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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为?我艺黍与与,我稷翼翼。我仓既盈,我廋维亿。以为酒,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济济跄跄,洁尔牛羊,以往烝尝。或剥或烹,或肆或将。祝祭于枋,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飨。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执爨踖踖,为俎孔硕。或燔或炙,君妇莫莫。为豆孔庶,为宾为客。献酬交错,礼仪卒度,笑语卒获,神保是格。报以介福,万寿攸酢。我孔谨矣,式礼莫愆。工祝致告,徂赉孝孙。苾芬孝祀,神嗜饮食。卜尔百福,如几如式。既齐既稷,既匡既。永锡尔极。时万时亿。礼仪既备,钟鼓既戒。孝孙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载起。鼓钟送尸,神保聿归。诸宰君妇,废彻不迟。诸父兄弟,备言燕私。乐具入奏,以绥后禄。尔肴既将,莫怨具庆。小大稽首。神嗜饮食,使君寿考。孔惠孔时,维其尽之。子子孙孙,勿替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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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成好了,便制酒食以祭祀,剥牛烹羊,或陈列或进献,让神及祖先来品尝,以使子孙获得福报。“神嗜饮食,使君寿考”,说得多么明白呀!凡祭祀,都服膺这个道理,如《周颂·执竞》云“既醉既饱,福禄来返”,《丰年》云“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信南山》云“祭以清酒,从以骍牡,亨于祖考。执其鸾刀。以启其毛。取其血。是烝是尝,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报以介福,万寿无疆”,《凫鹥》云“尔酒既湑,尔肴伊脯,公尸燕饮,福禄来下”,《大雅·旱麓》云“清酒既载,骍牡既备,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行苇》云“曾孙维主,酒醴维醹,酌以大斗,以祈黄耇”,与《楚茨》都是完全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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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地,假如祭礼太简慢了,神吃得不痛快,可是要发怒的。《墨子·明鬼》记载:佑观辜替宋文君祷祀,因牲礼不合度,鬼怒,依附在祝史身上,用杖把他活活打死在祭坛上。故《尚同中》云:“圣王……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洁,牺牲不敢不腯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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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宗教观,显示了中国人具有此岸的、现世的宗教态度。而一种此岸的、现世的宗教,必以饮食男女为主要内容。杀牲祭拜,供神饮食,是其中一个特征。这个特征表现在:第一,“神嗜饮食”,只有供奉他吃得满意了,他才会福报你,这是种特殊的福报观及供养观。第二,神的饮食,其实也就是人的饮食。人喜欢吃的东西,即是神所嗜食者,并不要另外准备更“圣洁”的神的食物。祭完神之后,人即分食神所食之物,人神同食,故亦同乐。第三,道教兴起后,推本于“贵生”之观念,反对杀生祭神,也反对吃五谷杂食及肥甘醴脂。这种新的饮食观,导致它同时对神要求不再血食,对人要求不再食谷米喝酒,而应努力食气咽津。这当然是一种改革,但同样显示了以饮食男女为主要内容的宗教特点。因为这些专讲呼吸吐纳、食气咽津的修道者,跟养生学实无不同。其宗教性,只显示在他们特殊的饮食方法上。后世汉传佛教比世上任何一处的佛教都更重视“吃素”,视此为最重要的修行方法,亦是此一“中国特色”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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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日常生活之美的,西方哲学文献中亦非绝无所见,如柏拉图《大希庇阿斯篇》即曾借苏格拉底与希庇阿斯之口,论辩过身体、动物、器皿、技艺、制度、习俗美的问题。但是,文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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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论敌或旁人也许要追问我们:“为什么把美限于你们所说的那种快感?为什么否认其它感觉——例如饮食色欲之类快感——之中有美?这些感觉不也是很愉快吗?你们以为视觉和听觉以外就不能有快感吗?”希庇阿斯,你看怎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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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我们毫不迟疑地回答,这一切感觉都可以有很大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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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他就会问:“这些感觉既然和其它感觉一样产生快感,为什么否认它们美?为什么不让它拥有这一个品质呢?”我们回答:“因为我们如果说味和香不仅愉快、而且美,人人都会拿我们做笑柄。至于色欲,人人虽然承认它发生很大的快感,但是都以为它是丑的,所以满足它的人们都瞒着人去做,不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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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苏格拉底自嘲:“不知道羞,去讲各种生活方式的美,却连这美的本质是什么都还茫然无知。”因此他讨论的其实并非日常生活之美,而是去追究何谓美、美之本质为何?与中国人在生活中欣赏、体验美,进而创造生活之美的态度,迥然异趣。其次,论美而以视觉、听觉为主,说“美既然是从视觉听觉来的快感,凡是不属于这类快感的,显然就不能算美了”,所以饮食的味觉与嗅觉、男女的性欲也都不能算是美的。这岂不也与中国人的看法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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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这个字的意思本来就是由羊大会意的,羊大为美,正如鱼羊为鲜,均是以饮食快感为一切美善事物之感觉的基型。而《后汉书·襄楷传》云桓帝“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管子·戒篇》云“滋味动静,生之养也”,《左传》昭公元年云“(医和曰:)天有六气,降生五味”,这些随手拈来的文献,也无不告诉我们:美色与美味在人的审美活动中居非常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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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说文》云:“美也,从口含一。”肥亦是甘,孟子问齐宣王:“肥甘不足于口欤?”甘亦是乐,《玉篇》云“甘,乐也”,《淮南子·缪称篇》云“人之甘甘”,高注“犹乐乐而为之”,《左传》庄公九年云“请受而甘心焉”,杜预注“甘心,言欲快意杀戮之”。从甘味、甘甜到甘心,其美感与快感之结构,正如旨,本指美味(《诗》云“我有旨酒”,《礼记·学记》云“弗食不知其旨也”,又据说禹时仪狄发明一种旨酒),但旨趣宗旨之旨,亦由美味中得来。甚至于“滋味”一词,在字书里一向被用来描述宇宙自然的整体状况,如《说文》云“味,味也,六月滋味”,《史记·律书》云“未者,万物皆成,皆言有滋味也”。也就是说,依据汉人的宇宙论,在午时阳气冒地而出之后,未时万物成就,犹如食物已经成熟而有滋味了。后来对个别事物之美,也用“有滋味”来形容,如钟嵘《诗品》说五言诗为众作之有滋味者,司空图论诗说要得味外味。欣赏诗文称为味之、品味、含咀、咀嚼。品味什么呢?品味审美对象的“气味”。这些都是以味觉去经验其他的事物。至于那些不直接使用甘、旨、味等的字词,也未必不是如此,像《风俗通义》卷一就说五帝中帝喾之所以名为喾,就是因为“喾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喾然,若酒之芬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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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可见苏格拉底说“我们若说味和香不仅愉快而且美,人人都会拿我们做笑柄”,在中国是大大不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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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饮食文明中的政治与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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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思维发达的中国社会,所形成的政治态度、群己关系,亦与西方截然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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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中即设有膳夫、庖人、肉饔、亨人、腊人、酒正、酒人、浆人、醢人、醯人、盐人等,属于天官。在春官中也有司尊彝、司几筵的官。设官如此之多,足见对其事甚为重视。且天官乃总摄各部门之官,与司徒掌教化、司寇掌法律、司马掌兵备那种专司某一方面之官不同。膳夫、庖人等列位其中,地位实在非常重要,与现今各级政府机关的厨师仆役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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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如此,郑玄注“膳之言善也,今时美物曰珍膳”,可见膳即是美,饮馔宜美。膳夫与庖人在天官中所占分量极大,人数比例也高(宫正与宫伯总共才91人,膳夫却有132人,加上庖人70人、内饔外饔各128人、亨人27人等等,比例相当可观。若把全书所列食官合计起来更多达2294人)。以至于整个天官冢宰都可以用烹饪来比拟。盖宰相自古即被视为“调和鼎鼐”的人物,《周礼》贾公彦疏也说:“宰者,调和膳羞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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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乃王者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治邦国之书,它对烹夫膳人如此重视,且将治国理政类拟于烹饪饮馔,充分体现了“礼之初,始诸饮食”的思考特点。这种特点,我们在掌守周礼的老子身上也可看到,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饮食,显然被看成是人类的基本经验,由这个生活经验推拓出去,便可以了解其他事务该怎么处理。膳食要怎么样才能调制得美,其他事均可依此以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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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周礼》毕竟是王者施政设官之书,所论皆王者之事,其饮馔生活是非常特殊的。在此只能见礼家对饮食之重视,尚无法了解一般人如何进行饮食生活。这便须再参考《仪礼》和《礼记》的记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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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存《仪礼》其实大抵只是士礼,士冠、士婚、士相见、士丧、士虞等,均属于士大夫阶层的礼仪。其中谈及饮食者,包括燕礼、乡饮酒礼、公食大夫礼等。燕礼之燕,就是饮戏燕乐之燕,所谓“诸侯无事,若卿士大夫有勤劳之功,与群臣燕饮以乐之”。乡饮酒礼,则是聚集乡党贤人长老,行饮酒致敬之礼。至于公食大夫礼,乃是大夫间宴聘之礼。《仪礼》对于这些礼制仪节的描述非常详细,宾客如何进门、如何肃客入座、席上如何摆设、佣仆如何侍候、饮馔之程序如何、该说什么吉语、如何应对、如何上菜、如何撤席、如何送客……可谓历历如绘。对于饮食的内容和做法,也有一些记载,如云“香以东牛臐炙,炙南醢,以西牛胾醢牛,南羊炙;以东羊胾醢豕炙,炙南醢;以西豕胾,芥酱鱼脍”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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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些记载和《礼记》等文献合起来看,就可发现儒家所描绘的周朝礼文,其“郁郁乎文哉”者,一从体制上确立了膳夫庖人的地位,一论饮膳之仪节,一谈饮食本身:邦国王者之饮食,士大夫之饮食,居家生活之饮食。三者相互配合,共同体现出古人对饮食这种生活必须有的活动是极为重视的。这种重视,有几点值得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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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饮食的重视,特别是它在政治学、伦理学上的重要性,中国人实在要超越西方的政治学传统甚多。以《周礼》论膳夫庖人亨人鳖人腊人酒正酒人浆人等的情形,来对照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我们便不难发现其间的差异。亚里士多德论及政府内部之行政机构与职司者,主要在其第四卷第十五章及第六卷第八章。尤其在后面这个部分,谈各政体内“行政诸职司的安排、数目、性质以及在各种政体中诸职司各自应有的作用”,性质恰好与《周官》类似。可是,在亚里士多德的观念中,必不可缺的职司,只是市场监理、城市监护、林区监护、司库、诚信注册司、典狱、城防与军事司、财务纠察审计司、祭司、妇女监护、儿童监护、体育训导、议事司等。其设官分职之原理固然与《周礼》大相径庭,细部职司分列中也没有任何一位涉及饮膳事务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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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同,并不来自彼此所论政体不同,因为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乃是各种政体中必不可少的职官。可是若依编《周礼》的人来看,饮食,不正是任何社会中人都不可少的吗?民以食为天,设官分职时怎能不予考虑,或不适当地予以反映呢?以亚里士多德所设的“祭司”来说,他只谈到“专管奉事神明的业务,需要祭司和庙董。庙董负有维护和修葺坛庙并管理有关祭祀事项的一切公产。……除了祭司之外,还有典祀、坛庙守护和祠产经纪”云云。若编《周礼》者见此,一定会问:“那么,先生用什么来典祀呢?祭祀活动中最重要的,不是献奉饮食以致敬于鬼神吗?既然如此,为何典祀之官中无职司饮食以奉祭者?”《周礼》内饔负责宗庙祭祠的割烹煎和、外饔负责外祭祀,即为此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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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仅鬼神要吃,需要定期献奉饮食以致敬之,人也同样需要。所以邦国定期要举行养老、恤孤、飨众之礼。外饔之官,就是负责办理此事者。亚里士多德只想到一堆管理、督察、监护、惩罚的官,而完全不考虑“邦飨孤子耆老”之类事务。依儒家看来,或许要认为这样的政治学太刻薄寡恩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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