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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是时，杜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必须诬以颛权，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一求瑕，唯指以为党，则可一时尽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唯有颛权是上之所恶，必须此说，方可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臣为朝廷惜之。”于是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居二年，徙扬州、颍州。复学士，留守南京，以母忧去。服除，召判流内铨，时在外十一年矣。帝见其发白，问劳甚至。小人畏修复用，有诈为修奏，乞澄汰内侍为奸利者。其群皆怨怒，谮之，出知同州，帝纳吴充言而止。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奉使契丹，其主命贵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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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譟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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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承包拯威严之后，简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师亦治。旬月，改群牧使。《唐书》成，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修在翰林八年，知无不言。河决商胡，北京留守贾昌朝欲开横垅故道，回河使东流。有李仲昌者，欲导入六塔河，议者莫知所从。修以为：“河水重浊，理无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决。以近事验之，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但势不能久耳。横垅功大难成，虽成将复决。六塔狭小，而以全河注之，滨、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趋，增隄峻防，疏其下流，纵使入海，此数十年之利也。”宰相陈执中主昌朝，文彦博主仲昌，竟为河北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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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谏论执中过恶，而执中犹迁延固位。修上疏，以为：“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为圣德之累。”未几，执中罢。狄青为枢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讹言籍籍，修请出之于外，以保其终，遂罢知陈州，修尝因水灾上疏曰：“陛下临御三纪，而储宫未建。昔汉文帝初即位，以群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国长久，为汉太宗。唐明宗恶人言储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乱，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后建立英宗，盖原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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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拜枢密副使。六年，参知政事。修在兵府，与曾公亮考天下兵数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远近，更为图籍。凡边防久缺屯戍者，必加蒐补。其在政府，与韩琦同心辅政。凡兵民、官吏、财利之要，中书所当知者，集为总目，遇事不复求之有司。时东宫犹未定，与韩琦等协定大议，语在《琦传》。英宗以疾未亲政，皇太后垂帘，左右交构，几成嫌隙。韩琦奏事，太后泣语之故。琦以帝疾为解，太后意不释，修进曰：“太后事仁宗数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温成之宠，太后处之裕如；今母子之间，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修复曰：“仁宗在位久，德泽在人。故一日晏贺，天下奉戴嗣君，无一人敢异同者。今太后一妇人，臣等五六书生耳，非仁宗遗意，天下谁肯听从。”太后默然，久之而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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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执政，士大夫有所干请，辄面谕可否，虽台谏官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是怨诽益众。帝将追崇濮王，命有司议，皆谓当称皇伯，改封大国。修引《丧服记》，以为：“‘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降三年为期，而不没父母之名，以见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若本生之亲，改称皇伯，历考前世，皆无典据。进封大国，则又礼无加爵之道。故中书之议，不与众同。”太后出手书，许帝称亲，尊王为皇，三夫人为后。帝不敢当。于是御史吕诲等诋修主此议，争论不已，皆被逐。惟蒋之奇之说合修意，修荐为御史，众目为奸邪。之奇患之，则思所以自解。修妇弟薛宗孺有憾于修，造帷薄不根之谤摧辱之，展转达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神宗初即位，欲深谴修。访故宫臣孙思恭，思恭为辨释，修杜门请推治。帝使诘思永、之奇，问所从来，辞穷，皆坐黜。修亦力求退，罢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知亳州。明年，迁兵部尚书、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辞不拜，徙蔡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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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以风节自持，既数被污蔑，年六十，即连乞谢事，帝辄优诏弗许。及守青州，又以请止散青苗钱，为安石所诋，故求归愈切。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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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穽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方贬夷陵时，无以自遣，因取旧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于是仰天叹曰：“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或问：“为政宽简，而事不弛废，何也？”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弛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尝谓曰：“汝父为吏，常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修闻而服之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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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笃于朋友，生则振掖之，死则调护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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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集古录》。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苏轼叙其文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识者以为知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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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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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时父亲去世，母亲郑氏，自己立誓守节，亲自教欧阳修读书，家里贫穷，欧阳修甚至用芦荻在地上练习写字。欧阳修从小就聪敏机灵过人，读过的书马上可以背诵。等到成年时，已有很高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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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兴起已经将近百年，而文章的体裁风格，还仍旧沿袭五代遗留下来的习气。雕琢文字讲究对偶，格调卑污靡弱，士人因陋守旧，议论卑下而气势衰落。苏舜元、苏舜钦、柳开、穆修等人，都有意用写作来张大文风，但笔力不足。欧阳修客居随州时，在旧书筐中得到唐代韩愈的遗稿，读过后非常钦佩。于是苦心探求其中的精微妙处，以致废寝忘食，决心要使自己赶上韩愈而与他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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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参加进士考试，被礼部录取为第一名，中甲等进士，调任为西京推官。他开始与尹洙交游，写作古文，议论时事，轮流把对方作为求教的师友。他和梅尧臣来往作诗歌互相唱和。于是便以善写文章而名满天下。入朝，任馆阁校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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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因上书言事被贬官，朝廷许多官员都上书替他辩护，只有司谏高若讷认为范仲淹应当贬黜。欧阳修写信责备高若讷，说他不再知道人间有羞耻事。高若讷把欧阳修的信上交给朝廷。因此欧阳修被贬为夷陵县令，不久改任乾德县令、武成军节度判官。范仲淹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时，他征聘欧阳修为掌书记。欧阳修笑着辞谢说：“我过去的举动，难道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吗？同您一起降职而不同您一起升迁就可以了。”过了很久，欧阳修复职为馆阁校勘，升集贤校理。庆历三年，知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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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仁宗更换执政大臣，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都身居要职，增加谏官的人数，任用天下名士，欧阳修首先被选中。他每次进见，都劝皇帝向执政大臣询问，参谋朝廷应该施行的措施。政廷政事做了一些改革之后，奸邪小人众口一词都说不便。欧阳修担心正人君子必然不能取胜，经常在皇帝面前评论朝廷大臣的邪正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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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范仲淹被贬往饶州时，欧阳修与尹洙、余靖都因为替范仲淹辩护而被驱逐，被人看为“党人”。从此，朋党的议论便产生了，于是欧阳修写了《朋党论》进给皇帝。文章的大意是：“君子因为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小人则因为私利相同而结成朋党，这是自然的道理。我认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朋党。小人所喜爱的是官位和私利，所贪恋的是金钱财物，当他们利益一致时，暂时互相勾结攀引而成为同党，其实是虚假的。等到他们见到利益就会争先抢夺，或者利益抢完就反过来互相伤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保护，所以说小人没有朋党。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恪守的是道义，所奉行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节。用这些道德加强修养，就能志同道合而互相补益。用这些道德品质来为国家效劳，就会同心同德而同舟共济，始终如一。所以说：只有君子才有朋党。商纣王有臣子亿万个，就有亿万颗心，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朋党的了，但商纣王却因此而灭亡。周武王有臣子三千人，只有一条心，可以说是很大的朋党了，但是周朝却因此而兴起。这是因为君子的朋党，虽多而不会堵塞贤路的缘故。所以做君主的人只要贬退小人的假朋党，起用君子的真朋党，那么天下就可以得到大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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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议论政事坦率恳切，奸邪小人把他当作仇敌，仁宗却夸奖他敢于直言，当面赐给他五品官的服饰。并对左右的大臣说：“像欧阳修这样的人，哪里容易得到呢？”欧阳修任同修起居注，加知制诰。按照惯例，必须先经过考试然后才正式任命，仁宗了解欧阳修，就下诏特授予他知制诰的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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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奉命视察河东路。自从西部边境有战事，有人建议废弃麟州以节省军粮。欧阳修说：“麟州地形险要不能废弃，假如废弃麟州，那么黄河以东州县的百姓都不能安居了。不如分出一部分驻扎在麟州的军队，驻守在黄河附近的各个军事堡寨中，军情急促时可以及时支援前线，而平时可以节省军需物资的运输，从策略上考虑是合适的。”因此麟州才得以保存。欧阳修又说：“忻州、代州、岢岚军有许多禁地废田，希望朝廷能让百姓耕种，不然，这些土地将会被敌人占据。”朝廷将他的建议交给有关官员讨论，过了很长久才得以实行，一年就收获数百万斛粮食。凡是河东路赋税过重而百姓不负担的，欧阳修上奏废止了十几种。从河东路视察回朝，适逢保州发生兵变，朝廷任命欧阳修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路都转运使。他向仁宗皇帝辞行时，仁宗说：“不要作在河北长久逗留的打算，有什么想说的，就报告给我。”欧阳修回答说：“我在谏官的职位上可以议论朝廷政事，现在超越我的职责范围议论朝政，是有罪的。”仁宗说：“你尽管说，不要因为在朝廷任职或到地方任职而有什么差别。”兵变平定之后，大将李昭亮、通判冯博文私自收纳妇女，欧阳修将冯博文拘禁在狱中，李昭亮害怕，马上将收纳的妇女放回家。兵变刚发生，朝廷招降这些士兵时答应不杀他们，后又将他们全部处死，胁从的二千人，分散到各郡看管。富弼任河北路宣抚使，担心将来这些人又要生出什么变故来，打算在同一天将他们杀掉。富弼和欧阳修在内黄县相遇，半夜时，富弼避开别人把他的计划告诉了欧阳修。欧阳修说：“祸害没有比杀害已经投降的人更大的了，何况是杀害胁从的人呢？既然这不是朝廷的命令，倘若有一州不执行您的计划，那造成的变故就不会小了。”富弼省悟而停止执行这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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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这个时候，杜衍等人相继以朋党的罪名被免职而离开朝廷，欧阳修激愤地上疏说：“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都知道他们具有可以重用的才能和德行，却没有听说他们有应该罢免的罪过。自古以来奸邪小人陷害忠良贤臣，借口并不深奥。想大批陷害贤良的人，不过是指责他们结为朋党，想动摇大臣的地位，必然要诬蔑他们专权，这是什么缘故呢？排挤走一位贤人，而众多的贤人还在朝中，那对小人来说还不能算有利；想把贤人都排挤掉，但是贤人很少有错误，难以一一找出他们的过失，只有指责他们是朋党，便可以将他们一齐赶走。至于自古以来那些地位尊贵的大臣，已经被君主了解而深得信任，就难用其他的事端去动摇他们的地位，只有专权是君主最憎恶的，必须这样说，才可以排挤掉他们。正人君子在朝，是众多的奸邪小人所忌惮的，有智慧谋略的大臣被弃置不用，正是敌国的福气。现在杜衍等四人一下子全被罢去，而使奸邪小人相贺于国内，四方的敌国相贺于境外，我真替朝廷惋惜呀。”于是小人们更加忌恨欧阳修，乘着他那位幼年丧父的外甥女张氏犯罪下狱的机会，牵强附会罗织罪名陷害欧阳修，他被贬为知制诰、知滁州。两年之后，调任扬州、颍州。恢复龙图阁直学士，留守南京。由于母亲去世而离职回家守丧。守孝期满之后，被朝廷召回判流内铨，这时欧阳修离开朝廷已经十一年了。仁宗见他头发都花白了，关怀备至地向他慰问劳苦。小人们怕欧阳修再度被重用，伪造欧阳修的奏章，要求清除作奸谋利的宦官。宦官们都怨恨欧阳修，纷纷在仁宗面前说他的坏话，欧阳修出任同州知州，仁宗采纳吴充的意见而撤销了这一任命。升任翰林学士，以便纂修《唐书》。奉命出使契丹国，契丹国主让四位贵臣陪他饮宴，告诉他：“这种做法并非惯例，因为你的名声大才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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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主持嘉祐二年礼部贡举。当时的读书人喜欢写险怪奇涩的文章，号称“太学体”，欧阳修坚决排斥贬抑这种文章，凡是写这种文章的一概不录取。录取结束之后，过去一向喧闹浮薄的落选考生等待欧阳修出来时，聚集在他的马前起哄吵闹，街上巡逻的兵卒也制止不住；然而科场的文风，从此也就起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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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升为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继包拯执法威严之后，他为政简易按理办事，不追求显赫的威名，京师也得到治理。十个月之后，改任群牧使。《唐书》修撰完成，升任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在翰林学士院任职八年，知无不言。黄河在澶州商胡决口，北京大名府留守贾昌朝建议开挖久已淤塞的横垅段黄河故道，使河水回流沿横垅段黄河故道依旧东流大海。有位叫李仲昌的人，主张引黄河水入六塔河，议论此事的人不知道究竟采纳谁的意见好。欧阳修认为：“黄河水浊沙多，就不可能不淤积，下游既然已经淤塞了，那么上游必定会决口。从最近这些年的实例来看，决口并非不能努力将它堵塞，黄河故道也不是不可以努力将它恢复，只是这种情势是不可能持久的。开挖横垅故道工程浩大而难以成功，即使挖成了还是会重新决口的。六塔河狭小，而引整个黄河的水注其中，滨、棣、德、博等州必然会遭受水患。不如根据水流的趋向，增高河堤、疏浚黄河下游，使河水顺利入海，这样做可以收到数十年的功效。”宰相陈执中支持贾昌朝的意见，文彦博赞同李仲昌的主张，最终还是成为河北的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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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和谏官弹劾宰相陈执中的过失与错误，而陈执中仍然拖延时间安于权位。欧阳修上疏，认为“陛下拒绝忠告，庇护愚昧无能的宰相，还有损您的圣德”。不久，陈执中被罢免了宰相的职务。狄青任枢密使，有很高的威信和名声。仁宗生病，谣言纷纷，欧阳修建议将狄青调出朝廷到地方任职，使狄青能保其晚节，于是狄青出知陈州。欧阳修又曾经因为水灾上疏说：“陛下即位已经三十多年了，而太子还没有确立。从前汉文帝刚即位，接受群臣的意见，就确立了太子，因而在位时间长久，成为汉朝的太宗。后唐明宗讨厌人家提及确立太子的事，不肯早日确定下来，导致秦王之乱，后唐王朝也因此而灭亡。陛下为什么还犹疑不决而长时间不确定太子呢？”后来仁宗决定立英宗为太子，就是根源于欧阳修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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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五年，欧阳修任枢密副使。嘉祐六年，任参知政事。欧阳修在枢密院，与枢密使曾公亮一起考查天下军队的数量及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屯驻军的多少、地理方位的远近，重新制作了军事地图与士兵名册。凡是边境上长期缺少屯戍的地方，一定从各处调集兵员加以补充。他在政府任参加政事时，与宰相韩琦同心合力辅佐皇帝处理朝政。凡有关军民、官吏、财政等重要资料，中书所应当了解和掌握的，都搜集起来编为总目，遇到应该处理的事务不必再临时向有关机构询问。当时仍未确立太子，欧阳修同韩琦等大臣一起协助皇帝确定立太子的大事，此事记载在《韩琦传》中。英宗因病不能亲自处理政事，由曹太后垂帘听政，太后及英宗左右的亲信侍从造作谣言来制造事端，使两人之间几乎因彼此猜疑而形成仇怨。韩琦奏事时，太后哭着向他诉说与英宗不和的缘故。韩琦用皇帝有病来加以劝解，太后神色不太高兴，欧阳修上前说：“太后您侍奉仁宗皇帝已经有数十年之久，天下人都知道您的仁慈德行。从前温成皇后深得仁宗皇帝宠幸，太后与她相处时应付裕如；现在母子之间，反而不能相容吗？”太后神色稍微和缓了一些，欧阳修又说：“仁宗皇帝在位时间长久，他的恩惠留在人间。所以逝世之后，天下人都拥戴太子，没有一个人敢反对的。现在太后您只不过是一个妇人，我们几个执政大臣也只不过是五六个读书人而已。如果不是仁宗皇帝的遗志，天下人谁肯服从呢？”太后默默不语，过了很长时间也就不再提英宗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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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平生与人谈话畅所欲言而无所保留和隐瞒。等到他做了执政，士大夫有所请求时，他也都当面表示可否，即使是台谏官议论政事，他也一定向他们询问事情的是非曲直，因此对他的怨恨毁谤就更多了。英宗皇帝想尊崇自己的生父濮安懿王，命有关官员讨论追赠事宜，有关官员都说应当称呼濮王为皇伯，并改封大国的爵位。欧阳修引述《丧服记》的有关规定，认为：“‘过继给人作嗣子的人，也应该为自己的本生父母服丧’。服丧的时间由三年降低一等，而不取消自己的本生父母的名分，以表示服丧的规格可以降低而亲生父母的名分不能去除。假如将自己的亲生父母，改称为皇伯，遍考以往的各个朝代，都没有先例可以作为依据。进封大国爵位，从礼制上又没有儿子加爵位于父亲的道理。所以中书的意见，与大家的议论不同。”曹太后发出手令，允许英宗皇帝称呼本生父母为父母，尊称濮王为皇帝，称濮王的三位夫人为皇后。英宗皇帝不敢承受太后的旨意。于是御史吕诲等人指责欧阳修是太后旨意的谋主，一再上疏争论不休，都被逐出朝廷。只有蒋之奇的主张符合欧阳修的意见，欧阳修便推荐他做了御史，大家都将蒋之奇看作是奸邪小人。蒋之奇忧虑这种处境，就想方设法替自己辩解。欧阳修的妻弟薛宗儒对欧阳修早有怨恨，便造出欧阳修与儿媳吴氏有暧昧之事的谣言挫辱他。谣言辗转相传到御史中丞彭思永，彭思永又告诉了蒋之奇，蒋之奇便立即上疏弹劾欧阳修。神宗刚即位，想从严处罚欧阳修。询问自己在藩邸时的旧臣孙思恭，孙思恭替欧阳修辩解，欧阳修闭门家居要求朝廷调查推究这件事。神宗皇帝派人询问彭思永、蒋之奇，让他们讲明此事的来源，彭思永和蒋之奇无话可说，都因此被降职。欧阳修也坚决要求退出朝廷，于是免去执政而以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知亳州。第二年，升为兵部尚书、知青州，改任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欧阳修辞谢不接受，调任蔡州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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