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轼复言：“三吴之水，潴为太湖，太湖之水，溢为松江以入海。海日两潮，潮浊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驶，随辄涤去，海口常通，则吴中少水患。昔苏州以东，公私船皆以篙行，无陆挽者。自庆历以来，松江大筑挽路，建长桥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吴多水，欲凿挽路、为千桥，以迅江势。”亦不果用，人皆以为恨。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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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召为吏部尚书，未至。以弟辙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辙辞右丞，欲与兄同备从官，不听。轼在翰林数月，复以谗请外，乃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先是，开封诸县多水患，吏不究本末，决其陂泽，注之惠民河，河不能胜，致陈亦多水。又将凿邓艾沟与颍河并，且凿黄堆欲注之于淮。轼始至颍，遣吏以水平准之，淮之涨水高于新沟几一丈，若凿黄堆，淮水顾流颍地为患。轼言于朝，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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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有宿贼尹遇等，数劫杀人，又杀捕盗吏兵。朝廷以名捕不获，被杀家复惧其害，匿不敢言。轼召汝阴尉李直方曰：“君能禽此，当力言于朝，乞行优赏；不获，亦以不职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与母诀而后行。乃缉知盗所，分捕其党与，手戟刺遇，获之。朝廷以小不应格，推赏不及。轼请以己之年劳，当改朝散郎阶，为直方赏，不从。其后吏部为轼当迁，以符会其考，轼谓已许直方，又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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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徙扬州。旧发运司主东南漕法，听操舟者私载物货，征商不得留难。故操舟者辄富厚，以官舟为家，补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载率皆速达无虞。近岁一切禁而不许，故舟弊人困，多盗所载以济饥寒，公私皆病。轼请复旧，从之。未阅岁，以兵部尚书召兼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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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岁，哲宗亲祀南郊，轼为卤簿使，导驾入太庙。有赭繖犊车并青盖犊车十余争道，不避仪仗。轼使御营巡检使问之，乃皇后及大长公主。时御史中丞李之纯为仪仗使，轼曰：“中丞职当肃政，不可不以闻之。”纯不敢言，轼于车中奏之。哲宗遣使赍疏驰白太皇太后，明日，诏整肃仪卫，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谒。寻迁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为礼部尚书。高丽遣使请书，朝廷以故事尽许之。轼曰：“汉东平王请诸子及《太史公书》，犹不肯予。今高丽所请，有甚于此，其可予乎？”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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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宣仁后崩，哲宗亲政。轼乞补外，以两学士出知定州。时国是将变，轼不得入辞。既行，上书言：“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极，小民皆能自通；迨于大乱，虽近臣不能自达。陛下临御九年，除执政、台谏外，未尝与群臣接。今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臣日侍帷幄，方当戍边，顾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难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不效愚忠。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蚤，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进此说，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庙之福，天下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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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州军政坏弛，诸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廪赐，前守不敢谁何。轼取贪污者配隶远恶，缮修营房，禁止饮博，军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战法，众皆畏伏。然诸校业业不安，有卒史以赃诉其长，轼曰：“此事吾自治则可，听汝告，军中乱矣。”立决配之，众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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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春大阅，将吏久废上下之分，轼命举旧典，帅常服出帐中，将吏戎服执事。副总管王光祖自谓老将，耻之，称疾不至。轼召书吏使为奏，光祖惧而出，讫事，无一慢者。定人言：“自韩琦去后，不见此礼至今矣。”契丹久和，边兵不可用，惟沿边弓箭社与寇为邻，以战射自卫，犹号精锐。故相庞籍守边，因俗立法。岁久法弛，又为保甲所挠。轼奏免保甲及两税折变科配，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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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圣初，御史论轼掌内外制日，所作词命，以为讥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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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遂提举玉局观，复朝奉郎。轼自元祐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此。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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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洵晚读《易》，作《易传》未究，命轼述其志。轼成《易传》，复作《论语说》；后居海南，作《书传》；又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一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未之识，轼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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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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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即位，赠资政殿学士，以其孙符为礼部尚书。又以其文置左右，读之终日忘倦，谓为文章之宗，亲制集赞，赐其曾孙峤。遂崇赠太师，谥文忠。轼三子：迈、迨、过，俱善为文。迈，贺部员外郎。迨，承务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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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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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苏轼十岁时，父亲苏洵到各地求学，母亲程氏亲自教授苏轼读书，听到古今成功和失败之处，就能说出其中的要害。程氏读《后汉书·范滂传》，激愤叹息，苏轼请问母亲：“我如果成为范滂，母亲是否赞许？”程氏说：“你能成为范滂，难道我就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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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二十岁，苏轼博通经书史籍，一天能写几千字的文章，喜好读贾谊、陆贽的书，不久读了《庄子》，感叹说：“我过去有见解，口中说不出来，今天见到这本书，深得我的心意。”嘉祐二年，参加礼部考试。当时流行文章的弊病是割裂肢解、诡辩异辞占据优势，主考官欧阳修很想矫正这些弊端，看到苏轼的《刑赏忠厚论》，十分惊喜，打算把苏轼录取为第一名，然而还怀疑是自己门客曾巩所作，只把这篇文章放在第二；苏轼再以回答《春秋》意旨获第一，殿试时考中进士乙科。此后苏轼写了谢书去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圣俞说：“我应当避让这个人，给出一头之地。”听说此话的人开始纷纷议论不息，久久以后才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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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因母亲去世在家服丧。嘉祐五年，苏轼调任福昌主簿。欧阳修以苏轼才能见识都好，把他推荐到秘阁。考试六篇论文，以往考试不打草稿，因此文章大多写得不工整。从苏轼开始打草稿，文字意义十分灿烂。再对答皇帝的策问，考入三等。自宋朝初年以来，制策考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二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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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关中自从赵元昊叛乱以来，百姓贫困，徭役沉重，岐下每年运输南山木筏，从渭水入黄河，经过砥柱险要地区，负责运输的衙吏接踵倾家荡产。苏轼调查了运输南山木筏的利害关系，特为修正了衙规，允许衙吏自行选择水工和根据河水涨落的时间决定木筏行进还是停止，从此以后运输的危害减少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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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平二年，苏轼入京任判登闻鼓院。英宗在藩王府时就听到他的名声，想仿照唐朝故事召苏轼进入翰林院，任命他为知制诰。宰相韩琦说：“苏轼的才能，将来是会成为大器的，今后自然会被朝廷大用。关键在于朝廷要善于培养他，使天下的人都仰慕信服他，都希望朝廷重用他。到那时重用苏轼，那么人们就不会再有异议。假如现在马上提拔重用他，那么人们未必信服，反而有害于他。”英宗说：“暂且让他任修起居注怎么样？”韩琦说：“修起居注和知制诰的地位差不多，不可以马上任命他。不如给苏轼一个接近皇上的馆阁职务，并且要召他来参加考试。”英宗说：“考试是不知道他能否胜任，象苏轼还有什么不能的吗？”韩琦还是不同意，后来考试两道策论，再次考入三等，得到直史馆的职务。苏轼听说了韩琦的话，说：“韩公可以说是用道德修养来爱护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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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逢苏洵逝世，英宗赐给黄金丝帛帮助办理丧事，苏轼辞谢了赏赐，请求赠给苏洵一官，于是朝廷赠苏洵为光禄丞。苏洵临死时，因为兄长苏太白早年亡故，子孙还没有自立，妹妹嫁给了杜氏，死后还没有下葬，苏洵把这些事托付给苏轼。苏轼服丧期满，立即安葬了姑姑。后来苏轼的官职可以恩荫子孙时，让给了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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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二年，苏轼回到朝廷。王安石执政，一直厌恶他的议论和自己不同，让他判官告院。熙宁四年，王安石打算改变科举、兴办学校，皇帝下诏两制、三馆讨论。苏轼上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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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人才的途径，在于知人；知人的方法，在于求实。假如皇帝和宰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求实措施，那么胥史皀隶之中未尝没有人才，何况是学校贡举呢？虽然因袭现在的方法，我认为也足够有余。假如皇帝和宰相没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实，那么公卿侍从大臣都经常忧虑没有人才，何况学校贡举呢？虽然恢复古代的制度，我认为也是不够的。时代有可以不可以，万物有废有兴，当一项制度是合乎时代需要的，虽是暴君也不能废除它，等到它已经没落，虽是圣人也不能使它恢复。所以风俗变化了，法制也跟着变化，这好比江河的迁移，强要它回到故道，那是难以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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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年间原曾建立学校，到了今天，仅有空名存在。如今要改变现存的礼仪，变易现存的风俗，又要征发民力修筑官舍，聚敛百姓的钱财来供养游说的人。百里以内，设置官员设立老师，案件诉讼听命于此，军旅之事谋划于此，又简出不遵守教育的人屏弃到远方，不是空增加纷乱，因而害苦天下吗？若是没有大的更新改革，而期望能对当代有利，那么与庆历年间的改革有什么不同？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学校，只可以因袭原有的制度，使先王的旧制度，不在我们这一代废弃就足够了。至于贡举的规定，已实行了百年，国家的治乱盛衰，当初不由此。陛下看祖宗的时代，贡举的规定，和现在相比哪时更精审？文章著作，和现在相比哪时更优秀？所得到的人才，和现在相比哪时更多？天下的事情，和现在相比哪时更得到治理？比较这四方面的长短，这次讨论就可以得出结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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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改变的不过几件事：或是说乡举重视德行而忽略文辞，或是说专取策论而废除诗赋，或是想兼用有声誉人望而废除封弥制度，或是想让参加考试儒家经典著作的考生不考试帖经墨义而考试经书的要旨，这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主张。我希望陛下注意长远的事情、大的事情，区区科举，学校制度何必参与呢？我又切实有超过正常估计的暗自忧虑之点。关于性命的学说，自子贡那时就没有听说了，然而今天的学者，却以不谈性命为耻，读他们的文章，浩然之气已到不恰当的地步而还不可穷尽；看他们容貌仪表，超脱世俗已到无所建立的地步而还不可抑制，这些怎么真能那样呢！一般人的习性，习惯于放纵自己又喜欢说大话。陛下又怎么能任用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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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奏议呈上之后，神宗醒悟说：“我本来怀疑这件事，读了苏轼的奏议，思想上的疑虑消失了。”当天召见苏轼，问道：“现在的政令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我的过失，你也可以指明陈述出来。”苏轼回答说：“陛下天性具有文武才能，不担心陛下不明察，不担心陛下不勤奋，不担心陛下不果断，但是担心陛下求治太迫切，听他人的话太广，提拔人太快。希望陛下以安静来镇住局面，等待事情发生，然后再处理它。”神宗吃惊地说：“你所说的三句话，我要周密思考。凡是在馆阁任职的人，都应当为我深入思考治乱的问题，不要有所隐讳。”苏轼退出后，把召见的情况对同僚们说了。王安石不高兴，任命苏轼权开封府推官，想用事务来困住苏轼。苏轼决狱断案清确敏捷，名声愈传愈远。恰逢上元节皇帝降旨要开封府购买浙江产的灯，而且下令要压低价格。苏轼上疏说：“陛下难道是用灯取乐？不过是让两宫太后高兴罢了。然而百姓不可能家家知道陛下的心意，都说是用听的看的一类不急需的玩物，夺取他们吃的穿的生活必需品。这件事很小，对国家大体的影响却很大，希望陛下追还前面下达的诏命。”皇帝立即下诏停止买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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