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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国家连年出兵，耗费愈广，往西守卫四镇，往东守卫安东，征调兵士日多，百姓匮乏疲困。开辟和防守西域，如同得到一块石头很多无法耕种的田，费用难以负担，有损无益，不停地往边地运输粮食，老百姓家中差不多已被搜括一空。逾越沙漠，分兵防守，服役既久，怨恨久别故乡的人也增多。从前的诗歌作者说：“为王服役没有休息的时候，不能回家种小米高粱。”难道我不想回家，只怕落网受刑罚。想起那敬谨服役的人，涕泪齐下如落雨。”这就是前代抒发怨恨、思念之情的话。上级如果对此不加体恤，那么政令就无法推行，邪气就会兴起；邪气兴起，那么虫害就会产生，水旱灾就会形成。如果这样，就是祈祷祭祀众神，也不能使阴阳调和。当今关东饥荒，蜀汉地区人民逃亡，长江、淮河以南，赋税的征收从未停息。人民不能恢复常业，就会相随作盗贼，国家的根基一动摇，忧患是不会少的。之所以这样，都是因为远戍荒远之地，耗尽了中国的人力物力，争夺异族的不毛之地，违背了应像养育子女那样养育百姓的道理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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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汉元帝采纳贾捐之的谋议而撤销珠崖郡，汉高祖宣帝采用魏相的计策而舍弃车师的田地，难道他们不仰慕虚名，实出于害怕耗费民力的缘故。近时贞观年中，攻克平定九姓，册封李思摩为可汗，让他统领各部族，这样做的原因是，夷狄反叛就应当讨伐它们，投降就应当安抚它们，这符合将灭亡的就摧毁它、能存在的就巩固它的道理，可使固定不再有远戍荒远之地、使百姓劳苦的兵役徭役。这就是近时的好规章，治理边疆的旧例。臣私下看阿史那斛瑟罗，是阴山的贵族，当代称雄沙漠，如果把四镇托付给他，让他统领众附属国，封他为可汗，派他制止异族入侵的祸患，那么国家就会有恢复已灭绝的世祀的美名，荒远地区就不会有长途运粮的劳役。照臣的看法，请放弃四镇以使中国富裕，撤销安东都护府以便充实辽西，在远方省下军费，把军队集中在塞上，那么恒、代州的镇守就会加强，而沿边各州的防备也会得到充实了。况且安抚夷狄，大体是防止它们逾越边界，没有越境侵犯期侮的灾祸就可以了，何必穷尽它们藏身的洞穴，同蝼蛄蚂蚁较量长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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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为王的人外部安宁一定会有内部的忧患，这是因为外部安宁容易导致不再勤于治理政事的缘故。臣俯伏思惟，望陛下置边事于度外，不以边远地区尚未平定为念。只应命令边兵谨慎设防，养精蓄锐以等待敌人，等敌人自己来，然后攻击他们，这是李牧制服匈奴的办法。当今首要的事，不如让边城警觉设防，往远处派侦察人员，积聚军事物资，蓄养军队的声势。以逸待劳，那么战士的威力就加倍；以主人抵御客人，那么我军就能得到各种便利；加固防御工事，清除四野的财物，那么敌人就会一无所得。像这样，自然敌人深入我方领土必定会有倾跌的忧虑，浅入又一定得不到掳掠人口财物的好处。这样经过数年，可使突厥、吐蕃两个敌人不战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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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杰又请求废除安东都护府，恢复高姓之人作那里的君主，停止江南的粮食运输，抚慰河北的疲劳百姓，认为这样做，数年以后，就可以使民安国富。这事虽然没有实行，但有见识的人认为他的意见正确。接着仁杰任检校纳言，兼右肃政台御史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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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历初年，突厥侵略赵、定等州，朝廷任命仁杰为河北道元帅，允许他见机行事，不必等待上奏。突厥全部杀掉所掳掠的男女一万多人，从五回道撤走。仁杰统领军队十万追击，未能赶上。于是，天子命令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当时河朔百姓，多受突厥逼迫威胁而降贼，贼寇退走后害怕被处死，又多逃跑隐藏起来。仁杰上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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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听说朝廷上议政的人，以为契丹的干扰，才显示出人的逆顺，有的因受逼迫威胁，有的是自愿跟从，有的接受伪官，有的被招抚，有的身为外来盗贼，有的则是当地寇盗，形迹虽然各异，他们的心却无差别。确实山东人勇猛，一向重情义，一次受人看顾，至死不相违。最近由于军队的机要事务，征兵调粮失之过重，百姓家业无不破败，有的至于逃亡，拆屋卖田，而田产又卖不出去，自视家中的生计，可谓四壁之内空无所有。加上利用朝廷的法令侵吞百姓的财物，又借重大事变而兴起，贪吏取人髓脑，却不感到心中有愧。修筑城壕城墙，修造兵器铠甲，州县官役使百姓，更等于军队机要事务的十倍。官府不怜悯百姓，规定期限，到期必取，上枷锁，施棍棒，疼痛入于百姓的肌肤。事情紧迫情势危急，就不再遵循礼仪，处于愁苦的境地，就不会以生为乐。有利便归附，姑且谋求缓死，这是君子感到羞愧耻辱的，却是小人的经常行为。人民犹如水，堵塞它就成为地下水，疏通它就成为河流，不论疏通堵塞，它都随宜而流，哪里有常性！从前董卓的祸乱，人民流离迁徙，等到董卓被杀，他的部队没有被赦免，事物发展到极端，于是变故发生，百姓受毒害，京师的房屋化为废墟，长满小米黍子。这是由于恩惠没有普遍施给的缘故，错在事物初露苗头时未能发现。臣一读这记载，没有不放下书叹息的。现在担负罪名的一群人，必定不会待在家里，露中宿草里行，隐藏流窜于山野沼泽。赦免他们就露面，不赦免他们便放肆妄为，山东的许多盗贼，就是因此而集结的。臣认为边地战争忽然爆发，不值得忧虑，中原不安定，这才是大事。臣听说主持大国家不能用小道理，治理的事务很广不可以细分。君主胸怀广阔，不会被常法拘束，如果治这些人的罪那么就会群情恐惧，宽恕他们则反复无常的人会感到心安。希望特别赦免河北各州，一概不加问罪。这样，自然人与神的思想顺畅，境内百姓欢心，军队凯旋，就能够不受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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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听从他的建议。军队撤回，授给他内史的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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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历三年，则天到三阳宫，王公百宫都曾随从，唯独特别赐给仁杰宅第一处，当时蒙受的恩宠无人可比。这年六月，左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右武威卫将军骆务整讨伐契丹余部，擒获他们，在含枢殿献俘。则天非常高兴，特赐楷固姓武氏。楷固、务整，都是契丹李尽忠的部将。起初，尽忠作乱，楷固等多次领兵击破官军，后来兵败投降，有关主管部门判以极刑。仁杰发表意见，认为楷固等都有骁将的才干，如果宽赦他们的死罪，一定会感戴恩德效忠天子。又进言请求授给他们官爵，委以自行率兵征讨的重任。天子都听从仁杰的建议。等到楷固等获胜回朝，则天召仁杰参加宴会，于是举杯亲自劝饮，把功劳归于仁杰。授给楷固左玉钤卫大将军，又赐给燕国公的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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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天又准备造大佛像，工程费用需数百万，下令全国的和尚尼姑每天每人出一钱，帮助建成佛像，仁杰上疏进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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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听说处理政务的根本，一定要把人世上的事情放到首先的位置。陛下怜悯众生迷误，精神陷溺于险地无所归依，想让佛教并行，使百姓见到佛的相貌而生善心。但不是造塔庙一定要崇尚奢侈，怎么能让和尚尼姑都必须布施？佛的教法犹如木筏，用它渡到涅槃彼岸后，尚且应当舍弃，更何况其他。现今的佛寺，规模超过皇宫，极其奢侈壮丽，雕画穷尽工巧，装饰佛殿用尽各种宝珠，高大华美的建筑耗尽大量珍材异木。工程不能用鬼神来完成，只有役使百姓，物资不能从天上掉下，终究须地里出产，不靠损害百姓，将如何找到这些物资？生产它有一定的时候，使用它没有限度，平民所当进献，常苦于不能供应，痛苦入于百姓肌肤，受杖刑也在所不辞。游方和尚一游说，诈称什么祸福，（百姓受蒙骗），剪下头发解下衣服布施，仍惭愧布施的东西少。也有的和尚离间他人骨肉，（引诱他们出家，）使他们视亲骨肉如同路人：还有的和尚亲自纳他人之女为妻，而说什么彼我无别。这都是依托佛法，贻误百姓。里巷常常有佛寺，市场里也立佛寺。佛教教化诱导众生所急需之物，往往被人们视作比官府征收赋税还急迫；作佛事所需物品，也被看成比天子的诏令还紧急。肥美的土地产业，佛寺大量夺取；水碾庄园，也有不少为它拥有。逃亡的壮丁、躲避惩罚的罪人，都聚集于佛门，没有名籍的僧人，共有几万，都城检查，已得数千。而且一个男子不种地，天下尚且受其害，何况不事生产的和尚很多，又劫夺民财呢？臣每想起这事，确实感到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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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在南朝的时候，佛法兴盛，梁武帝、简文帝，施舍给佛寺的财物无限。等到三淮波浪翻滚，五岭烟尘腾涌，佛塔满街，不能挽救国家危亡的灾祸；僧徒蔽路，哪里有救援王朝的军队！近年以来，屡受战事干扰，水旱失调，赋税徭役渐多。百姓家产先空，创伤尚未平复，这时候兴建工程，百姓实在无力承受。臣思量圣朝，已功德无量，何必要营造大佛像，造成劳民费财的名声！虽然收僧人的钱，但数量不及全部费用的百分之一。佛像既广大，又不可居于露天中，用百层高的殿堂覆盖，还担心不能完全盖上，其余堂前廊屋等，也不能都没有。有人说造大佛像不耗费国财，不伤害百姓，这样服侍君主，能说是尽忠吗？臣现在思考，兼采纳众人的意见，都认为如来佛设施教化，以慈悲为主旨，下救助众生，应是如来的本心，哪里要劳民伤财，以设置浮华无实用的装饰！当今天下有事，边境不安宁，应该宽缓地方的徭役，节省不紧急的费用。假如雇工造佛像，百姓都因有利可图而前往受雇，（就会丧失农时，）农时既失，自然也就要抛弃农业了。现在不种植庄稼，来年必定饥饿，那么工程正在进行，也就难以取得粮食供应了。况且没有官府的帮助，按理说工程无法完成，假如耗费官府的财物，又用尽民力，那么一方有难，将怎么去救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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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天于是取消这项工程。这年九月，仁杰病逝，则天为他举行哀悼活动，停止办公三天，追赠他为文昌右相，定谥号为文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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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杰常把推荐贤才放在心上，他所引荐提拔的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官做到公卿的有数十人。起初，则天曾问仁杰说：“朕要一个好汉使用，有吗？”仁杰说：“陛下准备做什么使用呢？”则天说：“朕想让他作将相。”回答说：“臣料想陛下如果追求文辞资历，那么当今的宰相李峤、苏味道，也足可称为有文采的官吏了。难道不是因为文士局促拘谨，想得到奇才任用，以完成天下的事务吗？”则天高兴地说：“这正是朕的心思。”仁杰说：“荆州长史张柬之，人虽年老，却是真正的宰相之才。而且长期不遇，如果任用他，必定会尽忠于国家。”于是，则天征召柬之拜为洛州司马。另外有一天，则天又向仁杰求问贤才，仁杰说：“臣前些时候提到张柬之，还没有任用呢。”则天说：“已提拔他了。”回答说：“臣推荐他做宰相，现在只任洛州司马，不能算是任用。”则天又提拔柬之为秋官侍郎，后来终于任命他为宰相。柬之果然能使中宗复位，这是由于仁杰的推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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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杰曾任魏州刺史，百姓宫吏在他在任时就为他建立祠庙。等他离任，他的儿子景晖任魏州司功参军，十分贪婪残暴，为百姓所憎恶，于是百姓毁掉仁杰的祠庙。仁杰长子光嗣，圣历初年当司府丞，则天让宰相各推举一个任尚书郎，于是仁杰推荐光嗣。朝廷拜光嗣地官员外郎，到任称职，则天很高兴，说道：“祁奚推荐亲友，果然得到合适人选。”开元七年，光嗣自汴州刺史转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因受贿获罪贬任歙州别驾而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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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中宗在房陵，吉顼、李昭德都有挽救唐室的正直言论，但则天没有让中宗复位的意思。只有仁杰常从容进言，无不以母子的恩情为话题，则天也逐渐醒悟，终于召还中宗，让他又提任太子。起初，中宗自房陵回宫，则天将他藏在帷帐里，召见仁杰同他谈起庐陵王。仁杰慷慨陈辞，话说出眼泪也流下，则天忽然让中宗出来，对仁杰说：“还给卿太子。”仁杰走下台阶哭贺，行礼完毕，进言说：“太子回宫，人们都不知道，社会舆论哪能考究其中的是非？”则天认为他的意见对，于是又把中宗安置在龙门，设置礼仪迎接他回宫，人们无不感动欢悦。仁杰前后进奏挽救唐室的言论，共数万字，开元年间，北海太守李邕撰写《梁公别传》，全部记载了他的这些话。中宗复位，追赠仁杰为司空；睿宗又追封仁杰为梁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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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文白对照精华版） 旧唐书卷九十六列传第四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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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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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本名元崇，陕州硖石人也。父善意，贞观中，任隽州都督。元崇为孝敬挽郎，应下笔成章举，授濮州司仓，五迁夏官郎中。时契丹寇陷河北数州，兵机填委，元崇剖析若流，皆有条贯。则天甚奇之，超迁夏官侍郎，又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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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历初，则天谓侍臣曰：“往者周兴、来俊臣等推勘诏狱，朝臣递相牵引，咸承反逆，国家有法，朕岂能违。中间疑有枉滥，更使近臣就狱亲问，皆得手状，承引不虚，朕不以为疑，即可其奏。近日周兴、来俊臣死后，更无闻有反逆者，然则以前就戮者，不有冤滥耶？”元崇对曰：“自垂拱已后，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诬而死。告者特以为功，天下号为罗织，甚于汉之党锢。陛下令近臣就狱问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辄有动摇？被问者若翻，又惧遭其毒手，将军张虔勖、李安静等皆是也。赖上天降灵，圣情发寤，诛锄凶竖，朝廷乂安。今日已后，臣以微躯及一门百口保见在内外官更无反逆者。乞陛下得告状，但收掌，不须推问。若后有征验，反逆有实，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则天大悦曰：“以前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生。闻卿所说，甚合朕心。”其日，遣中使送银千两以赐元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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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突厥叱利元崇构逆，则天不欲元崇与之同名，乃改为元之。俄迁凤阁侍郎，依旧知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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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四年，元之以母老，表请解职侍养，言甚哀切，则天难违其意，拜相王府长史，罢知政事，俾获其养。其月，以令元之兼知夏官尚书事、同凤阁鸾台三品。元之上言：“臣事相王，知兵马不便。臣非惜死，恐不益相王。”则天深然其言，改为春官尚书。是时，张易之请移京城大德僧十人配定州私置寺，僧等苦诉，元之断停，易之屡以为言，元之终不纳。由是为易之所谮，改为司仆卿，知政事如故，使充灵武道大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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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龙元年，张柬之、桓彦范等谋诛易之兄弟，适会元之自军还都，遂预谋，以功封梁县侯，赐实封二百户。则天移居上阳宫，中宗率百官就合起居，王公已下皆欣跃称庆，元之独鸣咽流涕。彦范、柬之谓元之曰：“今日岂是啼泣时！恐公祸从此始。”元之曰：“事则天岁久，乍此辞违，情发于衷，非忍所得。昨预公诛凶逆者，是臣子之常道，岂敢言功；今辞违旧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终节，缘此获罪，实所甘心。”无几，出为毫州刺史，转常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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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宗即位，召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寻迁中书令。时玄宗在东宫，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宋王成器为闲厩使，岐王范、薛王业皆掌禁兵，外议以为不便。元之同侍中宋璟密奏请令公主往就东都，出成器等诸王为刺史，以息人心。睿宗以告公主，公主大怒。玄宗乃上疏以元之、璟等离间兄弟，请加罪，乃贬元之为申州刺史。再转扬州长史、淮南按察使，为政简肃，人吏立碑纪德。俄除同州刺史。先天二年，玄宗讲武在新丰驿，召元之代郭元振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复迁紫微令。避开元尊号，又改名崇，进封梁国公。固辞实封，乃停其旧封，特赐新封一百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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