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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二月,改任安武军节度使,兼任冀州管内观察使。刚到,即上书谈了四件事:其一说:“杨安儿贼党很快即可抓获,不足忧虑。今日的当务之急,仅仅在收拢人心而已。过去官军讨伐贼人,不分好与坏,一律诛杀铲除,抢劫他们的资产,掠夺他们的妇女,更加使百姓怀疑生畏,逃聚山林。今天应该明确地命令官吏,严为管束,不要让他们抢劫平民百姓。这样做了,百姓没有不安的心,奸人欺骗威胁的计谋无法推行,其势力便渐渐消亡了。”其二说:“自从兵火战乱之后,郡县的官吏豪强,大多能纠集仗义之徒,打击当地的盗贼,朝廷虽然授给了本处职任,不久便派人取代。旧官人们向来佩服,新官未必都有才干,紧迫需要之际,就会挑起事端败坏大事。自今郡县官吏有阙员,请令尚书省选择人员准备填补。那些旧官,能使百姓便利安定的应该就地加以任使,如果资历等第不够,令代行其职务,等到建有功劳就正式任命。差不多人尽其才,事情便容易办成。”其三说:“执掌兵权的军官敢于主动出战的十个之中没有一两个人,其中偶或有这样的人,即应当责成其以立功劳,不应当更授别的职务。”其四说:“山东的军用储备都是卖官爵所获得,等到有人拿着敕牒要求给官,选官们以等级有的不应当卖为理由往往驳退人家的要求。卖得不恰当,是官吏的罪责,对方有什么责任啊!况且海州、泰山重要之地,多数盗贼没有平息,田野无所收获,仓廪无所积蓄,一旦军粮供应不上,再想卖官爵,还有谁相信?”朝廷多采用他的建议。八月,召他为吏部尚书。九月,改任户部尚书。十二月,转为礼部尚书,兼同修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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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二月,行信为太子少保,兼任以前的职务,当时尚书省奏:“辽东宣抚副使完颜海奴说,参议官王浍曾说,本朝接续高辛,是黄帝的后代。过去,汉以陶唐为祖先,唐以老子为祖先,都为他们立庙。我朝到今天已经历一百来年,不为黄帝立庙,不有愧于汉、唐吗?”又说:“本朝最初兴起,旗帜崇尚红色,其为火德已很明白。根本大德的祭祀,空阙而不讲求,也不是礼经重视祭祀的意思。臣听王浍所讲如此,请求朝廷议论这件事。”下诏问官吏,行信奏说:“按照《始祖实录》仅仅说从高丽而来,没有听说出于高辛氏。今所据想立黄帝庙,黄帝是高辛的祖先,假如说接续他,应当为木德,今却说火德,又怎么讲呢?况且国立之初太祖有教诲,因为完颜部多崇尚白色,又取金的不变,于是以大金为国号,未曾议论过德运。近来章宗朝开始集百官臣僚议论它,而因为继宋火行之灭绝,定为土德,以此上告宗庙而又颁诏天下(使大家知道)。看王浍所说不过是放肆妄为的人罢了。”皇上同意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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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皇上将祭奠荐享太庙,下诏遵依世宗所行十六拜的礼仪。行信与礼官参与商定礼节,上奏说应该遵从四十四拜的礼仪,皇上赞赏采纳了,这些话载在《礼志》。祭奠完毕,赐给行信宝券二万贯、上好的丝织品十端,宣谕他说:“太庙拜的礼仪,我当初想依照世宗所施行的做,你呈进奏章,详备地叙述随室读祝祷之辞,特别在理。假如不是你说,我几乎就要犯错误,故特地用这些表彰赏赐,从今每件事更应该尽心。”这年十二月,行信因父亲去世,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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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定元年三月,服丧未满起而复任旧职,权参知政事。六月,正式拜任为参知政事。当时高琪为宰相,独揽大权任意行事,厌恶不阿附自己的人,有官职的士人动辄遭到刁难和凌辱,唯有行信屡次引用旧的仪制尽力抵制他的非为。恰逢宋兵侵扰边境,朝廷计议派使臣详加责问,高琪等以为这有失礼仪,行信独上疏说:“今天以派使臣为不应当,臣非常不解。议论者不过是说‘派使臣是先表示软弱,他们或者不通报,或者通报而不谦恭,则越加有失国体’。臣独认为不是这样。他们侥幸地钻我们的空隙,多次大肆侵略,守边之臣用兵打退了他们还要回来,我大国不用文辞责备而用兵敌御,这不是示弱吗?至于责问而不通报,通报而不谦恭,理亏自在对方,有什么损于我方的?过去大定初年,他们曾违反正理,世宗虽然派丞相乌者行省事于汴京,实际上命令元帅撒合辇事先已为文辞责问了他们,他们终于承认罪过。以后宋主夺取国书,朝廷又想用兵,丞相娄室独认为不可,等到刑部尚书梁肃奉命前往,不久亦屈服了。在章宗的时候,猖狂得最为厉害,仍然先事责问而后用兵。然而派遣使臣详问正是国家的历来做法,有什么失体的地方?况且国家的步履多有艰难,边疆的战事漫延长久,不考虑如何休戍止兵,民力将怎么样呢?臣是一介书生没什么高论,然而事当关键时刻,不敢不尽其愚虑,惟陛下明察。”皇上又令尚书省计议,高琪等奏:“行信所说固然是遵从旧制,然今日的事与过去不同。”下诏姑且等待一下。不久,高汝砺亦上奏说先派使臣不合适,议论终于停止,这话记在《高汝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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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监察御史大多被笞杖,于是行信上奏说:“大定年间,监察犯罪大都出资赎免,有的人甚至免去俸禄,犯罪严重的贬外降官罢了,间或有被笞杖的都是有所为才这样的。当时执政的程辉已曾当着皇帝的面谈论这样做不对,又有令旨,监察的职责主要是检举官吏的不法或罪恶,而偶或视罪恶为良循守法,并不是说凡是失于监察都这个样子。近些日子不问事情的大小,情节的轻重,一概笞杖,以为这是大定的先例,先朝的英明教诲,这就错了。”于是下诏尚书省改定监察罪名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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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馆撰修《章宗实录》,尚书省奏:“按照旧的规定,凡是修史,宰相和执政官都要参与。然而女真、汉人各有一员。崇庆年间中期,已经以参知政事梁兼修国史,又命翰林承旨张行简一同参与其事。这是因为行简家学传授,多有考据。现在修《章宗实录》,左丞高汝砺已充兼修官,应该令参知政事行信同修国史如行简之例。”皇帝制书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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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二月,调行信出为彰化军节度使,兼任泾州管内观察使,皇帝告诉他说:“当初,我因为朝中大臣多称道你的才干,于是令你参与决定机要的政务。而朝廷议论的时候,你往往不根据正道,胡乱的提出异议,这特别不符合作为宰相的道理。又听说近来尤其不以处理公务为意,难道是想求闲散之地的缘故吗?今天授你这个职务,你应该明白。”当初,内族合周回避敌人不打击,且撒谎说秘密地奉有朝廷旨意,囚禁于牢狱理当处死。不少皇族的人多上表直言请求从轻处刑,高琪以为自古犯法没有宣告免罪的,行信独说:“事情没有古今,但是合周一向忠孝,或者可以免罪。”又因为行信的族弟行贞居住在山东,接受了红袄贼的非法任命,枢密院得到宋人的文书,有牵扯到行信的事,所以让他到地方上做官。他的儿子张莒,当时为尚书省令史,亦命令另外授予别的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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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行信说:“如今之法,官员论罪,大多采取笞杖。伏见大定间世宗的诏令,职官犯有故意违抗圣旨的罪,徒刑的年数、杖数都可按着所受笞杖数施行笞杖。然而以后三十多年,官吏论罪,未曾引用过这条诏令,大概并不是长久为例的事,请求详细审定它。”行信既已出京外任,皇上把他的奏章交给尚书省。到这时,宰臣奏:“从今违抗上奏条款的有关命令及各种条格,当犯有违抗令旨罪的人,其徒刑年数、杖数出资论赎就可以了。特别奉领诏旨而又违抗者,遵依大定为例。”皇帝下制说:“可以”。行信离开朝廷不久,皇上曾对宰臣们说:“自张行信降官出京外任以后,你们就不说话了,这非常不对。行信的事,你们都知道,难道是以说话的缘故吗?自今应当各尽其言,不要再畏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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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信刚到泾州,马上上书说:“马是甲兵的根本,方今军旅之事并未停息,马政不可迟缓啊。臣自从到了泾州,听说陕右有钱的人多从河州购买,转输入内地,获利大概有一百倍。等见到省差买马官平凉府判官乌古论桓端买于洮州,用银一百铤几乎得到马一千匹,说生羌木波各部落的土著人户畜牧的特别多。大概以前所派遣的买马官或者压低价钱,或者仗势抢夺,于是失去了和好,而且常常忧患银钱少,所以不能够多得马匹。又听说蕃属各地今年秋天减收,卖马得到银钱立即用来换粮食。冬、春之交必然难于得食,马价特别低。希望命令有关官吏运银和粮食到洮、河等州,选择委派了解蕃情、通达时变如桓端那样的人来做交易。倘若舍得一万两银子,可以得到一千匹好马,机会不可失,请朝廷抓紧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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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近来沿边战士有功,朝廷派遣使臣宣告皇上的旨意,赐给官赏,没有不感戴皇上大恩,愿意献出拼死力量的,这真是深得激励劝勉的方法啊。然而赠送给使者的或是马或是金,习以为常,臣有所不明白。大定年间,曾经立过送宣礼,自五品官以上各有一定的数目,后来竟然停止罢废。何况现今的时务与过去不同,而六品以下甚至到调迁为有名无实的散官,也不免要赠献,有人不能罢办,则收取所管部下的钱财以应酬,甚至有因此而得罪的人。那些军士效死立功,仅仅蒙受恩赏,而反因为要赠献使者而苦恼,这难道是朝廷的意思吗?希望命令官吏依照大定的先例,参考以时务,明确彼此平等,使取和予者有一定限度,不伤大体,则上下两相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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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近来听说保举县令,特别增加他们的薪俸,这是朝廷为了百姓的好意。然而自关而西,还未有到任的人,远方的百姓不能没有埋怨,难道推举的人仍然少,而有所不足吗?希望下诏朝廷内外的职事官,更加广为选举,以补其阙额,使天下都能够受到它的恩赐。况且丞、簿、尉也都是亲民官,而独不增加薪俸,他们既不足以自给,怎么能禁止他们侵民牟利呢?有人说国家用度正不足,不应该虚费,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增加官吏的俸禄,本来是使他们不侵扰百姓,百姓安静则国家平定,难道是虚费!真能够裁减多余的食客,不养活没用的人,又何以担心不足。现在一个军卒服役,全家都由国家供给,军卒已死,就供给他的子弟,这是为感动取悦士卒的心,为国家尽力罢了。至于没有男子丁壮而他的妻女仍然国家供给,这又怎么说呢?自从皇帝巡视南方,抚恤赡养已好几年,张着腮帮子等待喂养,就困乏了农民。国家的粮食储备常常忧患不足,反而还要长久地养着这些老幼数千万口人,多余的食客、白白地费用,正在这里啊。如果立即罢免这些供给,恐他们失去所依靠,应该限定以岁月,使自己为生计,到期而罢免,他们还有什么说的呢?”皇上多所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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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光元年正月,调迁为保大军节度使,兼任鄜州管内观察使。二月,改为静难军节度使,兼任邠州管内观察使。不久,退休。哀宗即位,征召起用旧人,起用行信为尚书左丞,谈论事情稍微不如从前,人们对他的期望大为减小。不久又退休家居,惟以抄书、教育子孙为事。他在汴京城东修建园池,筑亭子号称“静隐”,常常与侯挚一辈人游览咏诵其间。正大八年二月乙丑,死于嵩山崇福宫,享年六十九岁,初游嵩山,曾说:“我想主持这座山。”果然死于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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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信为人纯正直率,不做修饰,虽然两次登上宰相之位,几乎像没有官的样子。遇到事情总是发表意见,无所畏惧和回避,每次在皇帝面前奏事,旁人为他担心的脸色都变了,行信却处之坦然。到去世那天,虽然过去特别妒忌他的人,也说:“正人死了。”初到汴京,父亲张暐以御史大夫退休仍然健康,哥哥行简为翰林学士承旨,行信为礼部尚书,诸子侄多有考中当官的,(这样的家庭)当世未曾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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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文白对照精华版) 金史卷一百十列传第四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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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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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翼字之美,其先赞皇檀山人,六代祖忠客平定之乐平县,遂家焉。会祖青、祖郁、考恒皆赠官于朝。云翼天资颖悟,初学语辄画地作字,日诵数千言。登明昌五年进士第一,词赋亦中乙科,特授承务郎、应奉翰林文字。承安四年,出为陕西东路兵马都总管判官。泰和元年,召为太学博士,迁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七年,签上京、东京等路按察司事,因召见,章宗咨以当世之务,称旨。大安元年,翰林承旨张行简荐其材,且精术数,召授提点司天台,兼翰林修撰,俄兼礼部郎中。崇庆元年,以病归。贞祐二年,有司上官簿,宣宗阅之,记其姓名,起授前职,兼吏部郎中。三年,转礼部侍郎,兼提点司天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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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大元及西夏兵入鄜延,潼关失守,朝议以兵部尚书蒲察阿里不孙为副元帅以御之。云翼言其人言浮于实,必误大事。不听,后果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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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定元年六月,迁翰林侍讲学士,兼修国史,知集贤院事,兼前职,诏曰:“官制入三品者例外除,以卿遇事敢言,议论忠谠,故特留之。”时右丞相高琪当国,人有请榷油者,高琪主之甚力,诏集百官议,户部尚书高夔等二十六人同声曰:“可。”云翼独与赵秉文、时戬等数人以为不可,议遂格。高琪后以事谴之,云翼不恤也。二年,拜礼部尚书,兼职如故。三年,筑京师子城,役兵民数万,夏秋之交病者相籍,云翼提举医药,躬自调护,多所全济。四年,改吏部尚书。凡军兴以来,入粟补官及以战功迁授者,事定之后,有司苛为程式,或小有不合辄罢去,云翼奏曰:“赏罚国之大信,此辈宜从宽录,以劝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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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九月,上召云翼及户部尚书羲、翰林学士秉文于内殿,皆赐坐,问以讲和之策,或以力战为言,上俯首不乐,云翼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说解之,且曰:“今日奚计哉,使生灵息肩,则社稷之福也。”上色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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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改御史中丞。宗室承立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事于京兆,大臣言其不法,诏云翼就鞫之,狱成,廷奏曰:“承立所坐皆细事,不足问。向大兵掠平凉以西,数州皆破,承立坐拥强兵,瞻望不进。鄜延帅臣完颜合达以孤城当兵冲,屡立战绩。其功如此,而承立之罪如彼,愿陛下明其功罪以诛赏之,则天下知所劝惩矣。自余小失,何足追究。”承立由是免官,合达遂掌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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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宗即位,首命云翼摄太常卿,寻拜翰林学士。正大二年二月,复为礼部尚书,兼侍读。诏集百官议省费,云翼曰:“省费事小,户部司农足以办之。枢密专制军政,蔑视尚书。尚书出政之地,政无大小皆当总领。今军旅大事,社稷系焉,宰相乃不得预闻,欲使利病两不相蔽得乎?”上嘉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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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设益政院,云翼为选首,每召见赐坐而不名。时讲《尚书》,云翼为言帝王之学不必如经生分章析句,但知为国大纲足矣。因举“任贤”“去邪”、“与治同道”“与乱同事”、“有言逆于汝心”“有言逊于汝志”等数条,一皆本于正心诚意,敷绎详明。上听忘倦。寻进《龟鉴万年录》《圣学》《圣孝》之类凡二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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