违抗我的命令，这便是你们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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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说：“各位地方长官，你们的职责是为国家治理疆土，充当百姓的父母。百姓不能忍受饥饿，所以先代圣王重视农耕；百姓不能忍受寒冷，所以先代圣王重视纺织。百姓如果不孝敬慈爱，亲人之间就会缺乏恩情；如果不尊崇礼让，就会产生争夺的念头。这六件事，确实是教化的根本。唉！治理百姓应当宽厚，但太宽厚百姓又会懈怠。你们应该用礼仪治理百姓，不要太刚猛，也不要太软弱，一切行为都要尽量符合事物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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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说：“卿士、庶尹及御事们，帝王好比年，卿士就像一年中的十二月，庶尹就像一年有三百六十五日，御事就像一天有十二个时辰。年、月、日、时，先后不发生错乱，各种制度就将符合时宜，一切事情都将顺畅。唉！你们这些天子的官员，宰治各地，就像天上的北斗，调和元气阴阳，使他们保持和谐，百姓永远仰仗你们；如果违背正常秩序，万物就会遭受伤害。世道艰难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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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说：“天地运行的规律，阴阳更替；礼俗风尚变化的原则，文采与质朴代兴。从三皇五帝以来，一直到如今，风俗制度发生变化，并不是后代必须更改前代的教令，而是为了设法挽救前代的弊端，风俗制度没有发生变化，并不是前后因循，而是这些风俗制度本身就能长期存在。我大魏上承周代衰亡时期的世风，又吸取了秦汉时代的陋俗，因循了魏晋两朝奢华怪诞的风气，这五代浮薄的社会风气，历代相承，未加改变。要使风俗和厚，宣扬教化，哪有可能办到呢？唉！公辅、庶僚及列侯们，我自思德行鄙劣，全心尽力，努力继承先王的伟大业绩，不敢松懈享乐。唉，你们各位官员，应当与我的想法一样，使德行淳朴，恭谨地坚守自己的职责。不要奢华，要讲究朴实，不要虚伪，要讲究真诚。不要犯错误，不要忘记自己的职责，用夏、商、周三代常用的法则来统一世风，使社会风气归向道德仁义，以此保全我祖宗传下来的大命。承上天的福佑，使国家安宁，百姓永远康乐。要慎重呀！要慎重呀！我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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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国宇文泰与群官敬礼后说：‘天降圣明的人作天子，天子是百姓的父母。’三皇五帝，都遵循这一原则，以至于不用刑法便使天下大治。从那以后，已经过千年，再也没听说哪个帝王遵循这一原则了。陛下想建立功业，将改正乱世风俗，使社会风气变得和厚，向我们群臣颁布重大命令。陛下的话真博大，说起来并不难，做起来才难。任何事情都有开头，但很少有善始善终的。《商书》上说：‘始终如一，德行日进。’我们希望陛下慎终如始，使德行日益光大，我们臣下怎敢不日夜称扬陛下的美德。这重大的命令，还未传遍四方，以远布陛下的恩德。应当使全国最偏远的百姓，也清楚地领会陛下的教诲，行为都向正确的方向转变，永远获得无穷无尽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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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说：“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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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文章都按这种体裁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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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生性节俭朴素，不治家产，家中没有多余的财物。他因为全国还未平定，常把统一天下作为自己的责任。广求贤才俊杰，一起探寻治理国家的办法，凡是他推荐的人，都受到重用。太祖宇文泰也推心置腹地任用他，从未说过不满意他的话。宇文泰有时到都城外去游玩，经常都预先在空白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交给苏绰，如果有什么事需要处理，苏绰便根据情况做出裁决，加以实行，等宇文泰回来后，告诉他一声就可以了。苏绰曾说，治理国家的方法是，官员们应该像慈祥的父亲那样爱护百姓，像严格的老师那样教诲百姓。他每次与公卿议论政事，都是从白天一直谈到晚上，事情无论大小，他都了如指掌。他长期用脑过度，身体疲劳至极，于是得了支气管炎。大统十二年，苏绰死在任上，当时他四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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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宇文泰为苏绰的死感到悲痛惋惜，他的悲伤影响到身边的人。当要安葬苏绰的时候，他对公卿们说：“苏尚书一生谦虚逊让，崇尚节俭，我想保全他平日的志向，又怕平庸之辈不理解，如果对他进行隆重的追赠，又与我们以前相互间了解相违背，我进退两难，拿不准该怎么办才好。”尚书令史麻瑶逾越次序走上前来说：“古代晏子是齐国德行卓著的大夫，一件狐皮袄子穿了三十年。他死的时候，遗嘱只需一辆马车运载灵柩。齐侯没有改变他的志向。苏绰既然操行纯洁，以谦虚退让自处，愚意认为应当从俭办理，从此宣扬他的美德。”太祖认为他的意见很好，于是把麻瑶推荐给朝廷。当苏绰的遗体被送回武功老家安葬时，只用一辆布车载着他的灵柩。太祖与群公都步行把他的灵车送出同州外城门外。太祖亲自在灵车后面洒酒祭奠，他说：“尚书平时所做的事，他的妻子儿女和兄弟们不知道的，我全知道。只有你知道我的心，我知道你的心。正想与你一起平定天下，你却不幸离工我去了，该怎么办呢！”于是放声痛哭，竟不知道酒杯从手中掉到了地上。到下葬那天，他又派人去用牛、羊、猪三种牲畜祭奠他。祭文是太祖亲手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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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还撰有《佛性论》《七经论》等文章，都传于世。北周明帝二年，让苏绰配祭于太祖庙庭。他的儿子苏威继承了他美阳伯的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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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臣说：《尚书》上说：“帝王不用贤才就治理不好国家，贤才不被帝王任用便没有俸禄。”所以知人善任便是圣明的君主，这是治理国家最首要的事。贤才如受到任用就应奋发有为，这是作臣子的应尽职责。至于像伊尹、傅说、皋陶、管仲这些古代名臣，从微贱而升至高位，世上很少听说过；而孔子、韩信等贤才却受到驱逐，服事卑职，这种事时时都有。《尚书·尧典》《皋陶谟》之所以要昭示古代圣王用人的准则，《诗经·国风》《小雅》之所以要对贤才得不到任用进行讥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君主们如果真的能借鉴前代事迹的得失，不辞辛劳，虚己待人，像周公纳才那样，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知道有人是贤才就一定加以任用，授给他们爵位时不要有所疑虑，这样，他们的德行就可与舜、禹、商汤、周武王这些古代圣王媲美，稷、契、伊尹、吕望这样的名臣也就能并肩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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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太祖宇文泰仗剑起事，各种制度都需着手制定。他在各种势力相互争夺的时候颁行简便的法律制度，在三方鼎峙的时候创建使国家安定的礼仪。最终能铲除浮华衰弊的习俗，树立起质朴的新风，使奢侈的社会风气趋于俭朴。新的礼俗制度在全国推行后，百姓们变得恭敬守法，官长受到尊重，边疆虽多次受到敌人的骚扰，但百姓亲附，邻国归顺。这些可以说是苏令绰的功劳啊。他名冠当世，恩泽惠及后代，确也应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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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文白对照精华版） 周书卷三十一列传第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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