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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二十三年，行御史台侍御史程巨夫遵奉世祖忽必烈的命令，到江南搜寻隐士，找到孟頫，便让他去晋谒皇帝。他才气逼人，神采焕发，如同神仙中人一样，世祖看到他很高兴，便让他坐在中书右丞叶李位置之上。有人说孟頫是宋朝皇族的后代，不宜接近皇帝，世祖不听这种意见。这时刚要建立尚书省，便命他起草为此事颁布天下的诏旨，写成以后，忽必烈看过，高兴地说：“把我心中想说的话都写出来了。”皇帝下令百官会集在刑部讨论法律，许多人主张赃款达中统钞二百贯的就处以死罚，孟頫说：“刚开始制造纸币时，以白银为本，纸钞是虚的，白银是实的，虚实互相权衡。现在已过了二十余年，纸钞贬值，和起初相差几十倍，因此将中统钞改为至元钞。再过二十年，至元钞又会像中统钞一样贬值。百姓按照纸钞的票面值抵罪，似乎太重。古代以米和绢是百姓生活所必须，称之为二实；银、钱与米、绢相权衡，称之为二虚。四者的价值虽然有升有降，但相去不会太远，用绢来计算受赃的数额，最为恰当。而且，纸钞是宋朝开始有的，只在边界州郡应用，金朝沿袭这一办法加以使用，都出于不得已。如果用钞来计算决定是否定死罪，似乎不足取。”有人认为孟頫年轻，刚从南方来，便敢于攻击国法不恰当，心里很不高兴，责备他说：“现在朝廷推行至元钞，因而犯法的人要以至元钞来计赃论罪，你以为不对，难道是想破坏至元钞的发行吗？”孟頫说：“法律关系到人的性命，讨论时对判罪轻重的看法不一致，会影响到死罪的判决。我遵奉皇帝的诏令参加讨论，不敢不说。现在中统钞贬值，因而改为至元钞，如果说至元钞永远不会贬值，哪有这样的道理。您不按道理来度量，却以势压人，行吗！”那个人面有愧色。皇帝本想重用孟頫，但讨论时有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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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年六月，授他以兵部郎中之职。兵部总管天下的驿站，此时驿站供应往来使臣们的饮食所花费用，几乎比初建时多出几十倍，官吏们无法供应，便强行向百姓索取，百姓难以忍受这种骚扰。孟頫便向中书省请示，给各驿站增加饮食用钞。至元钞的发行遭到困难，皇帝下令派尚书刘宣和孟頫一起乘坐驿站的交通工具到江南，责问行省丞相不认真执行有关法令的罪过，凡是行省左右司的官员和各路的官员，可以不用上报直接行施笞刑。他接到命令前往，到回来时，没有鞭笞过一人，丞相桑哥大加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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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有一个叫王虎臣的人说平江路总管赵全不按法令行事，皇帝便命王虎臣前去调查，叶李上奏说不应该派虎臣去，皇帝不听。孟頫进言说：“赵全的问题是应该查问的，但是虎臣过去曾在那个地方做官，强迫收买他人的许多土地，而且纵容自己的宾客做坏事，赵全好几次与他发生争论，虎臣怨恨他。现在派虎臣前去，他将会陷害赵全，事情即使弄清楚了，人们也不能没有怀疑。”皇帝明白了，于是便派遣他人为使。桑哥在晨钟初鸣时便坐在尚书省中，六部的官员有后到的，便用笞刑，孟頫有一次晚到，断事官立即带他去接受笞刑，他进入尚书省大堂中申诉，向右丞叶李说：“古代大夫不用刑，这是为了培养他们的廉耻观念，教育他们重视节操与义行，而且侮辱士大夫，实际上就是侮辱朝廷。”桑哥立即安慰孟頫，让他回去，从此以后，只对六部以下的吏员施用。以后有一天，他经过皇城的东墙外，道路险狭，马掉进河中。桑哥听说此事，向皇帝报告了，于是将皇城城墙向西移二丈多。皇帝听说孟頫一贯清贫，赐给他钞五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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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年，改任集贤直学士。这一年发生地震，北京特别厉害，地面下陷，有黑沙水从地下涌出，百姓死伤达几十万，皇帝深深感到忧虑。这时皇帝在名叫龙虎台的地方，派遣阿剌浑撒里骑马回到都城，将集贤院和翰林国史院的官员们召集在一起，询问发生地震灾害的原因。参与讨论的人害怕桑哥的权势，都是引用儒家经典以及五行灾异的言论，空泛地提出要修人事、应天变，没有人敢于联系现实政治。在此之前，桑哥派遣忻都和王济等人清查核算天下的钱粮，已经征收入库几百万，没有征收的还有几千万，这件事对百姓造成的损害特别厉害，弄得民不聊生，自杀的人接连不断，凡是逃到山林之中的，就发兵追捕，没有人敢于反对此事。孟頫与阿剌浑撒里关系不错，劝他向皇帝建议大赦天下，将征收的钱粮全部免除，这样一来可能天灾可以消除。阿剌浑撒里回去按赵孟頫的意见向皇帝作了报告，皇帝同意。诏书的草稿已经拟出，桑哥大怒，认为这不是皇帝的意思。孟頫说：“凡是没有征到的钱粮，有关的人死的死了逃的逃了，从哪里去征取！如果不是现在加以除免，将来提意见的人将缺少几千万钱粮归罪于尚书省，这对丞相您不是很大的负担吗！”桑哥恍然大悟，百姓因此得以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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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曾询问叶李、留梦炎两人谁好谁坏。孟頫回答说：“梦炎是我父亲的朋友，他为人忠厚自重，真诚而自信，多有计谋而能做出决断，具备做大臣的条件。叶李读过的书，我都读过，他所知道的和他能做的事，我都知道也能做。”皇帝说：“你以为梦炎比叶李强吗？梦炎在宋朝做过状元，官至丞相，但当贾似道损害国家利益欺骗君上时，梦炎曲意逢迎讨好于他。叶李是个平民，却能拜伏于宫殿前向皇帝上书，这样看来，叶李比梦炎好。你因为梦炎是父亲的朋友，不敢责问他的错误，可以做诗来讽刺他。”孟頫做的诗中有“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之句，得到皇帝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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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頫退出以后对奉御彻里说：“皇帝评论贾似道损害国家利益，责备留梦炎曲意逢迎不说话，现在桑哥的罪过比贾似道还重，我等都不说话，将来如何能推卸责任。但我是疏远之臣，说话不会被接受，在侍从中读书懂道理，慷慨而有大节，又得到皇帝信任的，没有人能超过您。敢于不顾自己性命为天下百姓除贼，这是仁人君子做的事。您应以此自勉。”彻里来到皇帝面前，历举桑哥的种种罪恶，皇帝发怒，命令卫士打他的脸，口中和鼻子都出血，狼狈地躺在地上。过了一会儿，又叫过来询问，彻里仍坚持原来的看法。这时大臣亦有接着谈这件事的，皇帝因此就审查并杀死桑哥，撤销尚书省，不少大臣都因有罪罢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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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准备让孟頫参与处理中书省的政事，他坚决推辞，有圣旨通知他可以随时出入宫门，不受阻拦。每次进见，皇帝都与他不慌不忙地讨论治国之道，他的意见对皇帝很有启发。皇帝问：“你是赵太祖的后代，还是太宗的后人呢？”孟頫回答说：“臣是太祖的十一世孙。”皇帝说：“太祖做的事，你知道吗？”他说不知道。皇帝说：“太祖做的事，有很多可取之处，我都知道。”孟頫自己考虑，在皇帝身边太久，一定为人猜忌，便坚决请求外调。二十九年，外调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这时总管职务缺人，总管府的事由他一人负责，处理事务清洁简明。有个叫元掀儿的人，在盐场当役，因为忍受不了盐场的艰苦生活，逃往他处。他的父亲找到别人的尸体，诬告一同当役的人杀害元掀儿，被诬告的人亦已被迫承认。孟頫怀疑这件事是冤枉的，压下来没有判决，过了一个月，掀儿自己回来，地方上都称颂孟頫如神之明。佥廉访司事韦哈剌哈孙为人一贯苛刻暴虐，他认为孟頫不能顺从自己的旨意，便抓住一些事情加以陷害，正好朝廷要修《世祖实录》，召孟頫回京师，才得以解脱。过了很久，迁任汾州知州，没有到任，有圣旨要孟頫写金字《藏经》。完成以后，任命他为集贤直学士、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又迁泰州州尹，没有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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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大三年，召孟頫到京师，他以翰林侍读学士的身份，与其他学士一起撰写南郊祀天的祝文，以及拟进宫殿的名称，和他人的意见不同，请假回家。仁宗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便知道孟頫的名字，即帝位后，召他到京师任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延祐元年，改任翰林侍讲学士，迁集贤侍讲学士、资德大夫。三年，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皇帝对他的待遇很优厚，称呼他以字不以名。皇帝曾与侍从讨论文学之士的情况，将孟頫与唐朝李白、宋朝苏轼相比。又曾说，孟頫操行纯正，博学多闻，书法和绘画无人能相提并论，旁通佛、道二教的学说，都是他人所不及。有人不喜欢孟頫，加以中伤，皇帝就像听不见这些话。又有人上书说，国家所编纂的历史，上面记载的事情，不应让他知道，于是皇帝便说：“赵子昂是世祖皇帝选拔的，我特别尊重优待他，安置在翰林院和集贤院，让他负责著作，传到后代，这些人喋喋不休干什么！”接着赐孟頫五百定钞，对侍臣说：“中书省常说国家经费不够，一定阻拦不肯给，从普庆寺贮存的钱钞中支给。”孟頫曾连续数月不到宫中，皇帝向身边侍从询问原因，都说是年老怕冷，于是便下令宫廷管理部门赐给他貂鼠皮制成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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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孟頫因为程巨夫的推荐，以兵部郎中开始了仕途生涯，巨夫后来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请求退休，孟頫替代他的职务，先到他家去拜见，然后再到翰林院，当时人以为这是士大夫中间的一件美事。延祐六年，请假回南方。仁宗派遣使者赐给他衣料，催他回到朝中，因病未能成行。至治元年，英宗派使者到他家中，要他写《孝经》。二年，赏赐上等酒和二套衣服。这一年六月去世，终年六十九岁。追封魏国公，谥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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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頫所写的作品，有《尚书注》、有《琴原》《乐原》，这两篇文章道出了音乐的奥秘，他的诗文清新而又含义深远，用意造句出人意外，令人读后有飘飘出世的感觉。篆、籀、分、隶、真、行、草各种书法，没有一种不是今古第一，因而以书法闻名天下。天竺有和尚万里迢迢来寻求孟頫的书法作品，带回去后天竺国视为宝物。他画山水、木石、花竹、人马，特别精美细致。以前的史官杨载说，孟頫的才能很大程度上为他在书法和绘画上的成就所掩盖，了解他在书画上成就的人，不知道他的文章；了解他文章的人，不知道他的经世致用方面的学问。人们以为杨载的说法是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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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赵雍、赵奕，都以长于书画而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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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文白对照精华版） 元史卷一百八十一列传第六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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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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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孙也。曾祖刚简，为利州路提刑，有治绩。尝与临邛魏了翁，成都范仲黼、李心传辈，讲学蜀东门外，得程、朱氏微旨，著《易诗书论语说》，以发明其义，蜀人师尊之。祖㠭，知连州，亦以文学知名。父汲，黄冈尉。宋亡，侨居临川崇仁，与吴澄为友，澄称其文清而醇。尝再至京师，赎族人被俘者十余口以归，由是家益贫。晚稍起家，教授于诸生中，得孛术鲁翀、欧阳玄而称许之，以翰林院编修官致仕。娶杨氏，国子祭酒文仲女。咸淳间，文仲守衡，以汲从，未有子，为祷于南岳。集之将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梦一道士至前，牙兵启曰：“南岳真人来见。”既觉，闻甥馆得男，心颇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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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三岁即知读书，岁乙亥，汲挈家趋岭外，干戈中无书册可携，杨氏口授《论语》《孟子》《左氏传》、欧苏文，闻辄成诵。比还长沙，就外傅，始得刻本，则已尽读诸经，通其大义矣。文仲世以《春秋》名家，而族弟参知政事栋，明于性理之学，杨氏在室，即尽通其说，故集与弟槃，皆受业家庭，出则以契家子从吴澄游，授受具有源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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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丞董士选自江西除南行台中丞，延集家塾。大德初，始至京师。以大臣荐，授大都路儒学教授，虽以训迪为职，而益自充广，不少暇佚。除国子助教，即以师道自任，诸生时其退，每挟策趋门下卒业，他馆生多相率诣集请益。丁内艰，服除，再为助教，除博士。监祭殿上，有刘生者，被酒失礼俎豆间，集言诸监，请削其籍。大臣有为刘生谢者，集持不可，曰：“国学，礼义之所出也，此而不治，何以为教！”仁宗在东宫，传旨谕集，勿竟其事，集以刘生失礼状上之，移詹事院，竟黜刘生，仁宗更以集为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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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殿新赐登歌乐，其师世居江南，乐生皆河北田里之人，情性不相能，集亲教之，然后成曲。复请设司乐一人掌之，以俟考正。仁宗即位，责成监学，拜台臣为祭酒，除吴澄司业，皆欲有所更张，以副帝意，集力赞其说。有为异论以沮之者，澄投檄去，集亦以病免。未几，除太常博士，丞相拜住方为其院使，间从集问礼器祭义甚悉，集为言先王制作，以及古今因革治乱之由，拜住叹息，益信儒者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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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方以科举取士，说者谓治平可力致，集独以谓当治其源。迁集贤修撰，因会议学校，乃上议曰：“师道立则善人多，学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于成德达材者也。今天下学官，猥以资格授，强加之诸生之上，而名之曰师尔，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于学校无益也。如此而望师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无所见闻，父兄所以导其子弟，初无必为学问之实意，师友之游从，亦莫辨其邪正，然则所谓贤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为今之计，莫若使守令求经明行修成德者，身师尊之，至诚恳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观感也。其次则求夫操履近正，而不为诡异骇俗者，确守先儒经义师说，而不敢妄为奇论者，众所敬服，而非乡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讽诵其书，使学者习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则他日亦当有所发也。其次则取乡贡至京师罢归者，其议论文艺，犹足以耸动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六年，除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仁宗尝对左右叹曰：“儒者皆用矣，惟虞伯生未显擢尔。”会晏驾，不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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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宗即位，拜住为相，颇超用贤俊，时集以忧还江南，拜住不知也。乃言于上，遣使求之于蜀，不见；求之江西，又不见，集方省墓吴中，使至，受命趋朝，则拜住不及见矣。泰定初，考试礼部，言于同列曰：“国家科目之法，诸经传注各有所主者，将以一道德、同风俗，非欲使学者专门擅业，如近代五经学究之固陋也。圣经深远，非一人之见可尽，试艺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则求贤之心狭，而差自此始矣。”后再为考官，率持是说，故所取每称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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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定初，除国子司业，迁秘书少监。天子幸上都，以讲臣多高年，命集与集贤侍读学士王结，执经以从。自是岁尝在行，经筵之制，取经史中切于心德治道者，用国语、汉文两进读，润译之际，患夫陈圣学者未易于尽其要，指时务者尤难于极其情，每选一时精于其学者为之，犹数日乃成一篇，集为反覆古今名物之辨以通之，然后得以无忤，其辞之所达，万不及一，则未尝不退而窃叹焉。拜翰林直学士，俄兼国子祭酒，尝因讲罢，论京师恃东南运粮为实，竭民力以航不测，非所以宽远人而因地利也。与同列进曰：“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北极辽海，南滨青、齐，萑苇之场也，海潮日至，淤为沃壤，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合其众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为限，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之长，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视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额于朝廷，以次渐征之；五年，有积蓄，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佩之符印，得以传子孙，如军官之法。则东面民兵数万，可以近卫京师，外御岛夷；远宽东南海运，以纾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获其用；江海游食盗贼之类，皆有所归。”议定于中，说者以为一有此制，则执事者必以贿成，而不可为矣。事遂寝。其后海口万户之设，大略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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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在潜邸，已知集名，既即位，命集仍兼经筵。尝以先世坟墓在吴、越者，岁久湮没，乞一郡自便，帝曰：“尔材何不堪，顾今未可去尔。”除奎章阁侍书学士。时关中大饥，民枕籍而死，有方数百里无孑遗者，帝问集何以救关中，对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有志之士，急于近效，则怨讟兴焉。不幸大菑之余，正君子为治作新之机也，若遣一二有仁术、知民事者，稍宽其禁令，使得有所为，随郡县择可用之人，因旧民所在，定城郭，修闾里，治沟洫，限畎亩，薄征敛，招其伤残老弱，渐以其力治之，则远去而来归者渐至，春耕秋敛，皆有所助，一二岁间，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济，四面而至者，均齐方一，截然有法，则三代之民，将见出于空虚之野矣。”帝称善。因进曰：“幸假臣一郡，试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间，必有以报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尔。”遂罢其议。有敕诸兼职不过三，免国子祭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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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宗藩暌隔，功臣汰侈，政教未立，帝将策士于廷，集被命为读卷官，乃拟制策以进，首以“劝亲亲，体群臣，同一风俗，协和万邦”为问，帝不用。集以入侍燕闲，无益时政，且媢嫉者多，乃与大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等进曰：“陛下出独见，建奎章阁，览书籍，置学士员，以备顾问。臣等备员，殊无补报，窃恐有累圣德，乞容臣等辞职。”帝曰：“昔我祖宗，睿智聪明，其于致理之道，生而知之，朕早岁跋涉难阻，视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于国家治体，岂能周知？故立奎章阁，置学士员，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日陈于前，卿等其悉所学，以辅朕志。若军国机务，自有省院台任之，非卿等责也。其勿复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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