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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这道奏章进入之后没有得到答复，然而皇帝也没有生朱熹气的意思。朱熹把每次给皇帝所讲的内容按次序编成册子进给皇帝，皇帝也以宽大的胸怀容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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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在上奏劝勉皇帝进一步提高德行时说：“我希望陛下在使用日常费用的时候，以追求放心作为根本，而在研习经书观看史籍时，与儒学多多亲近，多用一些工夫。多召见大臣，切磋治理国家的方法措施，大臣们进殿奏对时，也以和颜悦色对待他们，反复询问探访，用来求出政事的得失，民情的忧乐，进而又根据这些问题来考察官吏的奸邪正直和长处短处，这样也许能使天下之事各自得到合适的处理了。”朱熹又上奏说：“礼经敕令规定，儿子为父亲，嫡孙为祖父承受丧祭重任，都要服最高的丧服三年；嫡子应当为自己父亲服丧，不能继承父位执绋服丧，就由嫡孙继承大统而代替父亲执绋服丧。自从汉文帝减少服丧的期限，历代因袭这一期限，于是天子没有三年的丧期。作为父亲尚且如此，那么嫡孙承受丧祭重任时更是可想而知了。做人的立身处世之道废弃衰坏，三纲不明，一千多年来，没能加以考正。孝宗皇帝孝亲之情来自上天，一个月之外，还是服执全部丧礼，上朝穿戴的衣服帽子都是用粗布缝制的，这种孝行应该显著地记录在典籍中，成为子孙万代的法则。近来，孝宗皇帝的遗诰刚刚颁布，太上皇帝偶然感到身体不适，不能亲自参加丧礼。陛下以嫡孙继承帝位，那么承受丧祭重任的嫡孙所应服的丧礼已著明在礼律中，所以应该遵循孝宗皇帝已经实行的方法。一时仓促行事，来不及详细讨论，于是用了漆纱浅黄色的衣服，不仅仅对上违背礼仪规定，而且使孝宗皇帝已经实行的丧礼全都重新丧失，我暗暗为此感到痛心。然而已往的过失来不及追改了，只有将来孝宗皇帝灵柩启行时，丧礼应当重新沿用初丧时的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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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奉孝宗神位入宗庙，讨论宗庙更迭毁弃的制度，孙逢吉、曾三复首先要求并祀僖、宣二祖、把太祖神位安置在太庙第一室，合祭祖先时就把太祖神位放在太庙正东向的位置。皇帝降旨让大家讨论：僖祖、顺祖、翼祖、宣祖四位祖先的神主牌位，应该有所归附。自从太祖皇帝首先尊崇这四位祖先的神位，治平年间，有人提议因为年代逐渐遥远，请求把僖祖神主牌位搬迁到夹室去。后来王安石等人上奏认为，僖祖已有了神庙，与稷、契没有什么不一样，请求恢复它的原来位置。当时宰相赵汝愚对于恢复祭祀僖祖很不以为然，皇帝的侍从大多支持赵汝愚的意见。吏部尚书郑侨想姑且远祀宣祖而把孝宗神位放进宗庙进行祭祀。朱熹认为把宣祖神位藏在夹室，就是把祖宗的神主牌位藏在子孙宗庙的夹室，神宗重新奉祀宣祖为始祖，已是得到正礼，合乎人心，这就是所谓有祭之后而不敢废弃不祭吧。朱熹又撰写《庙制》一文参加辩论，认为世间万物岂有无本而生长的。朝廷没有传达给皇帝，马上就撤毁了禧祖，宣祖在太庙中的庙室，另外建庙来奉祀四位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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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宁宗被立为皇帝，韩侂胄自认为有主谋尊立的功劳，在朝中当权。朱熹担心他会危害国政，几次上奏说到这件事，并约吏部侍郎彭龟年共同上奏抨击韩侂胄。恰逢彭龟年出朝护送外国使臣，朱熹就一人上疏指出皇帝左右大臣窃取权柄的危害，在讲席上再次申明这个观点。宁宗御批写道：“我怜恤你年岁已高，恐怕难以站着给我讲课，已授给你宫观官的职务了。”赵汝愚从衣袖中取出批复交还给宁宗，一面讲谏一面叩拜。内侍王德谦把皇帝的批文直接交给朱熹，台谏官争相要求留下朱熹，宁宗没有同意。楼钥、陈傅良随后把写在黄纸上的朱熹任命状封还给宁宗，修注官刘光祖、邓驲密封的奉章交替呈上。朱熹离开朝廷时，被任命为宝文阁待制，并给他一个州郡职务，朱熹推辞了。不久朝廷任命他知江陵府，朱熹又推辞了，并仍然请求朝廷免除他的新旧职务，宁宗下诏朱熹依旧担任焕章阁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庆元元年初，赵汝愚已经当宰相，收罗招徕全国各地的知名人士，朝廷内外殷切盼望朝政得到治理，唯独朱熹因恐惧韩侂胄当权而忧虑。既多次对宁宗说这件事，又几次写信给赵汝愚，认为应当用厚厚的赏赐来酬谢韩侂胄尊立宁宗的功劳，不要让他来参与朝政，信中有“防微杜渐，谨慎小心不可疏忽”的话。赵汝遇正认为韩侂胄容易制服，对朱熹的话没有在意。到了这时，赵汝愚也因被诬陷遭到驱逐，而朝廷大权归于韩侂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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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开始以议论宗庙制度失误而自认为有罪，宁宗不允许，朱熹以有病再次要求去职退休，宁宗下诏说：“辞职谢事，不是我优待贤才的心意，你还是担任原先的秘阁修撰。”庆元二年，沈继祖任监察御史，诬告朱熹十大罪状，皇帝下诏落去朱熹秘阁修撰之职并罢免他提举南京鸿庆宫，朱熹的学生蔡元定也被送到道州监管居住。庆元四年，朱熹以自己快满七十岁为理由，申请退休，庆元五年，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第二年朱熹逝世，终年七十一岁。朱熹病情危急时，他亲笔写下遗言嘱托儿子朱在和门人范念德、黄干，恳切地勉励他们努力学习并要他们修订自己的遗书。第二天，朱熹正坐把衣帽穿戴整齐，靠着枕头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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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考中进士以后的五十年中，在外面做官仅有九年，在朝中做官才四十天。他家中一向贫穷，少年时依靠父亲的朋友刘子翚，寄住在建州的崇安，后来迁居建阳的考亭，虽然经常穷得吃不上饭，却处之安然。学生中有从远方来求学的人，吃的是豆饭藜羹，朱熹都和他们共食。经常向别人借贷来维持家庭开支，然而不符合道义的钱就一文也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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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朱熹离开朝廷，韩侂胄的势力日益扩张。何澹任御史中丞，首先抨击所谓精通某一门学术的学问，是用欺骗世人的文章来沽名钓誉，请求辨别这种学问的真伪。刘德秀在长沙任官，没有受到张栻学生的礼遇，等到他任谏官，首先弹劾留正引进伪学的罪名。“伪学”这个名称，是从这时开始的。太常少卿胡籴说：“近年来伪学十分猖獗，他们的企图和行为越出常规，希望皇上告诉大臣，对他们暂且停止进拟告身。”于是皇帝召陈贾任兵部侍郎。没有多久，朱熹削去职务的命令也就颁布了。刘三杰说从前御史所弹劾的朱熹、赵汝愚、刘光祖、徐谊之徒，前些日子是伪党，这时又变而为逆党。当天就任命刘三杰为右正言。右谏议大夫姚愈又说道学与有权势的大臣结成死党，窥伺帝位。皇帝就命令直学士院高文虎起草诏书在全国公布，于是攻击伪学一天比一天急剧，选人余哲甚至上书朝廷要求把朱熹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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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时，士大夫中循规蹈矩、在儒学上稍有名声的人，没有地方可以容身。他们的学生，有独立见地不随波逐流的人，被屏弃埋没在田野；曲意逢迎、卑顺懦弱的人，改投靠其他老师，经过老师家门也不进去，甚至改变衣帽穿着，在闹市街区店铺中随意游玩，以此来区别自己不是伪党。然而朱熹给学生们讲学一天也没有停止，有人劝朱熹说明原因遣散学生，朱熹笑笑而没有回答。有一位籍田令名叫陈景思的人，是曾任过宰相的陈康伯的孙子，和韩侂胄有姻亲关系，劝韩侂胄不要做得太过分了，韩侂胄自己也渐渐后悔了。朱熹已经死了，将要下葬时，有人说：四面八方的伪学门生约定日期聚会，给伪学老师送葬，他们聚会的时候，不是越轨谈论当时人的长短，就是错误地议论当时政事的得失，希望命令地方官吏对这些人加以约束。皇帝同意了这个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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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泰初年，禁止道学的法令稍微放松了一些。嘉泰二年，皇帝下诏说：“朱熹已经退休，追任他为华文阁待制，给予他退休的恩泽待遇。”后来韩侂胄死了，宁宗下诏赐朱熹遗表恩惠，封谥为文。不久追赠朱熹为中大夫，特赠为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追赠为太师，追封朱熹为信国公，改封为徽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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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朱熹少年时，慷慨激昂有追求真理的志向。父亲朱松病危时，曾经嘱咐朱熹说：“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这三个人，学问有渊源，我一向敬畏他们，我就要死了，你去向他们学习，而且要完全听从他们的话。”这三个人，是指胡宪、刘勉之、刘子翚。因此朱熹的学问既是广泛地求索于儒家经典著作，又普遍结交当代的有识之士。延平李侗已经老了，曾经跟罗从彦学习，朱熹自同安回来，不远数百里，徒步前往李侗处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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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做学问，大都是深入研究事物的“理”而取得知识，反过来亲身实践所取得的知识，而是以身心收敛如有可畏的居敬工夫加强修养为主。朱熹曾经说古代圣贤道统的传授散播在典籍之中，由于对圣贤经书的宗旨不清楚，因而道统的传授也开始隐晦不显。于是他竭尽全部精力，钻研穷究圣贤经典的意旨和训导启迪。他所著的书有：《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辨证》《韩文考异》。他所编写的书有：《论孟集议》《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这些书都流传于世。朱熹死后，朝廷把他注释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作为学校的课本。他还有一部没有脱稿的《仪礼经传通解》，也作为学校的课本。朱熹一生写的文章共一百卷，他与学生的问答有八十卷，还有别录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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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宗绍定末年，秘书郎李心传要求把司马光、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七人列为从祀，没有得到答复。淳皊元年正月，理宗视察太学，亲自写诏书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以及朱熹从祀孔子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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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干说：“道的正统等待人而后得传，自从周朝以来，担当传道责任的不过几个人，然而能使道得到光大而显著的，仅一两个人而已。自孔子而后，曾子、子思在道统微弱之际继承了它，到了孟子才开始显著，自孟子以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在道统断绝的时候继承了它，到了朱熹时道统又开始显著了。”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有深远见地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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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儿子朱在，理宗绍定年间任吏部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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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文白对照精华版） 宋史卷四百七十二列传第二百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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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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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字元长，兴化仙游人。登熙宁三年进士第，调钱塘尉、舒州推官，累迁起居郎。使辽还，拜中书舍人。时弟卞已为舍人，故事，入官以先后为序，卞乞班京下。兄弟同掌书命，朝廷荣之。改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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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末，大臣议所立，京附蔡确，将害王珪以贪定策之功，不克。司马光秉政，复差役法，为期五日，同列病太迫，京独如约，悉改畿县雇役，无一违者。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台、谏言京挟邪坏法，出知成德军，改瀛州，徙成都。谏官范祖禹论京不可用，乃改江、淮、荆、浙发运使，又改知扬州。历郸、永兴军，迁龙图阁直学士，复知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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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圣初，入权户部尚书。章惇复变役法，置司讲议，久不决。京谓惇曰：“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两法，光、惇不同。十年间京再莅其事，成于反掌，两人相倚以济，识者有以见其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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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拜右丞，以京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修国史。文及甫狱起，命京穷治，京捕内侍张士良，令述陈衍事状，即以大逆不道论诛，并刘挚、梁焘劾之。衍死，二人亦贬死，皆锢其子孙。王岩叟、范祖禹、刘安世复远窜。京觊执政，曾布知枢密院，忌之，密言卞备位承辖，京不可以同升，但进承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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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即位，罢为端明、龙图两学士，知太原，皇太后命帝留京毕史事。逾数月，谏官陈瓘论其交通近侍，瓘坐斥，京亦出知江宁，颇怏怏，迁延不之官。御史陈次升、龚夬、陈师锡交论其恶，夺职，提举洞霄宫，居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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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贯以供奉官诣三吴访书画奇巧，留杭累月，京与游，不舍昼夜。凡所画屏幛、扇带之属，贯日以达禁中，且附语言论奏至帝所，由是帝属意京。又太学博士范致虚素与左街道录徐知常善，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殿，致虚深结之，道其平日趣向，谓非相京不足以有为。已而宫妾、宦官合为一词誉京，遂擢致虚右正言，起京知定州。崇宁元年，徙大名府。韩忠彦与曾布交恶，谋引京自助，复用为学士承旨。徽宗有意修熙、丰政事，起居舍人邓洵武党京，撰《爱莫助之图》以献，徽宗遂决意用京。忠彦罢，拜尚书左丞，俄代曾布为右仆射。制下之日，赐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顿首谢。愿尽死。二年正月，进左仆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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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为，而京阴托“绍述”之柄，钳制天子，用条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讲议司，自为提举，以其党吴居厚、王汉之十余人为僚属，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设施，皆由是出。用冯澥、钱遹之议，复废元祐皇后。罢科举法，令州县悉仿太学三舍考选，建辟雍外学于城南，以待四方之士。推方田于天下。榷江、淮七路茶，官自为市。尽更盐钞法，凡旧钞皆弗用，富商巨贾尝赍持数十万缗，一旦化为流丐，甚者至赴水及缢死。提点淮东刑狱章縡见而哀之，奏改法误民，京怒夺其官；因铸当十大钱，尽陷縡诸弟。御史沈畸等用治狱失意，羁削者六人。陈瓘子正汇以上书黥置海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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