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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二月，改任安武军节度使，兼任冀州管内观察使。刚到，即上书谈了四件事：其一说：“杨安儿贼党很快即可抓获，不足忧虑。今日的当务之急，仅仅在收拢人心而已。过去官军讨伐贼人，不分好与坏，一律诛杀铲除，抢劫他们的资产，掠夺他们的妇女，更加使百姓怀疑生畏，逃聚山林。今天应该明确地命令官吏，严为管束，不要让他们抢劫平民百姓。这样做了，百姓没有不安的心，奸人欺骗威胁的计谋无法推行，其势力便渐渐消亡了。”其二说：“自从兵火战乱之后，郡县的官吏豪强，大多能纠集仗义之徒，打击当地的盗贼，朝廷虽然授给了本处职任，不久便派人取代。旧官人们向来佩服，新官未必都有才干，紧迫需要之际，就会挑起事端败坏大事。自今郡县官吏有阙员，请令尚书省选择人员准备填补。那些旧官，能使百姓便利安定的应该就地加以任使，如果资历等第不够，令代行其职务，等到建有功劳就正式任命。差不多人尽其才，事情便容易办成。”其三说：“执掌兵权的军官敢于主动出战的十个之中没有一两个人，其中偶或有这样的人，即应当责成其以立功劳，不应当更授别的职务。”其四说：“山东的军用储备都是卖官爵所获得，等到有人拿着敕牒要求给官，选官们以等级有的不应当卖为理由往往驳退人家的要求。卖得不恰当，是官吏的罪责，对方有什么责任啊！况且海州、泰山重要之地，多数盗贼没有平息，田野无所收获，仓廪无所积蓄，一旦军粮供应不上，再想卖官爵，还有谁相信？”朝廷多采用他的建议。八月，召他为吏部尚书。九月，改任户部尚书。十二月，转为礼部尚书，兼同修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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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二月，行信为太子少保，兼任以前的职务，当时尚书省奏：“辽东宣抚副使完颜海奴说，参议官王浍曾说，本朝接续高辛，是黄帝的后代。过去，汉以陶唐为祖先，唐以老子为祖先，都为他们立庙。我朝到今天已经历一百来年，不为黄帝立庙，不有愧于汉、唐吗？”又说：“本朝最初兴起，旗帜崇尚红色，其为火德已很明白。根本大德的祭祀，空阙而不讲求，也不是礼经重视祭祀的意思。臣听王浍所讲如此，请求朝廷议论这件事。”下诏问官吏，行信奏说：“按照《始祖实录》仅仅说从高丽而来，没有听说出于高辛氏。今所据想立黄帝庙，黄帝是高辛的祖先，假如说接续他，应当为木德，今却说火德，又怎么讲呢？况且国立之初太祖有教诲，因为完颜部多崇尚白色，又取金的不变，于是以大金为国号，未曾议论过德运。近来章宗朝开始集百官臣僚议论它，而因为继宋火行之灭绝，定为土德，以此上告宗庙而又颁诏天下（使大家知道）。看王浍所说不过是放肆妄为的人罢了。”皇上同意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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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皇上将祭奠荐享太庙，下诏遵依世宗所行十六拜的礼仪。行信与礼官参与商定礼节，上奏说应该遵从四十四拜的礼仪，皇上赞赏采纳了，这些话载在《礼志》。祭奠完毕，赐给行信宝券二万贯、上好的丝织品十端，宣谕他说：“太庙拜的礼仪，我当初想依照世宗所施行的做，你呈进奏章，详备地叙述随室读祝祷之辞，特别在理。假如不是你说，我几乎就要犯错误，故特地用这些表彰赏赐，从今每件事更应该尽心。”这年十二月，行信因父亲去世，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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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定元年三月，服丧未满起而复任旧职，权参知政事。六月，正式拜任为参知政事。当时高琪为宰相，独揽大权任意行事，厌恶不阿附自己的人，有官职的士人动辄遭到刁难和凌辱，唯有行信屡次引用旧的仪制尽力抵制他的非为。恰逢宋兵侵扰边境，朝廷计议派使臣详加责问，高琪等以为这有失礼仪，行信独上疏说：“今天以派使臣为不应当，臣非常不解。议论者不过是说‘派使臣是先表示软弱，他们或者不通报，或者通报而不谦恭，则越加有失国体’。臣独认为不是这样。他们侥幸地钻我们的空隙，多次大肆侵略，守边之臣用兵打退了他们还要回来，我大国不用文辞责备而用兵敌御，这不是示弱吗？至于责问而不通报，通报而不谦恭，理亏自在对方，有什么损于我方的？过去大定初年，他们曾违反正理，世宗虽然派丞相乌者行省事于汴京，实际上命令元帅撒合辇事先已为文辞责问了他们，他们终于承认罪过。以后宋主夺取国书，朝廷又想用兵，丞相娄室独认为不可，等到刑部尚书梁肃奉命前往，不久亦屈服了。在章宗的时候，猖狂得最为厉害，仍然先事责问而后用兵。然而派遣使臣详问正是国家的历来做法，有什么失体的地方？况且国家的步履多有艰难，边疆的战事漫延长久，不考虑如何休戍止兵，民力将怎么样呢？臣是一介书生没什么高论，然而事当关键时刻，不敢不尽其愚虑，惟陛下明察。”皇上又令尚书省计议，高琪等奏：“行信所说固然是遵从旧制，然今日的事与过去不同。”下诏姑且等待一下。不久，高汝砺亦上奏说先派使臣不合适，议论终于停止，这话记在《高汝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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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监察御史大多被笞杖，于是行信上奏说：“大定年间，监察犯罪大都出资赎免，有的人甚至免去俸禄，犯罪严重的贬外降官罢了，间或有被笞杖的都是有所为才这样的。当时执政的程辉已曾当着皇帝的面谈论这样做不对，又有令旨，监察的职责主要是检举官吏的不法或罪恶，而偶或视罪恶为良循守法，并不是说凡是失于监察都这个样子。近些日子不问事情的大小，情节的轻重，一概笞杖，以为这是大定的先例，先朝的英明教诲，这就错了。”于是下诏尚书省改定监察罪名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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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馆撰修《章宗实录》，尚书省奏：“按照旧的规定，凡是修史，宰相和执政官都要参与。然而女真、汉人各有一员。崇庆年间中期，已经以参知政事梁兼修国史，又命翰林承旨张行简一同参与其事。这是因为行简家学传授，多有考据。现在修《章宗实录》，左丞高汝砺已充兼修官，应该令参知政事行信同修国史如行简之例。”皇帝制书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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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二月，调行信出为彰化军节度使，兼任泾州管内观察使，皇帝告诉他说：“当初，我因为朝中大臣多称道你的才干，于是令你参与决定机要的政务。而朝廷议论的时候，你往往不根据正道，胡乱的提出异议，这特别不符合作为宰相的道理。又听说近来尤其不以处理公务为意，难道是想求闲散之地的缘故吗？今天授你这个职务，你应该明白。”当初，内族合周回避敌人不打击，且撒谎说秘密地奉有朝廷旨意，囚禁于牢狱理当处死。不少皇族的人多上表直言请求从轻处刑，高琪以为自古犯法没有宣告免罪的，行信独说：“事情没有古今，但是合周一向忠孝，或者可以免罪。”又因为行信的族弟行贞居住在山东，接受了红袄贼的非法任命，枢密院得到宋人的文书，有牵扯到行信的事，所以让他到地方上做官。他的儿子张莒，当时为尚书省令史，亦命令另外授予别的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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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行信说：“如今之法，官员论罪，大多采取笞杖。伏见大定间世宗的诏令，职官犯有故意违抗圣旨的罪，徒刑的年数、杖数都可按着所受笞杖数施行笞杖。然而以后三十多年，官吏论罪，未曾引用过这条诏令，大概并不是长久为例的事，请求详细审定它。”行信既已出京外任，皇上把他的奏章交给尚书省。到这时，宰臣奏：“从今违抗上奏条款的有关命令及各种条格，当犯有违抗令旨罪的人，其徒刑年数、杖数出资论赎就可以了。特别奉领诏旨而又违抗者，遵依大定为例。”皇帝下制说：“可以”。行信离开朝廷不久，皇上曾对宰臣们说：“自张行信降官出京外任以后，你们就不说话了，这非常不对。行信的事，你们都知道，难道是以说话的缘故吗？自今应当各尽其言，不要再畏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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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信刚到泾州，马上上书说：“马是甲兵的根本，方今军旅之事并未停息，马政不可迟缓啊。臣自从到了泾州，听说陕右有钱的人多从河州购买，转输入内地，获利大概有一百倍。等见到省差买马官平凉府判官乌古论桓端买于洮州，用银一百铤几乎得到马一千匹，说生羌木波各部落的土著人户畜牧的特别多。大概以前所派遣的买马官或者压低价钱，或者仗势抢夺，于是失去了和好，而且常常忧患银钱少，所以不能够多得马匹。又听说蕃属各地今年秋天减收，卖马得到银钱立即用来换粮食。冬、春之交必然难于得食，马价特别低。希望命令有关官吏运银和粮食到洮、河等州，选择委派了解蕃情、通达时变如桓端那样的人来做交易。倘若舍得一万两银子，可以得到一千匹好马，机会不可失，请朝廷抓紧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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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近来沿边战士有功，朝廷派遣使臣宣告皇上的旨意，赐给官赏，没有不感戴皇上大恩，愿意献出拼死力量的，这真是深得激励劝勉的方法啊。然而赠送给使者的或是马或是金，习以为常，臣有所不明白。大定年间，曾经立过送宣礼，自五品官以上各有一定的数目，后来竟然停止罢废。何况现今的时务与过去不同，而六品以下甚至到调迁为有名无实的散官，也不免要赠献，有人不能罢办，则收取所管部下的钱财以应酬，甚至有因此而得罪的人。那些军士效死立功，仅仅蒙受恩赏，而反因为要赠献使者而苦恼，这难道是朝廷的意思吗？希望命令官吏依照大定的先例，参考以时务，明确彼此平等，使取和予者有一定限度，不伤大体，则上下两相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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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近来听说保举县令，特别增加他们的薪俸，这是朝廷为了百姓的好意。然而自关而西，还未有到任的人，远方的百姓不能没有埋怨，难道推举的人仍然少，而有所不足吗？希望下诏朝廷内外的职事官，更加广为选举，以补其阙额，使天下都能够受到它的恩赐。况且丞、簿、尉也都是亲民官，而独不增加薪俸，他们既不足以自给，怎么能禁止他们侵民牟利呢？有人说国家用度正不足，不应该虚费，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增加官吏的俸禄，本来是使他们不侵扰百姓，百姓安静则国家平定，难道是虚费！真能够裁减多余的食客，不养活没用的人，又何以担心不足。现在一个军卒服役，全家都由国家供给，军卒已死，就供给他的子弟，这是为感动取悦士卒的心，为国家尽力罢了。至于没有男子丁壮而他的妻女仍然国家供给，这又怎么说呢？自从皇帝巡视南方，抚恤赡养已好几年，张着腮帮子等待喂养，就困乏了农民。国家的粮食储备常常忧患不足，反而还要长久地养着这些老幼数千万口人，多余的食客、白白地费用，正在这里啊。如果立即罢免这些供给，恐他们失去所依靠，应该限定以岁月，使自己为生计，到期而罢免，他们还有什么说的呢？”皇上多所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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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光元年正月，调迁为保大军节度使，兼任鄜州管内观察使。二月，改为静难军节度使，兼任邠州管内观察使。不久，退休。哀宗即位，征召起用旧人，起用行信为尚书左丞，谈论事情稍微不如从前，人们对他的期望大为减小。不久又退休家居，惟以抄书、教育子孙为事。他在汴京城东修建园池，筑亭子号称“静隐”，常常与侯挚一辈人游览咏诵其间。正大八年二月乙丑，死于嵩山崇福宫，享年六十九岁，初游嵩山，曾说：“我想主持这座山。”果然死于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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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信为人纯正直率，不做修饰，虽然两次登上宰相之位，几乎像没有官的样子。遇到事情总是发表意见，无所畏惧和回避，每次在皇帝面前奏事，旁人为他担心的脸色都变了，行信却处之坦然。到去世那天，虽然过去特别妒忌他的人，也说：“正人死了。”初到汴京，父亲张暐以御史大夫退休仍然健康，哥哥行简为翰林学士承旨，行信为礼部尚书，诸子侄多有考中当官的，（这样的家庭）当世未曾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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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文白对照精华版） [:170722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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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文白对照精华版） 金史卷一百十列传第四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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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文白对照精华版） [:170722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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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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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翼字之美，其先赞皇檀山人，六代祖忠客平定之乐平县，遂家焉。会祖青、祖郁、考恒皆赠官于朝。云翼天资颖悟，初学语辄画地作字，日诵数千言。登明昌五年进士第一，词赋亦中乙科，特授承务郎、应奉翰林文字。承安四年，出为陕西东路兵马都总管判官。泰和元年，召为太学博士，迁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七年，签上京、东京等路按察司事，因召见，章宗咨以当世之务，称旨。大安元年，翰林承旨张行简荐其材，且精术数，召授提点司天台，兼翰林修撰，俄兼礼部郎中。崇庆元年，以病归。贞祐二年，有司上官簿，宣宗阅之，记其姓名，起授前职，兼吏部郎中。三年，转礼部侍郎，兼提点司天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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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大元及西夏兵入鄜延，潼关失守，朝议以兵部尚书蒲察阿里不孙为副元帅以御之。云翼言其人言浮于实，必误大事。不听，后果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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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定元年六月，迁翰林侍讲学士，兼修国史，知集贤院事，兼前职，诏曰：“官制入三品者例外除，以卿遇事敢言，议论忠谠，故特留之。”时右丞相高琪当国，人有请榷油者，高琪主之甚力，诏集百官议，户部尚书高夔等二十六人同声曰：“可。”云翼独与赵秉文、时戬等数人以为不可，议遂格。高琪后以事谴之，云翼不恤也。二年，拜礼部尚书，兼职如故。三年，筑京师子城，役兵民数万，夏秋之交病者相籍，云翼提举医药，躬自调护，多所全济。四年，改吏部尚书。凡军兴以来，入粟补官及以战功迁授者，事定之后，有司苛为程式，或小有不合辄罢去，云翼奏曰：“赏罚国之大信，此辈宜从宽录，以劝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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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九月，上召云翼及户部尚书羲、翰林学士秉文于内殿，皆赐坐，问以讲和之策，或以力战为言，上俯首不乐，云翼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说解之，且曰：“今日奚计哉，使生灵息肩，则社稷之福也。”上色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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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改御史中丞。宗室承立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事于京兆，大臣言其不法，诏云翼就鞫之，狱成，廷奏曰：“承立所坐皆细事，不足问。向大兵掠平凉以西，数州皆破，承立坐拥强兵，瞻望不进。鄜延帅臣完颜合达以孤城当兵冲，屡立战绩。其功如此，而承立之罪如彼，愿陛下明其功罪以诛赏之，则天下知所劝惩矣。自余小失，何足追究。”承立由是免官，合达遂掌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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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宗即位，首命云翼摄太常卿，寻拜翰林学士。正大二年二月，复为礼部尚书，兼侍读。诏集百官议省费，云翼曰：“省费事小，户部司农足以办之。枢密专制军政，蔑视尚书。尚书出政之地，政无大小皆当总领。今军旅大事，社稷系焉，宰相乃不得预闻，欲使利病两不相蔽得乎？”上嘉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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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设益政院，云翼为选首，每召见赐坐而不名。时讲《尚书》，云翼为言帝王之学不必如经生分章析句，但知为国大纲足矣。因举“任贤”“去邪”、“与治同道”“与乱同事”、“有言逆于汝心”“有言逊于汝志”等数条，一皆本于正心诚意，敷绎详明。上听忘倦。寻进《龟鉴万年录》《圣学》《圣孝》之类凡二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