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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刚接受任命，就写信到其他州郡，招募米商，免除他们的商税，等朱熹到任时，外地船只运来的大米已聚集在这里了。朱熹每天出外调查访问百姓的疾苦，走遍浙东全境，单人独车，不带随从，所到之处，人们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州县官吏惧怕他的严峻作风，有些人甚至自行离职而去，他所管辖的地区风纪肃然。凡是丁钱、和买、役法、榷酤这一类政事，有不方便百姓的地方，都加以改正和革除。在救济灾荒之余，他都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处置，必作长久之计。有人攻击朱熹，说他不经心处理政事，皇帝对王淮说：“朱熹处理政务却有可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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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因为前后几次奏请多数被抑制，侥幸得到采用的，也都拖延迟缓耽误了时间，蝗旱灾害相互频繁出现，他不胜忧愤，又上奏说：“为现在打算，只有决断出自皇上自己意志，迅速发布诏令，责备自己并征求直言，然后君臣互相告诫，痛下决心反省改正。其次，拿出内库全部钱财，把供给帝王大礼的费用改为收籴粮食的本钱，诏令户部免征百姓所欠旧债，诏令转运使根据条例检查放免百姓租税，诏令宰相大臣淘汰受灾路分的州军监司、地方官吏中没有成绩的人，审慎选拔贤能人士，责成他们实施救济灾荒的政策，这样也许还能下结民心，消除灾民乘灾荒之际叛乱的打算。不这样的话，我恐怕所忧虑的不止于饥饿死人，而将在于盗贼；蒙受其害的不仅仅是官吏，而且要上到危害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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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知州唐仲友和王淮同乡并结为亲家，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先后推荐他，唐仲友升任江西提刑，还没有上任。朱熹巡行视察到台州，控告唐仲友的人很多，朱熹调查得到事实，三次上章弹劾唐仲友，王淮把朱熹的奏章隐藏起来不让皇帝知道。朱熹更加致力弹劾他，唐仲友也上章为自己辩解，王淮才把朱熹的奏章进呈给皇帝，皇帝命令宰相大臣们审定，都司陈庸等人要求下令浙西提刑委派清廉能干的官员去追究核实，仍旧命令朱熹迅速赶往遭受旱灾伤害的州郡视察。朱熹当时留在台州没有走，不久接到这道诏令，愈加上奏弹劾唐仲友，前后上了六道奏章，王淮迫不得已，取消唐仲友的江西提刑的新任命转授给朱熹，朱熹拒绝不接受，于是回乡，并且要求一个宫观闲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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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郑丙上疏诋毁程氏的学说来败坏朱熹，王淮又提拔太府寺丞陈贾为监察御史。陈贾面对皇帝时，首先论说近日士大夫中有所谓“道学”之人，大多是借助道学之名来宣传骗人的学说，希望朝廷考察这些人，清除他们不再任用。陈贾指的是朱熹。淳熙十年，诏因朱熹多次请求祠观，可以派他主管台州崇道观，不久接连主管云台观、鸿庆观达五年时间。淳熙十四年，周必大任宰相，任命朱熹为提点江西刑狱公事，朱熹因病辞谢任命，朝廷不允许，于是他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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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熙十五年，王淮罢相，于是朱熹进奏，首说近年来刑罚处理不得当，狱官应该选择合适的人。接着说经制钱总制钱损害百姓，以及江西各州郡摊派课罚的弊端，奏章最后说：“陛下即位已经二十七年，因循守旧而时光渐移，没有一尺一寸的功效可以回报陛下自己的志向。我曾经反复考虑这件事，莫非陛下宴饮休息于深宫之中，没有照亮待人接物的心地，天理有些不纯，人欲有些不尽，因此善事不能做到底，除恶不能除其根，闪念之间，公私邪正、是非得失同时发作，交战于思想之中。因此陛下以礼相待大臣并非不厚，然而阿谀逢迎谄媚讨好的近臣小人也都能得到陛下寄托心腹的重任；陛下日夜追求英豪之士并非不迫切，然而柔弱奸邪平庸乖谬之辈也能够长久地窃掌朝廷大权。并非陛下不乐于听取公平正直的议论，然而有时不容纳这种议论的存在；并非陛下不憎恨谗言暴行，然而不免误听偏信；并非陛下不想为祖宗报复受到的耻辱和仇恨，然而不免畏惧怯懦而图一时安全；并非陛下不爱护和培养百姓的财力，然而不免要发出叹息产生愁怨。切望陛下从今以后，对于一闪之念必须谨慎对待仔细审察；这是天理呢，还是人欲呢？果真是天理，就慎重对它加以扩充，而不让它受到一点蒙蔽阻塞；如果是人欲，就慎重地克制这个念头，而不让它在自己的头脑中少有滞留。把它推广到一言一行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没有不用这一标准加以衡量，那么陛下的圣心就能通达，朝廷内外融合透彻，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欲可以侧身两者之间，而天下的事情将只根据陛下所想的进行，没有什么事会不合乎陛下的志向心愿。”朱熹这次赴京，有人在路上拦住他，认为“正心诚意”这种论调皇帝很讨厌听到，告诫他不要说这种话。朱熹说：“我一生所学习的，只有这四个字，怎么可以隐瞒不说以欺骗皇帝呢？”等到他上奏时，皇帝说：“很久没有见你了，浙东的事情，我已经知道。现在应该安排你一个高尚而重要的职务，不再用州县的琐事来麻烦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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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曾觌已经死了，王抃也被驱逐，唯独内侍甘昪还在其位，朱熹极力弹劾他。孝宗说：“甘昪是德寿（高宗）举荐的，说他有才能。”朱熹说：“小人没有才能，怎么能够打动皇帝。”第二天，任命朱熹为兵部郎官，朱熹以脚病请求祠观的职务，兵部侍郎林栗曾经和朱熹讨论《周易》《西铭》，两人意见不合，这时他弹劾朱熹说：“朱熹本来不学无术，只会窃取张载、程颐的残余东西，称之为‘道学’。朱熹所到之处都带上门人学生数十人，妄想仰慕孔子、孟子经历几次聘任的风尚，希求索取高价，不肯就任朝廷任命的职务，他的这种虚伪不可掩盖。”孝宗说：“林栗的话好像太过分了。”周必大说朱熹上殿的那天，脚病没有痊愈，勉强登殿答对。孝宗说：“我也见到他走路一跛一曳的。”左补阙薛叔似也上奏帮助朱熹，于是让他仍旧担任原来的职务江西提刑。太常博士叶适上疏与林栗辩论，说林栗的话没有一句是事实，“称之为道学”这句话，尤其没有事实根据，过去王淮和台谏官里外呼应，阴谋废弃正直君子，正是用的这种办法。孝宗下诏说：“朱熹昨天入宫答对，所谈论的都是新任职务的事情，我相信他的诚意，再次听从他的请求，他可以迅速赴任就职。”正好胡晋臣任侍御史，首先抨击林栗固执拗戾不通，喜欢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憎恨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没有事实根据而指责学者结党营私，于是朝廷罢黜林栗，让他担任泉州知州。朱熹再次辞谢任命，孝宗任命朱熹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没出一个月再次召他赴任，朱熹又推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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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朱熹曾认为口中陈述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全部说出来，要求密封奏事向皇帝报告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到这时朱熹把自己密封的奏章报到朝廷设置的匦中，里面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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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天下大势，好比人有重病，内部从心腹开始，外面达到手脚四肢，没有一根汗毛一根头发不生病的。姑且以天下的根本和当今的急务，试为陛下陈说：大本，就是陛下之心；当务之急就是辅导培养太子，选拔任用大臣，振举政纲法纪，改变士风民俗，爱惜培养民力，整饬清明军政，这六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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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圣明帝王兢兢业业，为了保持和守正这种心，所以设立师保之官，分布谏诤之职，凡是帝王的饮食、酒浆、衣服、宫室、器用、金玉丝帛以及宦官、宫妾等政事，没有一件不统领于宰相，使帝王的前后左右，一动一静，没有不受到有关机构法规的制约，因而没有细微空间、瞬息时间，能够隐瞒他们的毫发私情。陛下所以精粹纯一克己复礼而坚守此心，能有如此的功效吗？陛下所以修养身心整治内宫而肃正自己左右，能有如此的效果吗？宫廷禁地的事情，我固然不得而知，然而赏赐爵位之滥，钱财贿赂之流，街头巷尾都在窃窃议论，这种纷乱的议论我早已受不住了，那么陛下在整治内宫方面，恐怕还没有及得上古代的圣明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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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陛下左右近习嬖幸之人的私情，恩宠待遇的不恰当，过去龙大渊、曾觌、张说、王忭这类人权势气焰熏灼，一时能危害震撼朝廷，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独有我前天对陛下陈述的意见，虽然经过陛下委曲开导劝说，然而我的愚见是，只能让这些人担任守卫宫门传递命令，供事打扫等劳役，不应当让他们假借陛下的威望，使他们得逞奸邪谄媚、制作过度奇巧之物于内庭之中，以此来动摇陛下的心志，不让他们自立门庭，招揽权势于外朝，以损害陛下的圣政。我在路上听说，自从王抃被驱逐之后，各位将领的派遣任命，大多出于此人之手。陛下竭尽百姓的民脂民膏来供养军队，军队却不曾得到一顿温饱，这都是将帅巧立名目，夺取士兵口粮，肆行贿赂陛下亲近之人，以图提拔重用，能出入皇宫的心腹大臣，外面结交将帅，共同欺骗蒙蔽陛下，才到了这种地步。然而陛下不能醒悟，反而宠信亲近这些奸邪小人，认为这是为我所用的家臣，致使宰相不能议论他们设制措施的得失，给谏官员不能评论他们任命官吏的是非，那么陛下在端正自己左右大臣方面，没有能够赶上古代的圣明帝王又是明显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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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辅导太子，自王十朋、陈良翰之后，太子属官的选拔号称得到合适人选，然而能够称职的人，已经很少了。而又时时让那些奸邪谄谀、轻佻薄幸、卑贱庸妄之徒，有人得以掺杂在里面，所谓的讲读，也只是用文章应付充数，而没有听说他们规劝谏戒的功效。至于早晚和陛下从容在一起，陪伴侍奉陛下游玩宴乐的人，又不过是使臣、宦官几个人而已。太子的师傅、宾客已不再设置，而太子詹事、太子庶子这些官职也是有名无实，于是朝廷的左右春坊就让使臣执掌，既没有启发太子隆重师长亲近宾友、尊敬德行喜好大义的用心，又没有防止太子轻侮怠慢亲昵放荡、奇异邪恶夹杂而进的危害。应该讨论以前的典章制度，设置太子师傅、宾客的官职，废除春坊使臣，而使太子詹事、太子庶子各自恢复行使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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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选拔任用大臣，就以陛下的聪明，怎会不知天下之事，必须得到刚直光明公正之人而后才可任用呢？之所以经常得不到这样的人才，反而收容庸俗鄙陋的人窃居这些职位，这只因一念之间，未能看透他们出自私邪的蒙蔽，然而陛下宴乐时所喜好的人物，陛下亲近宠爱的近习之流，不能全部依据法令制度办事，如果任用刚直光明公正的人做辅佐皇帝的宰相，就恐怕他会妨碍自己的私事，损害自己的人，而不能任意放纵。所以在选用人才之时，常常先排斥摈弃刚直光明公正的人，而后选取拖沓无能懦弱软熟、平时不敢坦率直言态度端庄的人而加以揣摩，又在这些人中间选择最庸懦最卑陋、定可确保他不至于有所妨碍自己的人，然后荐举他们而加以高位。所以任命官员的诏令还没颁布，而人员已经事先物色确定，这些官员的姓名还没有显露，而朝廷内外已经预知这些人绝不是天下第一流的人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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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振肃纲纪法度，改变士风民俗，那么今天中书门下之间，宫廷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反而能够以此作为窟穴而盘踞其中。因而陛下看到和听到的，无非是些不公不正的事情，那么在这些事情的熏蒸熔化之下，使得陛下好善之心不能显著，痛恨罪恶之心不能深刻，这种危害已到了不能用语言表达的程度了。等到这些不公不正之人作奸犯法之时，陛下又不能深深割去自己的私爱，而把他们交给朝廷讨论，按照有关法律处理，因此纲纪法度不正在上，士风民俗就颓废弊坏在下，他们为害的时间已很久了。而且浙中地区尤为严重。大都习惯做出柔媚的恣态，说着附合顺从人的话，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为最得计，更过分的人把黄金珠宝当作佐酒的肉脯食品，把地契债券作为诗歌文章，宰相可以引诱就引诱宰相，近习可以私通就私通近习，只求得到私利，再也没有廉耻。一旦有刚强坚毅正直不阿、恪守正道遵循天理的人在他们中间出现，就群起讥讽合伙排斥，指责为“道学”，而加上强词夺理感情冲动的罪名。十几年来，用这两个字禁锢天下的贤人君子，又好像过去所谓的元祐学术一样，排斥摈弃诋毁侮辱，一定要使正人君子没有容身之地才算罢休，这难道是治平之世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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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爱惜培养民力，整饬清明军政，那么自虞允文任宰相以来，把户部每年收入款项中必定可以指望得到的部分全部取走，号称是年终赋税盈余的数目，运入内库。而把收入中有名无实的、多年积累拖欠的、空登录在账册上的、无法催讨治理的款项，拨还给户部，作为内库财产的积累，将它作为今后用兵进取中原时的随时需要使用的款项。然而，从那时以来的二十多年间，内库每年收入不知有多少，而且认为是皇帝的私人贮存，主管者也是私人，宰相不能用计入赋税来均衡节制这些款项的收支，户部不能用帐册来勾定考查这些款项是在还是不在，天天销月月耗，用来支付宴请私亲的费用，真不知道有多少啊，而何曾听说能用这笔钱财来换取敌人的首级，如同太祖说的那样。空使户部经费缺乏一天比一天严重，朝廷的督促一天比一天严峻，以至于废掉祖宗以来州县催征财赋达到九成以上就不再催理，户部也置之不问的好办法，而以征收赋税一定要足足十成作为限度；朝廷认为赋税征收不足，就又建立监司、州郡官员以征收赋税多少为考课等差的条法，用来引诱威胁他们。于是朝廷内外奉承这种风气，竞相使用苛刻急迫的办法征收赋税，这是民力之所以严重困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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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领们追求提拔，必然先在士兵身上聚敛钱物，用来增殖自己的财富，然后用这些钱物去结交陛下身边的亲近侍臣，而且祈求他们把自己的姓名通给陛下地位尊贵的将领。这些地位尊贵的将领拿到他们的名单，就把这些名单交给军队，使他们从基层开始逐级得到保举，称赞这些人的才能武艺能够胜任将帅，然后写成奏章在陛下面前夸奖这些人。陛下只见到逐级推举在前，文书档案齐备，就真的认为是大家一致举荐的而得到了合适的人选，然而哪里知道这些人是议价交钱，已经如同晚唐的债帅了呢？将帅，是掌握三军命运的人，而选拔将帅的方法背离常道到如此地步，那么那些具有智谋勇敢才艺胆略的人，谁肯抑制内心低头而立于宦官、宫姬的门下，而陛下得到以为可任将帅的人，都是平庸之辈和仅供奔走的小卒，但陛下还希望他们整饬清明军政，激励劝勉士兵，以增强国势，岂不是谬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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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件事，都不可以缓慢处理，而根本仍在于陛下之心，陛下之心正那么这六件事没有不正的，陛下心中一有私欲介入，那么虽想疲劳精力，来求得端正这六件事，也将成为没有实际内容的一纸空文，而天下之事会愈来愈不可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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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这道奏疏送入宫中，是夜间铜壶滴漏的下七刻了，孝宗皇帝已经就寝，立即起身拿着蜡烛，把奏章全部读完。第二天，任命朱熹主管太一宫，兼任崇政殿说书。朱熹极力推辞，被任命为秘阁修撰，管理一个外地的宫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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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宗登基即位，朱熹再次推辞秘阁修撰的职务，仍旧直宝文阁，皇帝下诏夸奖他。任职几个月后，任命他为江东转运副使，朱熹以生病辞谢，改任知漳州。他奏请朝廷免除了漳州属县的无名杂税七百万贯，减免经、总制钱四百万贯。因当地的风俗习惯不合乎礼仪，他择取古代丧葬嫁娶的礼仪之文，张贴出来告示大家，派当地父老进行解说，以教育他们的子弟。当地风俗崇信佛教，男男女女聚集在僧舍之中作传经会，妇女不出嫁的就作庵房居住，朱熹下令禁止这些事。朱熹常常忧虑不能推行丈量土地的危害，正好朝廷议论要在泉、汀、漳三州推行丈量土地，于是朱熹调查访问有关事宜，选择承办人员以及制定丈量土地的办法上报朝廷。而当地豪绅中侵夺贫弱百姓土地的人认为对他们不利，极力加以阻止。宰相留正，泉州人，他的乡里亲友也大都认为不可以推行。平民吴禹圭上书指责经界法骚扰百姓，皇帝下诏暂缓进行，又降旨先在漳州实行。第二年，朱熹因为儿子死亡又请求宫观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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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史浩入宫见皇帝，请求收用天下有声望的人才，于是任命朱熹为祕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朱熹一再推辞，皇帝下诏说：“论撰这样的职位，是用来恩宠著名大儒的。”朱熹才接受任命。朝廷派他担任荆湖南路转运副使，朱熹推辞。漳州经界法竟然宣告停止推行，朱熹因为自己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用而自认有罪，朝廷派他知静江府，他推辞了，主管南京鸿庆宫。没有多久，朝廷派他出任潭州知州，朱熹极力推辞。黄裳担任嘉王府翊善，他认为自己的学问不及朱熹，请求朝廷召朱熹为太子宫中的僚佐，王府直讲彭龟年也向大臣们推荐朱熹。留正说：“我不是不知道朱熹，但是他性格刚直，恐怕到太子宫中不合适，反而会成为累赘的。”正好朱熹再次推辞朝廷任命，皇帝降旨说：“长沙是国家的巨大屏障，能得到贤人最为重要。”于是，朱熹接受任命。恰逢洞獠骚扰潭州所属郡县，朱熹派人把祸福告诉他们，洞獠都投降了。朱熹申明朝廷敕令，加强武备，制止奸吏的不法行为，抑制豪民。所到之处兴办学校，通明教化，四面八方的学者都来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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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宗即位当皇帝，赵汝愚首先推荐朱熹和陈傅良，皇帝降旨要朱熹到临安来奏事。朱熹一面来杭州一面推辞，任命他为焕章阁待制、侍讲，朱熹推辞，皇帝不许。朱熹入对时，首先说：“往日，太皇太后亲自决定国家大策，陛下恭谨地继承国家大计，可以说是用暂时变通的办法来处理国事，几乎没有偏离过它。从那时到现在已有三个月了，有些事情反而不能无疑于逆与顺、名与实之际，我暗自为陛下忧虑这些事情。如有可作托词的话，也只能说陛下之心，前日不曾有过谋求皇位的计划，今天不曾忘记思念亲人的心怀，这就是所以实行变通的办法而没有偏离过正的根本所在。充满不曾谋皇位之心，以竭尽负罪引咎自责的诚意，充满不曾忘记亲人之心，以尽冬温夏凊早晚问安侍奉父母之礼，而父子大伦正了，根本也就确立了。”再次当面向皇帝辞谢待制、侍讲的官职，皇帝亲自写信说：“你研究经术有很深的渊源，正可用它给帝王讲经劝勉，次序对答的职务，不要再苦苦推辞了，以符合我崇尚儒学尊重大道的心意。”于是朱熹接受了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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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赵彦逾巡视孝宗陵墓，认为那里土层浅薄，下面有水和石头。孙逢吉重新去巡视，要求另外寻找吉利的地方。皇帝降旨要大家讨论，御史台的官吏们害怕讨论这件事，讨论中途停止。朱熹却上奏章议论道：“孝宗皇帝有至高无上的德行，埋藏孝宗衣冠的地方，应当广泛地寻访名山，不应该偏信御史台官吏的话，把孝宗的陵墓埋葬在水泉沙砾之中。”没有得到答复。当时议论的人认为皇帝没有回到皇宫大内，那么名实不正而有疑议产生；况且金国的使臣要来，或许会有所窥察。皇帝降旨修缮原来的东宫，修造房屋三百多间，打算搬进去住在里面。朱熹上奏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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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定是陛下左右近习小人倡作这一说教来惑乱陛下，而想通过这件事实现他们的奸邪用心。我担心不但上帝震怒，灾害怪异多有出现，正当恐惧反省修养自身的时候，不应当兴造这个大工程，以违悖上天谴责时所告诫的惊动众人之意；我也担心京城地区百姓饥饿交迫流离失所、临近死亡的边缘，或许有人会怨怒愤恨，因而发生其他变故。不仅无法感通太上皇帝的心意，以致没有进见太上皇帝的日期，我也担心孝宗皇帝大殓后没有埋葬，因为孝宗陵墓的位置还没有确定，灵位前的供奉不允许少有松弛，太皇太后、皇太后都已到了高龄，孤独之身陷于忧愁困苦之中，早晚奉养尤其不可缺少。然而全国各地的百姓，只见陛下急切地要大造宫室，迅速建成，一旦轻快自得地丢弃这里而去太子宫殿，迁到安适方便的地方，将士百姓心中将会有愤愤不平之处。前车之鉴不远，很可以感到恐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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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听说太上皇后恐怕违逆太上皇帝的圣意，不想让他听到太上皇的称呼，又不想让他听到关于内禅的说法，这又思虑过分了。难道不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而不是婉转地随机行事，那么父子之间，上面怨恨愤怒而下面忧愁恐惧，到什么时候才能了结。父子这一大伦常，是君臣、父子、夫妻这三纲所关系的大事，长久地拖下去而不去解决它，也可能会有假借父子大伦来制造谣言横生事端的人，这又是我十分恐惧的原因。我希望陛下明确地诏示大臣，首先停止修缮东宫工程，而把修缮东宫的人工材料弄回到慈福宫、重华宫之间，简单地建造可供休息的殿房一二十间，使它粗粗可以居住就行了。至于搬到皇宫去的打算，我又希望陛下须下诏书责备自己，减省出行时的车马卫队，入宫之后，暂时改变衣服颜色，如同唐肃宗一样改穿紫色的袍子，在前面拉着缰绳驾驭马匹，以表明负罪引咎的诚意，那么太上皇帝虽然有愤怒的情绪，也会迅速消散，而父子之间的欢喜心情也就彻底和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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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像朝廷的纪纲法度，我又希望陛下下诏深切地告诫自己左右的宦官，不要干预朝政。其中确实有功劳而所得到的褒奖赏赐未能满足公众议论的人，也诏令大臣们共同讨论他们的功绩，考查赏功制度，重重地酬答他们的功劳。而且凡是号令的一弛一张，人才的进用和罢免，就全部把它委托给二三个大臣，要求他们反复比较衡量，不要固守己见，斟酌采取公论，上奏皇帝而后实行这些决定。有不恰当的地方，把它交给大家加以辩驳论难，选择其中好的意见由皇帝作最后的决定，那么不仅皇帝左右近习不能干预朝政大权，大臣们也不能专门任用自己的亲信私党，而陛下也得以更加明白熟悉天下的政事，而对得失的计算就没有什么疑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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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孝宗陵墓的选择，我希望陛下废除御史台官吏的意见，另外寻找野外地区，以营造新的陵墓，使孝宗皇帝的遗体能够安居于内，而国家和百姓都蒙受福佑于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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