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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即位，提拔为翰林学士，司马光极为推辞。皇帝说：“古时候的君子，要么有学问而不写文章，要么写文章而无学问，只有董仲舒、扬雄二者兼之。你有文章、学问，怎么推辞呢？”回答说：“我不能作四六骈体文。”皇帝说：“象两汉的诏书可以；何况你能在进士考试中获得很高名次，而说不能作四六骈文，为什么？”终究推辞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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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中丞王陶因为议论宰相不值日而罢官，让司马光取代他。司马光说：“王陶由于议论宰相被罢免，那么御史中丞不能再担任。我希望等到宰相已值日，然后再就职。”被答应了。于是上书谈论修心的三个要领：仁、明、武；治国的三个主要问题：任人、信赏、必罚。他的议论十分详备。并且还说：“我侍奉三朝，都以这六句话进献，一生努力学习所获得的，全部在这里。“任音乐院内臣，宋朝常常任用供奉官以下的官吏，调到内殿领班一段时间就调出了；近年官吏暗中领取国家财物，不是祖宗的本意。因此，司马光议论说高居简是奸邪之人，请求疏远和流放他。奏章上了五次，皇帝罢黜了高居简，全部罢免了那些转寄资财（牟求私利）的人，不久又留下二人，司马光又极力争论。张方平担任参知政事，司马光说他与众望不合，皇帝没有听从。让他继续担任翰林兼侍读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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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常常忧虑历代史书繁浩，君主不能全部浏览，于是撰写《通志》八卷，呈献皇上。英宗十分高兴，下令放在皉书省，让他继续写这部书。到这时，宋神宗命名为《资治通鉴》，亲自撰写《序》给他，使人每天诵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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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诏录用颍邸直省官四人为閤门祗候，司马光说：“朝廷刚建立初年，大政施展困难，所以统治开始，必定使用左右旧人作为心腹耳目，把他们叫作随龙，并不是平时的常法。閤门祗候在文臣是馆职，怎么可以让服役的仆人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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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边的少数民族部落将领嵬名山想凭借横山的人们，夺取谅祚来投降，诏令边境的臣子招纳他的人众。司马光上疏尖锐地指出说：“嵬名山的民众，不一定能制服谅祚。侥幸战胜它，灭亡了谅祚，又生出一谅祚，有什么利益；如果不获胜，一定会带领民众归顺我们，不知道怎么对待他们。我恐怕朝廷不仅失信于谅祚，而且又会失信于嵬名山了。如果嵬名山余众还很多，返回北边又不行，进入南边又不被接受，穷困无所归附，一定会突然占据边境城堡来自救性命。陛下没有听说过侯景的事吗？”皇上没有听从，派遣将领种谔带兵迎接，夺取绥州，花费六十万，西方用兵，从此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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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官上尊号，司马光掌管诏书，说：“先帝举行祭祀大礼，不接受尊号。末年有进献建议的人，说国家与契丹往来通信，他们有尊号我们唯独没有，因此在不是册封的时候进行册封。过去匈奴冒顿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没有听说汉文帝又取大名来加封给自己。希望追述先帝的本意，不接受这个名号。”皇帝很高兴，亲手下诏嘉奖司马光，使他写好答谢辞，显示给中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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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管政务时，因为河朔一带天旱伤农，国家用度不充足，请求南郊大祀时不赏赐黄金绢帛。下诏让学士们议论，司马光和王皀、王安石同时被召见，司马光说：“救灾节约用度，应该从贵戚和近臣开始，可以听从。”王安石说：“常衮推辞政事堂的公膳，当时人认为常衮自己没有能力，应当辞去职务而不应当推辞俸禄。况且国家用度不足，不是当前紧急事务，之所以国用不足，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说：“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按人头收取，用箕收取之罢了。”王安石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的人，不增加赋税而国家的财用会充足。”司马光说：“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财货和各种物资，不在于老百姓，就在于官，他们设法掠夺百姓，其危害比增加赋税更厉害。这大概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太史公写他，可见太史公不明白罢了。”（对这个问题）群臣们争论不休。皇帝说：“我的意思与司马光相同，然而姑且用不允许答复。”碰上王安石草拟诏书，引用常衮事责备两府，两府不敢再推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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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主持政务，施行新法，司马光反对，上书陈述利害。迩英将上书进献诵读，当读到曹参代替萧何事时，皇帝说：“汉朝经常守萧何之法不变，行得通吗？”回答说：“不仅是汉朝、三代的君主也常常固守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法规，即使保存到今日也可以。汉武帝采取高祖纷纷改变成规的办法，盗贼布满了半壁天下，元帝更改孝宣帝时候的政策，于是汉朝的王业衰落。由此说来，祖宗之法不可变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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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惠卿说：“先王的成法，有一年改变一次的，‘正月始和，布法象魏’就是说的这个；有五年变更一次的，巡行境内的考绩制度就是；有三十年变更一次的，‘刑法时轻时重’就是。司马光说的不对，他的用意在于讽刺朝廷罢了。”皇帝问司马光，司马光说：“布法象魏，是颁布原来的法规。诸侯国改变礼节和变换乐器的，国君巡行境内遇到了就要诛杀诸侯王，不是自己改变。刑法是刚刚建立的国家用轻法，混乱的国家用重法，这就是时重时轻，不是变化。况且治理天下好比住的房子，房子坏了就修补一下；不是大坏，就不要另造新的。公卿侍从们都在这里，希望陛下询问他们。三司使掌管天下财富，没有才能的人罢黜是可以的，但不要让掌管政事的人干预三司使的事务。现在设立三司条例司，不知为什么？宰相用德行辅佐君王，怎么用规程、条例呢？如果用规程、条例，那么是低级官吏了。现在看到的详见于中书条例司，为什么呢？”吕惠卿不能回答，就用其他话来诋毁司马光。皇帝说：“互相讨论是非，何必这样。”司马光说：“百姓放债收取利息，还能够蚕食下等人家，何况政府放债的威力呢？”吕惠卿说：“青苗法，是愿意借就给他，不愿借的不强迫。”司马光说：“愚民知道借债的利益，不知道还债的害处，不只是政府不强迫，富裕的百姓也不强迫。过去太宗平定河东，制定和籴法令，当时一斗米十钱，百姓乐意和官府交易。后来物价昂贵而和籴没有取消，终于成为河东的世代祸害。我恐怕它日的青苗法，也像这样。”皇帝说：“官仓籴米怎么样？”在座的人都站了起来，司马光说：“不便。”吕惠卿说：“籴米一百万斛，就可以省去东南的漕运，拿这些省下的钱供给京师。”司马光说：“东南缺少钱币，为了一粒大米而变得贪暴凶残，现在不籴米而收取漕运的费用，是舍弃有余，取其没有，对农业和商业都有害处！”侍讲吴申站起来说：“司马光所说，是切中要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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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留下来回答问题，皇帝说：“现在天下一片混乱不安，是孙叔敖所说‘国家有的，民众所厌恶’的。”司马光说：“是的，陛下应当讨论谁是谁非。现在条例司所作所为，唯独王安石、韩绛、吕惠卿认为是对的，陛下怎么能够单独与这三个人共同治理天下呢？”皇帝想要重用司马光，询问王安石。王安石说：“司马光外表借直言劝谏皇上的名义，内心却怀依附下臣的真实用意。所说全部是危害政务的事情，和他在一起的人，全部是危害政务的人，而想要安置在身边，使他参与讨论国家大事，这是互相消耗的关键所在。司马光的才能不足以危险政治，只是他处在高位，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会倚附他作为重托。韩信树起汉的红色旗，赵地士兵的勇气全没有了，现在任用司马光，是给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树红色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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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因为韩琦上疏，躺在家里请求退位。于是，皇帝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推辞说：“陛下之所以任用我，大概是发现我狂妄直率，也许有助于国家。如果仅仅是用俸禄和职位荣耀我，而不听我的言论，是拿官位来作私恩，而不是任用人。我仅仅拿俸禄和职位作为荣耀，而不能拯救百姓的患难，是盗窃国家的名位和车服仪制来为自己谋利。陛下如果真能够罢去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施行青苗、助役等法令，虽然不任用我，我得到的恩赐也多了。现在说青苗法害处的，不过是说使者骚动州县，是作为现在的祸患而已。可是我所忧虑的，乃是十年以后，不是今天的事。百姓的贫富，由于勤劳和懒惰不同，懒惰的人常常贫乏，所以必定求助于别人。现在拿出钱借给百姓收取利息，富裕的人不愿意借取，而使者以多借出去作为功劳，一切都是压制分配。恐怕拖欠债务，一定要让贫人和富人互相担保，贫困的人没有可以偿还的，就会向四方逃跑；富裕的人不能离开，一定会被责令偿还几家所欠的债。春天开始到秋天结算，数额一天天增大，贫困的人跑光了，富裕的人也贫困了。十年以后，百姓没有生存的了。又全部散发常平仓的钱和谷，专门实行青苗法，他日如果想要恢复常平仓，将拿取什么？富裕人家既然没有了，常平仓也废除了，加上军队，因而造成饥荒，老百姓中那些羸弱的一定会死于沟壑，强壮的一定会聚集起来造反作盗贼，这是事情一定发展的地步。”上书达七八次，皇帝派人对他说：“枢密，是负责军事，为官各有职责，不应该拿其他事情来推辞。”回答说：“我没有接受任命，那么还是侍从，对于事情没有不可说的。”王安石出来料理政事，于是司马光获得请求辞职的机会，终于离开了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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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出知永兴军。宣抚使下命令分拨义勇戍守边疆，挑选诸军骁勇武士，招募市井恶少年为奇兵，征调百姓制造干粮，全部修筑城池望楼，关辅一带骚扰不安。司马光大声疾呼：“公私固困疲乏，不可以生事，京兆一路全部是内郡，修缮并不是当务之急。宣抚的命令，都没有敢听从，如果说缺乏军事行动，我当担负责任。”于是一路独免骚扰。迁徙到许州任知州，急忙朝见皇帝，不赴任；请求回洛阳西京御史台任职，从此绝口不谈政事。而请求言论的诏令下达以后，司马光读后感动得流了泪，想默不作声又不能忍受，于是又陈述了六件事，又写信谴责宰相吴充，事情见于《吴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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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天申担任察访官，作威作福，河南尹、转运使对他恭敬得像对待上司一样；曾经朝拜应天院神御殿，官府单独为他设了一班，以示不敢与他对抗。司马光回头走到台吏面前说：“把蔡寺丞带回本班。”于是，官吏带蔡天申站到监竹木务官富赞善之后，蔡天申很窘迫和沮丧，当天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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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五年，忽然患言语不流畅的疾病，自己怀疑将离开人世，预备了遗书，将其放在屋内卧房里，一旦病情加重，就把它交给所友好的人送给皇上。官制施行，皇帝指着御史大夫说：“非司马光不可。”又准备以他为太子东宫的师傅。蔡确说：“国家的储君刚定下来，希望稍微推迟。”《资治通鉴》还没有完成，皇帝特别注重它，认为比荀悦的《汉纪》好，多次催促他完稿，把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赏赐给他。等到书写完，加授他为资政殿学士。总共居住在洛阳十五年，天下把他当作真正的宰相，村夫野老都称他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都知道他是司马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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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去世，赶赴宫殿，守卫的士兵望见他，都把手放在前额说：“这是司马相公呀！”所到之处，老百姓拦在路上，聚集在一起观看，以致马不能通过，说：“你不要回洛阳了，留下来做天子的宰相，救活百姓。”哲宗年幼，太皇太后临朝听政，派遣使者问司马光首要之务，司马光说：“广开言路。”于是下诏在朝堂公开张贴文书、告示。针对大臣有不高兴的人，定下了六条，说：“象暗中有所怀疑；犯非其分；或者煽动动摇机要事情；或者迎合已经在施行的法令；对上想侥幸希望晋升；往下想迷惑流俗。像这些，受惩罚不能赦免。”然后把它交给司马光，司马光说：“这不是请求进谏，而是在拒谏。作臣子的只有不说，一说就归入到六条里了。”于是全部议论其中的情况，将诏书修改后施行。在当时，上书言事的人以千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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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任司马光作陈州知州，路经朝廷，被留下为门下侍郎。苏轼从登州被召回朝廷，所过路上，人们聚集在一起大声呼喊说：“感谢司马相公，你不要去朝廷了，好好保重救活我们。”当时天下的老百姓，都拿衣袖擦亮眼睛来看新政，可是议论的人还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制度。”只是粗略地举出一些细小事情，稍微搪塞人们的耳目。司马光说：“先帝的法规，好的部分即使百代也不应该改变，象王安石、吕惠卿所创建的，成为天下的祸害，更改它们就像救民于水火一样。何况太皇太后因母亲改变儿子，不是儿子改变父亲。”众议决定了。于是罢去保甲团教，不再设立保马法；废除市易法，所储存的物资全部卖掉，不收利息，免除老百姓所欠的钱；京东铁钱及茶盐的办法，都恢复原来的样子。有人对司马光说：“熙宁、咸丰时期的旧臣，大多是奸佞小人，他日有人拿父子情义离间皇上，那么大祸就发生了。”司马光用严厉的神色说：“上天若降福宗庙，必定没有这类事。”于是天下的人都放心了，说：“这是先帝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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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元年又得了疾病，皇帝下诏说朝会后再去拜见，不要激动。当时青苗法、免役法、将官法还存在，而对待西方少数民族的意见也没有决定。司马光叹息说：“四个祸患没有消除，我死不瞑目呀！”写信给吕公著说：“我把身体交给了医生，把家事交给儿子，只有国家大事没有可寄托的人，现在把它交给您。”于是议论免役法的五点害处，请求直接下令罢去。各位将领的兵士都隶属州县，军政事务委托郡守、县令一同决定。废除提举常平司，将其事务转交给转运使、提点刑狱。边疆大计以和少数民族讲和为便利。说监司多为新近选拔的少年，以刻薄急躁为务，命令亲近的臣子从郡守中选拔举荐，而在通判中选拔转运判官。又设立十科荐士法。都听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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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免除上朝朝拜，准许他坐肩舆，三天到一次门下省。司马光不敢接受，说：“不见到君王，不能够管理事务。”下诏让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搀扶着司马光入朝对策，并且说：“不要下拜。”（在司马光的一再反对下）罢去了青苗钱，恢复了常平仓的粜籴法。皇宫和东宫太子都虚心地听从他的意见。辽国、西夏的使者来到，一定要询问司马光的起居，并且命令他们的边境官吏说：“中国的宰相是司马氏，不要轻率生事，发生边境纠纷。”司马光被言听计从，想要以身报国，便亲自过问一切事务，不分昼夜。宾客见他身体羸弱，列举诸葛亮吃得少而事多作为鉴戒，司马光说：“死和生，是命中注定的。”工作更加努力。病危将死，不再有知觉，恳切教导好像是梦中说话，然而，所说都是朝廷、天下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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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九月去世，终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听到司马光去世的消息，十分悲哀，和皇帝当即去吊丧，以致明堂建成的大礼也没有去祝贺，赠封他为太师、温国公，赠给死者的衣服是一品官的礼服，赠送的白银和绢达七千。诏令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监护丧事，归葬到陕州。谥号叫文正，赐碑叫《忠清粹德》。京师的人们罢市前往凭吊，卖掉衣物去祭奠，街巷中的哭声超过了车子的声音。等到安葬，哭的人好像是在哭自己的亲属。岭南封州的父老，也都纷纷祭奠，京城及四方都画他的像以示祭祀，饭食前一定要先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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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孝顺朋友，讲求忠信、恭敬、节俭、正直，居处有法度，言行举动有礼节。在洛阳时，每次到夏县去扫墓，一定要经过他的哥哥司马旦家，司马旦年近八十，司马光侍奉他像严父，保护他像婴儿一样。从小到老，言语从来没有妄说一句，自己说：“我没有超过别人的地方，只是一生的所为，从来没有不可对别人说的。”一片诚心就像天生的，天下的人都敬重相信他，陕西、洛阳一带都把他的德行作为教化，说：“司马君实莫非不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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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对东西看得很淡薄，没有什么爱好，对学问没有不精通的，唯独不喜欢佛教、道教，说：“其中的微言大义不能够超过我的书，其中的荒诞我不相信。”洛阳有田三顷，妻子死后，卖掉土地作为葬丧费用，很普通的衣服和微薄的饮食一直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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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圣初年，御史周秩第一个说司马光诬蔑、诽谤先帝，全部废除先帝新法。章惇、蔡卞请求掘其墓，砸碎他的棺材，皇帝不允许，仅下令剥夺他的赠谥，推倒为他所立的碑。可是，章惇的话一直不停止，于是追贬他为清远军节度副使，又贬他为崖州司户参军。宋徽宗被立为帝，恢复他为太子太保。蔡京擅权专政，又降司马光为正议大夫，在京城撰刻《奸党碑》，命令郡国都刻石勒碑。长安石工安民准备刻字，推辞说：“安民是愚蠢之人，固然不知道立碑的用意。但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海内外都称赞他的正直，现在说他是奸邪，我安民不忍心刻。”长安府的官吏十分恼怒，想要治他的罪，安民哭着说：“被征发服役，不敢推辞，在碑的最后请求免刻‘安民’二字，害怕得罪后世的人。”听到此话的人都感觉到很羞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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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元年，又归赠他原先的谥号。建炎年间，把他供奉在哲宗的宗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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