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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升负责起草皇帝诏书,他一再推辞,于是改授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负责谏院。当时朝政多姑息迁就,小官吏们起哄就可以驱逐执法官,负责皇帝坐车的官吏违令、傲慢,就撤换宰相,卫士们行凶、造反,可监狱不治理,兵士辱骂三司使而认为不是冒犯长官。司马光说这些都是犯死罪的开始,不能不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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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媛董氏死后,被赠给淑妃称号,停止上朝,为她穿丧服,官员们都前去安慰,议定谥号,实行册封的礼节,送葬时给予仪仗队,司马光说:“董氏的次序本来低微,病危将死才拜为充媛。古时候妇人没有谥号,近代的制度只有皇后才有。仪仗队本来是用于奖赏有军功的人,从来没有给妇人。唐朝平阳公主有率兵辅佐唐高祖平定天下的功劳,才被给予。至于韦庶人开始让妃子下葬的日子都给予鼓吹,不是要让它成为制度,不值得效法。”当时有关部门议定后宫的封赠办法,皇后和妃子全部封赠三代,司马光议论说:“妃子不应当和皇后相同,(西汉)袁盎引导慎夫人离开(与皇后同坐的)坐席,正是这个缘故。仁宗天圣年间行郊祀祭礼,太妃只赠给三代,何况妃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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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宗被立为皇帝,害病,慈圣光献皇后一同处理政务,司马光上疏说:“过去章献明肃皇后有保佑先帝的功劳,只是因为亲用外戚小人,被海内外人士非议。现在处理政务,大臣中忠诚厚道的像王曾,清静纯正的像张知白,刚正不阿的像鲁宗道,正直无私的像薛奎等人,应该相信重用他们;低劣、卑鄙的像马季良,谗害忠良的像罗崇勋等,应当疏远他们,那么天下的人就会心悦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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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病愈,司马光料想一定会追究出继皇子的事,于是上书说:“汉宣帝作为孝昭帝的后代,终究不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帝是继承西汉元帝,也不追尊巨鹿、南顿君,这是万世的法表。”后来下诏让两制集体商议濮王的典章礼节,学士王皀等互相观望不敢首先说话,司马光独自挥笔写道:“作为一个人后嗣,就是这个人的儿子,不得顾及自己的亲属。大王应该准许封赠他的父亲的习惯,称为皇伯,给他以高官和很大的封国,以表示对他的尊敬和荣耀。”商议完了,王皀即命令属吏将司马光的手稿作为商议结果。送上去以后,与大臣们的意见不同,御史六人力争,都被斥退。司马光请求将他们留下,没有允许,于是请求与他们一同被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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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西夏派遣使者来参加祭祀,延州指挥使高宜负责护送作伴,对西夏使者很傲慢,侮辱西夏国王,使者回去以后,报告了他们的朝廷。司马光与吕诲请求对高宜治罪,没有听从。第二年,西夏人侵犯边疆,杀略官吏和平民。赵滋在雄州为官,专门凭借勇猛和劲悍治理边境,司马光认为不行。到这时,契丹的人民在界河捕鱼,在白沟的南面砍伐柳树,朝廷认为雄州知州李中祐没有才能,准备派人取代他。司马光说:“国家应当在少数民族归附服从时,喜欢和他们计较细枝末节,等到他们桀骜不驯,又听从他们、姑息他们。近来西边的祸害因为高宜,北边的祸害因为赵滋,时论认为这两个人是贤人,所以边境的臣子都以惹是生非为本事,渐渐发展到不可阻挡。应该命令边境官吏,边疆的小事动辄用武力的人,按犯罪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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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用于赠送、赏赐的东西,价值达百余万,司马光率领同事三次上书,说:“国家有大的忧患,中外很贫乏,不可以专门使用乾兴的旧事。如果赠送、赏赐不能免除,应该准许侍从向上进送金钱来帮助营建山陵。”没有许可。于是,司马光把所得到的珠宝作为谏院的办公费,黄金送给舅家,坚决不肯收藏在家里。皇后归政,有关部门制订法律,大凡皇后想要获取东西,应该上奏两次才供给。司马光说:“应该转交给所归属的部门供给,如数告诉皇后,防止其中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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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佾没有功劳被任命为使相,两府都升官。司马光说:“皇帝陛下想要慰藉母亲的心,而晋升和提拔无名之辈,然则守卫的老将、侍奉的小臣,一定会有所希图。”不久,晋升都知任守忠等官员,司马光又争辩,并因此发表议论说:“任守忠是大奸臣,陛下做皇子,不是任守忠的意思,他阻止和破坏重大决策,离间各种事情,幸好先帝没有听从;等到陛下继承皇位,他又多次交结干坏事,是国家的大贼。请求将其斩首于都市,以此答谢天下。”(由于他的这一议论),贬谪任守忠为节度副使,在蕲州居住,天下人对此都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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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诏征发陕西义勇二十万人,百姓很惊扰,而且纪律混乱,不可任用。司马光慷慨激昂地加以非议,把情况告诉韩琦。韩琦说:“用兵贵在先声夺人,谅诈现在正桀骜不驯,假使他一下听说增兵二十万,难道不会感到震惊害怕?”司马光说:“用兵之所以贵在先声夺人,是因为它不真实,唯独可以欺骗一时罢了。现在我们虽然增兵,实际上不能用,不超过十天,他们就会知道我们的真实情况,还会有什么害怕的呢?”韩琦说:“你只看到庆历年间乡兵打了胜仗,忧虑现在又会像那样,已经下达圣旨与百姓约定,永远不再充军防守边防。”司马光说:“朝廷曾经失信于民,老百姓不敢那样认为,即使我司马光也不能不怀疑。”韩琦说:“我在这里,你不要有忧虑。”司马光说:“您在这里,可以这样,他日别人处在这个位置,因为公事征兵,用兵运粮守边,易如反掌。”韩琦默不作声,可事情完了,也不停止(老百姓的兵役)。不到十年,都像司马光所考虑的情形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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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渊被安置到集贤院,司马光认为他奸邪不可亲近,说:“过去汉景帝重用卫绾,周世宗鄙薄张美。王广渊在仁宗在世时,私自结交陛下,难道是忠臣吗?应该贬黜他,以严肃天下。”司马光被晋升为龙图阁直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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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即位,提拔为翰林学士,司马光极为推辞。皇帝说:“古时候的君子,要么有学问而不写文章,要么写文章而无学问,只有董仲舒、扬雄二者兼之。你有文章、学问,怎么推辞呢?”回答说:“我不能作四六骈体文。”皇帝说:“象两汉的诏书可以;何况你能在进士考试中获得很高名次,而说不能作四六骈文,为什么?”终究推辞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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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中丞王陶因为议论宰相不值日而罢官,让司马光取代他。司马光说:“王陶由于议论宰相被罢免,那么御史中丞不能再担任。我希望等到宰相已值日,然后再就职。”被答应了。于是上书谈论修心的三个要领:仁、明、武;治国的三个主要问题:任人、信赏、必罚。他的议论十分详备。并且还说:“我侍奉三朝,都以这六句话进献,一生努力学习所获得的,全部在这里。“任音乐院内臣,宋朝常常任用供奉官以下的官吏,调到内殿领班一段时间就调出了;近年官吏暗中领取国家财物,不是祖宗的本意。因此,司马光议论说高居简是奸邪之人,请求疏远和流放他。奏章上了五次,皇帝罢黜了高居简,全部罢免了那些转寄资财(牟求私利)的人,不久又留下二人,司马光又极力争论。张方平担任参知政事,司马光说他与众望不合,皇帝没有听从。让他继续担任翰林兼侍读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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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常常忧虑历代史书繁浩,君主不能全部浏览,于是撰写《通志》八卷,呈献皇上。英宗十分高兴,下令放在皉书省,让他继续写这部书。到这时,宋神宗命名为《资治通鉴》,亲自撰写《序》给他,使人每天诵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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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诏录用颍邸直省官四人为閤门祗候,司马光说:“朝廷刚建立初年,大政施展困难,所以统治开始,必定使用左右旧人作为心腹耳目,把他们叫作随龙,并不是平时的常法。閤门祗候在文臣是馆职,怎么可以让服役的仆人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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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边的少数民族部落将领嵬名山想凭借横山的人们,夺取谅祚来投降,诏令边境的臣子招纳他的人众。司马光上疏尖锐地指出说:“嵬名山的民众,不一定能制服谅祚。侥幸战胜它,灭亡了谅祚,又生出一谅祚,有什么利益;如果不获胜,一定会带领民众归顺我们,不知道怎么对待他们。我恐怕朝廷不仅失信于谅祚,而且又会失信于嵬名山了。如果嵬名山余众还很多,返回北边又不行,进入南边又不被接受,穷困无所归附,一定会突然占据边境城堡来自救性命。陛下没有听说过侯景的事吗?”皇上没有听从,派遣将领种谔带兵迎接,夺取绥州,花费六十万,西方用兵,从此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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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官上尊号,司马光掌管诏书,说:“先帝举行祭祀大礼,不接受尊号。末年有进献建议的人,说国家与契丹往来通信,他们有尊号我们唯独没有,因此在不是册封的时候进行册封。过去匈奴冒顿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没有听说汉文帝又取大名来加封给自己。希望追述先帝的本意,不接受这个名号。”皇帝很高兴,亲手下诏嘉奖司马光,使他写好答谢辞,显示给中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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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管政务时,因为河朔一带天旱伤农,国家用度不充足,请求南郊大祀时不赏赐黄金绢帛。下诏让学士们议论,司马光和王皀、王安石同时被召见,司马光说:“救灾节约用度,应该从贵戚和近臣开始,可以听从。”王安石说:“常衮推辞政事堂的公膳,当时人认为常衮自己没有能力,应当辞去职务而不应当推辞俸禄。况且国家用度不足,不是当前紧急事务,之所以国用不足,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说:“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按人头收取,用箕收取之罢了。”王安石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的人,不增加赋税而国家的财用会充足。”司马光说:“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财货和各种物资,不在于老百姓,就在于官,他们设法掠夺百姓,其危害比增加赋税更厉害。这大概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太史公写他,可见太史公不明白罢了。”(对这个问题)群臣们争论不休。皇帝说:“我的意思与司马光相同,然而姑且用不允许答复。”碰上王安石草拟诏书,引用常衮事责备两府,两府不敢再推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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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主持政务,施行新法,司马光反对,上书陈述利害。迩英将上书进献诵读,当读到曹参代替萧何事时,皇帝说:“汉朝经常守萧何之法不变,行得通吗?”回答说:“不仅是汉朝、三代的君主也常常固守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法规,即使保存到今日也可以。汉武帝采取高祖纷纷改变成规的办法,盗贼布满了半壁天下,元帝更改孝宣帝时候的政策,于是汉朝的王业衰落。由此说来,祖宗之法不可变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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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惠卿说:“先王的成法,有一年改变一次的,‘正月始和,布法象魏’就是说的这个;有五年变更一次的,巡行境内的考绩制度就是;有三十年变更一次的,‘刑法时轻时重’就是。司马光说的不对,他的用意在于讽刺朝廷罢了。”皇帝问司马光,司马光说:“布法象魏,是颁布原来的法规。诸侯国改变礼节和变换乐器的,国君巡行境内遇到了就要诛杀诸侯王,不是自己改变。刑法是刚刚建立的国家用轻法,混乱的国家用重法,这就是时重时轻,不是变化。况且治理天下好比住的房子,房子坏了就修补一下;不是大坏,就不要另造新的。公卿侍从们都在这里,希望陛下询问他们。三司使掌管天下财富,没有才能的人罢黜是可以的,但不要让掌管政事的人干预三司使的事务。现在设立三司条例司,不知为什么?宰相用德行辅佐君王,怎么用规程、条例呢?如果用规程、条例,那么是低级官吏了。现在看到的详见于中书条例司,为什么呢?”吕惠卿不能回答,就用其他话来诋毁司马光。皇帝说:“互相讨论是非,何必这样。”司马光说:“百姓放债收取利息,还能够蚕食下等人家,何况政府放债的威力呢?”吕惠卿说:“青苗法,是愿意借就给他,不愿借的不强迫。”司马光说:“愚民知道借债的利益,不知道还债的害处,不只是政府不强迫,富裕的百姓也不强迫。过去太宗平定河东,制定和籴法令,当时一斗米十钱,百姓乐意和官府交易。后来物价昂贵而和籴没有取消,终于成为河东的世代祸害。我恐怕它日的青苗法,也像这样。”皇帝说:“官仓籴米怎么样?”在座的人都站了起来,司马光说:“不便。”吕惠卿说:“籴米一百万斛,就可以省去东南的漕运,拿这些省下的钱供给京师。”司马光说:“东南缺少钱币,为了一粒大米而变得贪暴凶残,现在不籴米而收取漕运的费用,是舍弃有余,取其没有,对农业和商业都有害处!”侍讲吴申站起来说:“司马光所说,是切中要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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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留下来回答问题,皇帝说:“现在天下一片混乱不安,是孙叔敖所说‘国家有的,民众所厌恶’的。”司马光说:“是的,陛下应当讨论谁是谁非。现在条例司所作所为,唯独王安石、韩绛、吕惠卿认为是对的,陛下怎么能够单独与这三个人共同治理天下呢?”皇帝想要重用司马光,询问王安石。王安石说:“司马光外表借直言劝谏皇上的名义,内心却怀依附下臣的真实用意。所说全部是危害政务的事情,和他在一起的人,全部是危害政务的人,而想要安置在身边,使他参与讨论国家大事,这是互相消耗的关键所在。司马光的才能不足以危险政治,只是他处在高位,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会倚附他作为重托。韩信树起汉的红色旗,赵地士兵的勇气全没有了,现在任用司马光,是给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树红色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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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因为韩琦上疏,躺在家里请求退位。于是,皇帝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推辞说:“陛下之所以任用我,大概是发现我狂妄直率,也许有助于国家。如果仅仅是用俸禄和职位荣耀我,而不听我的言论,是拿官位来作私恩,而不是任用人。我仅仅拿俸禄和职位作为荣耀,而不能拯救百姓的患难,是盗窃国家的名位和车服仪制来为自己谋利。陛下如果真能够罢去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施行青苗、助役等法令,虽然不任用我,我得到的恩赐也多了。现在说青苗法害处的,不过是说使者骚动州县,是作为现在的祸患而已。可是我所忧虑的,乃是十年以后,不是今天的事。百姓的贫富,由于勤劳和懒惰不同,懒惰的人常常贫乏,所以必定求助于别人。现在拿出钱借给百姓收取利息,富裕的人不愿意借取,而使者以多借出去作为功劳,一切都是压制分配。恐怕拖欠债务,一定要让贫人和富人互相担保,贫困的人没有可以偿还的,就会向四方逃跑;富裕的人不能离开,一定会被责令偿还几家所欠的债。春天开始到秋天结算,数额一天天增大,贫困的人跑光了,富裕的人也贫困了。十年以后,百姓没有生存的了。又全部散发常平仓的钱和谷,专门实行青苗法,他日如果想要恢复常平仓,将拿取什么?富裕人家既然没有了,常平仓也废除了,加上军队,因而造成饥荒,老百姓中那些羸弱的一定会死于沟壑,强壮的一定会聚集起来造反作盗贼,这是事情一定发展的地步。”上书达七八次,皇帝派人对他说:“枢密,是负责军事,为官各有职责,不应该拿其他事情来推辞。”回答说:“我没有接受任命,那么还是侍从,对于事情没有不可说的。”王安石出来料理政事,于是司马光获得请求辞职的机会,终于离开了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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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出知永兴军。宣抚使下命令分拨义勇戍守边疆,挑选诸军骁勇武士,招募市井恶少年为奇兵,征调百姓制造干粮,全部修筑城池望楼,关辅一带骚扰不安。司马光大声疾呼:“公私固困疲乏,不可以生事,京兆一路全部是内郡,修缮并不是当务之急。宣抚的命令,都没有敢听从,如果说缺乏军事行动,我当担负责任。”于是一路独免骚扰。迁徙到许州任知州,急忙朝见皇帝,不赴任;请求回洛阳西京御史台任职,从此绝口不谈政事。而请求言论的诏令下达以后,司马光读后感动得流了泪,想默不作声又不能忍受,于是又陈述了六件事,又写信谴责宰相吴充,事情见于《吴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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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天申担任察访官,作威作福,河南尹、转运使对他恭敬得像对待上司一样;曾经朝拜应天院神御殿,官府单独为他设了一班,以示不敢与他对抗。司马光回头走到台吏面前说:“把蔡寺丞带回本班。”于是,官吏带蔡天申站到监竹木务官富赞善之后,蔡天申很窘迫和沮丧,当天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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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五年,忽然患言语不流畅的疾病,自己怀疑将离开人世,预备了遗书,将其放在屋内卧房里,一旦病情加重,就把它交给所友好的人送给皇上。官制施行,皇帝指着御史大夫说:“非司马光不可。”又准备以他为太子东宫的师傅。蔡确说:“国家的储君刚定下来,希望稍微推迟。”《资治通鉴》还没有完成,皇帝特别注重它,认为比荀悦的《汉纪》好,多次催促他完稿,把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赏赐给他。等到书写完,加授他为资政殿学士。总共居住在洛阳十五年,天下把他当作真正的宰相,村夫野老都称他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都知道他是司马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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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去世,赶赴宫殿,守卫的士兵望见他,都把手放在前额说:“这是司马相公呀!”所到之处,老百姓拦在路上,聚集在一起观看,以致马不能通过,说:“你不要回洛阳了,留下来做天子的宰相,救活百姓。”哲宗年幼,太皇太后临朝听政,派遣使者问司马光首要之务,司马光说:“广开言路。”于是下诏在朝堂公开张贴文书、告示。针对大臣有不高兴的人,定下了六条,说:“象暗中有所怀疑;犯非其分;或者煽动动摇机要事情;或者迎合已经在施行的法令;对上想侥幸希望晋升;往下想迷惑流俗。像这些,受惩罚不能赦免。”然后把它交给司马光,司马光说:“这不是请求进谏,而是在拒谏。作臣子的只有不说,一说就归入到六条里了。”于是全部议论其中的情况,将诏书修改后施行。在当时,上书言事的人以千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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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任司马光作陈州知州,路经朝廷,被留下为门下侍郎。苏轼从登州被召回朝廷,所过路上,人们聚集在一起大声呼喊说:“感谢司马相公,你不要去朝廷了,好好保重救活我们。”当时天下的老百姓,都拿衣袖擦亮眼睛来看新政,可是议论的人还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制度。”只是粗略地举出一些细小事情,稍微搪塞人们的耳目。司马光说:“先帝的法规,好的部分即使百代也不应该改变,象王安石、吕惠卿所创建的,成为天下的祸害,更改它们就像救民于水火一样。何况太皇太后因母亲改变儿子,不是儿子改变父亲。”众议决定了。于是罢去保甲团教,不再设立保马法;废除市易法,所储存的物资全部卖掉,不收利息,免除老百姓所欠的钱;京东铁钱及茶盐的办法,都恢复原来的样子。有人对司马光说:“熙宁、咸丰时期的旧臣,大多是奸佞小人,他日有人拿父子情义离间皇上,那么大祸就发生了。”司马光用严厉的神色说:“上天若降福宗庙,必定没有这类事。”于是天下的人都放心了,说:“这是先帝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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