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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王安石开始颁行新法,苏轼上书论新法不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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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想说的,三句话而已。希望陛下凝聚人心,敦厚风俗,保存纪纲。皇帝可以凭借的是人心而已。好比树木有根,灯有油,鱼有水,农夫有田,商贾有财。失去这些东西就会败亡,这是必然的道理。从古到今,没有和易同其众而不安定的,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而不危险的。陛下也知道现在人心是不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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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开国以来,管理财政开支的不过是三司。现在陛下不把财政开支交给三司管理,无缘无故又创建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样一个机构,让六七名少年,日夜在里面谋划索取,使者四十多人,在外面分到各处经营办理。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求利的名称;六七名少年和四十多名使者,是求利的工具。开始时声势浩大,百姓实在惊疑;创立的各法十分新奇,官吏也都感到疑惧。以大国之主来谈利,以天子的宰相来治财,议论百出,万口喧哗,然而仍不回头,光空说:“我没有做这种事,何必怕人家说三道四。”拿着渔网到江河湖泊去,对人们说“我不是去打鱼”,不如舍弃渔网而人们自然相信。驱赶着鹰犬到森林里去,对人们说“我不是去打猎”,不如放走鹰犬而野兽自然驯服。所以我认为要消除谗言恶语而召来和气,就不如取消制置三司条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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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皇帝和大臣们勤于政务,已经快一年了,然而富强国家的功效,渺茫的好比捉风,光听说内库钱币拿出来几百万缗,祠部准许剃度五千多人出家罢了。用这样的措施作为办法,那么谁不能呢?然而要实行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它的困难。汴水浑浊,自有百姓以来,不用来种植水稻。现在主张修筑池塘使水澄清,种万顷地的水稻,必须使用千顷面积的池塘,一年一淤,三年池塘就淤满了。于是,陛下相信这种说法,立即派人察看地形,到处凿空,寻访水利。狂妄轻飘无知的人,任意争相进言。有关衙门虽然知道他们的办法粗疏,却不敢自行贬退他们,把年老和年少的人追集起来,去察看他们所说的是否可行。假如不是明显难以办理的,必须动工兴建。官吏苟且顺从,真的以为是陛下有意兴建,上耗费国家的钱财粮食,下误农时。万一堤防决口,河水冲出原来的河道,虽吃提出建议人的肉,对于百姓又有什么补救!我真不知道朝廷何苦要做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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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役使人,必然使用乡村农户。现在但听说江、浙之间,几个州郡实行雇募役人,而且想把雇役推行于全国。单丁、女户,是百姓中最穷苦的人,然而陛下首先想要役使他们,陛下富有四海,怎忍心不加抚恤!自从杨炎推行两税法,田租户调和庸役就包括在一起了,为什么又要征取庸役呢?万一后世不幸出现搜刮百姓钱财的大臣,没有废除雇人服役的钱,差役又和从前一样,推究其根源,就必然会有担当这罪责的人。青苗时放债钱,自古代就有禁令。现在陛下把它确立为成法,每年都要推行。虽然说不许强迫百姓借贷交息,但几代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证他们不这样做吗?估计愿意请求借贷青苗钱的农户,必然都是孤苦贫穷没有接济的人,鞭挞他们急了之后,他们就要接着逃亡,这些人不还青苗钱,就由邻居互保户均摊,这种情况是必然会来到的,他日天下百姓痛恨青苗法,国史记载这件事,说:“青苗钱从陛下开始”,难道不可惜!况且常平法,可以说非常完善了,现在想改变为青苗法,破坏常平法推行青苗法,所丧失的更加多了,亏了官家害了百姓,虽然后悔又怎么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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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汉武帝因为财产匮乏枯竭,采用商人桑羊的建议,买进时便宜卖出时贵,称为均输。当时行商坐贾都不流通,盗贼滋生势盛,几乎导致叛乱。孝昭帝即位当了皇帝,霍光顺应百姓所希望的而给予他们,天下百姓都归向朝廷,于是天下无事。不料现在这种论调重新兴起。立法的初期,它的费用已经很多,即使稍稍有所收获,但是商税征收的数额,损失的必然很多。譬如有人为他的主人放牧牲畜时,用一头牛换了五只羊,一头牛的损失,隐瞒而不说,五只羊的收获,却指为功劳成绩。现在破坏常平法而说青苗法的功劳,亏损商税来获取均输的利益,与上面所说的比喻有什么不同?我私下认为太过分了。议论的人必然会说:“可以和百姓一起享受成功的快乐,难以和他们一起谋虑创始。”所以陛下坚持实行而不顾反对意见,期望这些新法必然得到推行。这正是战国时代贪图功利的人,冒险侥幸的观点,没有等到成功的快乐,怨恨却已经起来了,我之所以希望陛下凝聚人心,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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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所以生存与灭亡的原因,在于道德的高低,不在于国家的强弱;改朝换代之所以有长短,在于风俗的轻薄还是敦厚,不在于国家的富有和贫穷。皇帝知道了这个道理,就知道孰轻孰重了。因此我希望陛下务必崇尚道德而敦厚风俗,不希望陛下急于取得成功而欲图富强。爱惜风俗,好像保护人的元气。圣人不是不知道严峻刻薄的法律可以使百姓整齐划一,勇猛强悍的男子可以成就事业,忠厚近似迂阔,老成初看好像是迟钝。但是终究不肯以彼代此,是因为知道所得到的小,而所丧失的大啊。仁宗皇帝执行法律非常宽厚,用人按次序,专意从事遮盖过失,不曾轻易改动旧的规章制度。考察他的成功,只能说还没有得到。说到用兵,那么十次出征九次战败;说到国库,那么仅仅能满足需要而没有剩余。但因恩泽存在百姓之中,民间风俗知道大义,因此仁宗皇帝升天之日,天下归于仁。议论是非的人见到仁宗皇帝晚年官吏大多因循守旧,政事没有什么起色,就想用苛细急察加以矫正,用智谋和才能加以划一,招来新提拔的勇于急进的人,以求取得一切速成的效果。还没有享受到它的好处,浮薄的社会风气已经形成。多开迅速提拔官员的途径,假使有意外的收获,一步便可得到公卿侍从这样的官职,使得按照常规升迁的人也产生非分的希望,想期望风俗的敦厚,哪里可能得到呢?近年率真纯厚的人愈来愈少,投机取巧得到提拔的人愈来愈多。只有陛下痛惜这种状况挽救这种风气,以简单易便作为立法的标准,以清静作为思想的出发点,百姓的道德便会归向敦厚了。我之所以希望陛下敦厚风俗,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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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委任台谏官,不曾处罚过一位进谏的人。即便有轻微的责罚,不久就越级提升,允许台谏官根据传闻弹劾,而御史台和谏院都不设第一把手。进谏时说到皇帝,那么天子改变仪容;弹劾之事牵涉到朝廷,那么宰相暂离相位等待调查。台谏官固然未必个个都是贤人,所说的也未必都是正确的。然而必须培养台谏官的锐气,借用他们来使掌权者感到压力沉重,这是空说的吗?将用他们摧折奸臣的萌芽。现在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的奸臣,万万没有存在的道理。然而养猫是为了捕捉老鼠,不能因为没有老鼠而养不捕捉老鼠的猫;养狗是为了防盗,不能因为没有盗贼而养不叫的狗。陛下怎能不上面常思祖宗设立这一官职的用意,下面为子孙后代做好长久的防备?我听过老年人的谈话,都说台谏官所讲的,常常是随着天下公论。公论所赞许的,台谏官也赞许;公论所抨击的,台谏官也抨击。现在世人舆论沸腾,怨恨毁谤交替而来,公众议论所在之处,也可以知道了。我恐怕从今以后,习惯成风气,台谏官都成为执政大臣的私人工具,以致皇帝孤立,纪纲法度一旦坏乱,什么事情不会发生!我之所以希望陛下保存纪纲法度,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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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见王安石引导神宗独断专行和专用大臣,因此在考试进士策论出题时,用“晋武帝平定东吴因为独自决断而成功,苻坚伐晋因为独自决断而亡国,齐桓公专用管仲而称霸,燕哙专用子之而失败,事情相同而结果不同”作为问题。王安石更加恼怒,让御史谢景温弹劾苏轼的过失,但一再追究没有得到什么材料,于是苏轼请求出任地方官,任杭州通判。高丽国来朝进贡,使者赠送礼物给官吏们,书写时用干支纪年。苏轼拒绝接受礼物说:“高丽国对本朝称臣,然而不接受本朝颁布的年号历法,我怎么敢接受他们的礼品!”使者改写为熙宁年号,然后苏轼才接受了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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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新法天天下达,苏轼在这中间,每每借行新法之际方便百姓,百姓依靠这种做法得安定。调任密州知州。司农寺推行手实法,不按时施行的官员以违反法令论处。苏轼对提举官说:“违反法令的罪名,如果出自朝廷,谁敢不遵从?现在出于司农寺,这是擅自制造法律。”提举官惊慌地说:“您暂且慢慢施行。”没过多久,朝廷知道手实法损害百姓,废除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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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盗窃案发生,安抚使派三班使臣率领强悍兵士前来搜捕,兵士凶暴放纵行事,甚至用藏有违禁物品来诬陷百姓,进入百姓家中争斗杀人,又畏罪惊慌溃散,将要作乱。百姓急忙跑去告诉苏轼,苏轼扔掉百姓的投诉书不看,说:“一定不会到此地步。”溃散的兵士听说这件事,稍稍安定,苏轼慢慢派人查出肇事的兵士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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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任徐州知州,黄河在曹村决口,使梁山泊泛滥,南清河水溢出河道,洪水汇聚在徐州城下,暴涨的洪水不时泄出,城墙即将被洪水冲毁,富有的百姓争相出城躲避洪水。苏轼说:“富有的百姓出城逃避洪水,全城百姓都会动摇,我和谁来守城?我在这里,洪水决不能冲毁城墙。”驱使富有的百姓重新回到城里。苏轼去武卫营,呼喊长官说:“河水即将冲毁城墙,事情已经很紧急,虽然你们是禁军,但也请你们为我尽一点力。”士卒长官说:“太守尚且不躲避路上的洪水,我辈小人,应当效命。”率领士兵们拿着铁锹畚箕出来,修筑东南长堤,头起戏马台,尾连着城墙。雨日夜不停地下,城墙露出水面仅仅只有三版那么高。苏轼搭建小草屋住在城墙上,路过自己家门也不进去,派官吏分别堵塞缺口以守护城墙,终于保全了徐州城。又请求征调明年服役的役人增筑徐州旧城,修建木质护岸,以防洪水再来。朝廷同意了苏轼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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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任湖州知州,苏轼上表感谢。又因为一些措施不方便百姓但又不敢说,他写诗寄托讽喻,希望对国家有所补救。御史李定、舒蚮、何正臣摘录苏轼谢表上的话,并且诬陷苏轼所写的诗是毁谤朝廷,逮捕苏轼押送京城投入御史台监狱,想把他置之死地,罗织罪名很长时间却一直不能决断。唯独神宗怜惜苏轼,用黄州团练副使安置了他。苏轼和乡里父老结伴去山水之间消磨光阴,在东坡修筑房屋,自号“东坡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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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三年,神宗几度有意再次起用苏轼,但被当政的大臣阻止了。神宗曾经对宰相王皀、蔡确说:“国史至关重要,可以命令苏轼撰成国史。”王皀面有难色。神宗说:“苏轼不可用,姑且用曾巩。”曾巩进上《太祖总论》,神宗意思不满意,于是亲自写信把苏轼调到汝州,其中有这样的话:“苏轼贬谪居住黄州期间反思自己的错误,经过一年认识更加深刻,人才确实难得,不忍心一直弃之不用。”苏轼还没有到达汝州时,上书说自己饥寒贫穷,在常州有田地,希望能到常州居住,早晨上奏,傍晚皇帝就答复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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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金陵,见到王安石,苏轼说:“兴大兵起大狱,是汉、唐灭亡的征兆。祖宗用仁厚治理天下,正是想革除它。现在西方打仗,连年不得解除,东南几次兴起大狱,您独不能说句话来制止它吗?”王安石回答说:“这两件事都是吕惠卿挑起的,我在朝廷外面,怎么敢说话?”苏轼说:“在朝廷内就说,在朝廷外就不说,这是侍奉皇帝的常礼。皇帝对待您的不是常礼,您对待皇上,怎么可以用常礼呢?”王安石大声说:“我王安石要说话的。”又说:“话出自我王安石之口,进入在你苏子瞻的耳朵。”又说:“一个人要知道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虽能得到天下也不去做,这才可以。”苏轼开玩笑说:“现在的君子,争着要减去半年磨勘,虽去杀人也会干的。”王安石笑而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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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常州,神宗死了,哲宗继位当皇帝,恢复苏轼为朝奉郎、知登州,召入朝廷任礼部郎中。苏轼过去和司马光、章惇友好。当时司马光任门下侍郎,章惇知枢密院,两人意见不合,章惇经常开玩笑侮辱司马光,司马光很苦恼章惇的行为。苏轼对章惇说:“司马君实现在声望很高。以前许靖因为只有虚名而无实际才能,被蜀先主鄙视,法正说:‘许靖虚假的名声,在四海流传,如果对他不加礼遇,必然会被认为是轻视贤人而受到损害。’先主采纳了法正的意见,就让许靖担任司徒。许靖尚且不可轻慢,何况君实呢?”章惇认为苏轼说得对,司马光借此得到了稍稍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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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任起居舍人。苏轼起自忧患之中,不想立即踏进要害部门,向宰相蔡确要求辞去这个职务。蔡确说:“你在仕途盘旋已经很久了,朝廷中没有人比你强。”苏轼说:“过去林希和我同在馆阁中,而且他比我年长。”蔡确说:“林希果真应当比你先提拔吗?”最终还是不同意苏轼的请求。元祐元年,苏轼穿戴七品官服入延和殿侍奉皇帝,立即赐给苏轼用银装饰的红色六品官服,升任中书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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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祖宗时,差役法实行的时间长了产生弊病,百姓中服役的人却不熟习所服的差役,官府又残暴地使用他们,导致多数服役的百姓破产,地少人多的地区百姓中有人终年得不到休息。王安石在神宗朝任宰相时,把差役法改为免役法,根据百姓户等的高低让他们出钱雇人服役,执行免役法的官吏向百姓索取超过规定的钱财,因此成为百姓的苦难。司马光任宰相,知道免役法的危害,而不知它有利的一面,打算恢复差役法,选差官吏和设置机构,苏轼给选中了。苏轼说:“差役法、免役法,各有利弊,免役法的害处,在于聚敛民财,百姓十室九空,聚敛在上面而下层有饥荒之害。差役法的害处,在于百姓经常在为官府服役,不能集中力量务农,而贪官污吏得以乘机敲诈勒索。这二者的危害,大致相等。”司马光问:“你看应该怎么办呢?”苏轼回答说:“法令制度连续相承事情就容易成功,事情逐渐变化百姓就不会惊慌。三代之法,兵农合一,到秦朝才分为二,到唐朝中叶,把府兵改变为长征健儿。自从那时以来,百姓不知道当兵,当兵的也不知道务农,农民出粮食布帛养活军队,军队出性命护卫农民,天下都感到方便。虽然圣人再次出现,不能改变这种情况。现在实行的免役法,实际上大致和这一样。您想立即废除免役法而再行差役法,正好比废除长征健儿而恢复府兵,不容易吧。”司马光听了不以为然。苏轼又到政事堂陈述自己的意见,司马光很不高兴。苏轼说:“过去韩魏公在陕西采取义勇兵制,您任谏官,为此事争辩十分激烈,韩魏公不高兴,您也不顾。我过去听您说得很详细,难道您今天当了宰相,就不许我讲完自己的意见?”司马光笑笑。不久苏轼任翰林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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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二年,苏轼兼任侍读。每当给皇帝读书读到治乱兴衰、邪正得失的时候,不曾不反复开导皇帝,希望能对皇帝有所启发醒悟。哲宗虽然恭敬而沉默不语,但总是点头肯定。苏轼曾经给哲宗读祖宗《宝训》,因此讲到时事,苏轼依次说道:“现在赏罚不明,对善恶没有什么鼓励或阻止的措施;再有黄河大势是正向北流,然而强要使它向东流;西夏人入侵镇戎军,杀死掠走几万人,军队主帅不向陛下报告,每件事都这样的话,恐怕会渐渐成为衰乱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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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曾经锁在皇宫中宿值,奉召入对于便殿,宣仁太后说:“你前年担任什么官职?”苏轼回答说:“我任常州团练副使。”宣仁太后又问:“现在担任什么官职?”苏轼回答说:“我现在担任翰林学士。”宣仁太后问:“你为什么被迅速提升到这个官职?”苏轼回答说:“我遇到了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宣仁太后说:“不是。”苏轼说:“难道是大臣们推荐的?”宣仁太后说:“也不是。”苏轼吃惊地说:“我虽然不肖,但也不敢从其他途径得到提拔。”宣仁太后说:“这是先帝的意思。先帝每次诵读你的文章,必然感叹地说:‘奇才,奇才!’但是没有来得及提拔任用你罢了。”苏轼不觉放声痛哭,宣仁太后和哲宗也哭泣,左右侍从也都被感动得泪下涕流。过了一会让苏轼坐下吃茶,撤下皇帝御座前面的金莲烛送苏轼回到学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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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三年,权知礼部贡举。当时大雪纷飞十分寒冷,参加贡举考试的士人坐在庭院中,打寒噤冷得说不出话。苏轼放宽对他们的禁约,使他们得以施展自己的全部才能。巡铺内侍每每折辱应试的举人,并且拿意思暧昧的单词,诬陷为罪状,苏轼全部上奏朝廷赶走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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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四年,因为积久评论政事,苏轼被执政大臣所恼恨。他恐怕不被执政大臣宽容,请求出任地方官,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还没走,谏官说前任宰相蔡确知安州时,写诗借郝处俊事来讥讽太皇太后。大臣们讨论把蔡确迁到岭南。苏轼秘密上疏说:“朝廷如果从轻处罚蔡确的罪行,那么对于皇帝以孝治国来说是不够的;如果从重处罚蔡确的罪行,那么对于太皇太后的仁政不免有些损害。我认为应该是皇帝降旨设置诏狱逮捕蔡确治罪,太皇太后降下亲笔诏令赦免他,那么仁孝两个方面都照顾到了。”宣仁太后内心赞同苏轼的建议却不能采纳。苏轼到京城郊外,皇帝沿用对待前任执政大臣的恩例,派内侍赐苏轼龙茶、银合,慰劳很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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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苏轼到杭州,杭州大旱,饥馑瘟疫一起发生。苏轼请求朝廷,减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又得到朝廷赐给的剃度和尚的度牒,换成大米以救济饥饿的百姓。第二年春天,又减价出卖常平仓的大米,做了很多厚粥和汤药,派人带着医生分街坊给百姓治病,救活的人很多。苏轼说:“杭州,水陆交会的地方,瘟疫死亡的人常常比其他地区多。”于是集中多余的公款共得二千缗,苏轼又拿出自己的五十两黄金,办起病坊,稍微积蓄一些钱粮收治生病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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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本来靠近大海,地下的泉水又咸又苦,居民稀少。唐朝杭州刺史李泌首先引来西湖水修建六井,百姓饮用水充足了。白居易又疏浚西湖水引入运河,湖水从运河流入农田,所灌溉的农田多达千顷,百姓因此殷富。西湖水中水草很多,自唐代到五代钱氏,年年都要疏浚治理,宋朝建立后,西湖荒废,水草淤积形成葑田,湖水几乎都没有了。运河失去西湖水的补给,就从钱塘江的潮水中引水,船航行在城市中,潮水又挟带着大量泥沙淤塞运河,每隔三年就得疏浚一次,成为百姓的一大灾患,六井也几乎废坏了。苏轼看到茅山有一条河专门容纳钱塘江潮水,盐桥一河专门容纳西湖水,于是疏浚这两条河道以通航。接着修造堤堰闸门,控制西湖水的蓄积和排泄,钱塘江潮水不再进入杭州城内。又用剩余的人力物力修复了六井,再把挖出来的淤泥堆积在湖中,南北长三十里,修筑成长堤以来往行人。吴地百姓种菱,春天就除草,寸草不留。苏轼雇募人在西湖中种菱,水草不再生长。把种菱的收入备作以后修浚西湖的费用,取救济灾荒剩余的一万缗钱、万石粮食,以及申请得到的一百张僧人度牒用来雇募民工。长堤筑成,堤上种植芙蓉、杨柳,望去好像图画,杭州百姓把长堤称为苏公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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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和尚净源,过去居住在海边,与海船客商交往,海船航行到高丽,客商交口称赞他。元丰末年,高丽王子义天来宋朝拜,因而前往净源住处拜访他。到这时,净源死了,他的信徒偷偷拿净源的像,搭乘海船前往高丽报告。义天也派他的门徒来祭奠净源,并且拿着高丽国母的两座金塔,说是祝贺两宫太后寿辰。苏轼不接受,上奏说:“高丽很长时间不进贡了,失去了朝廷赐给他们的厚利,他们意图想来朝进贡,不了解我们对待他们的厚薄,因此借祭奠净源而行祝寿的礼节。如果接受他们的礼物而不回报他们,高丽将会产生怨恨的思想;接受高丽的贺礼而厚赐他们,又正好堕入他们的计策中。现在朝廷应该不参与这件事,让州郡自行以理拒绝接受他们的礼物。那些平庸的和尚狡猾的商人,给国家滋生事端,这种事不可渐长,应该痛加惩治。”朝廷全部同意苏轼的意见。没过多久,来进贡的使臣果然到了,过去例子使臣所到的吴越七个州郡,要花费二万四千缗钱。于是,苏轼命令各个州郡根据情况裁减开支,百姓获得交易的好处,再也没有受到侵扰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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