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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理性以认知他人及世界，必然关联着二元对立的人性论。例如，在柏拉图的哲学里，理性我基于永恒的理型世界，而自然我则是生灭于变易的具体宇宙的一分子。柏拉图运用“灵魂”的观念连结两者，以中介永恒与变易。但灵魂的本质是什么呢？它只是一种伸张材性的力量、为一切权利欲所本的力量。这种力量，希腊人称之为爱罗（eros）。爱罗，就是爱的意思。但这个“爱”不是仁性的爱，而是材性的爱，生于材知冲动的爱。对希腊人来说，下自凡夫俗子的性爱欲望，上至哲人对真善美的追求，无不是爱罗精神的表现。可是这只是以爱罗精神为本的主体性，而非以仁性关怀为本的主体性。爱罗精神的主体，事实上就是工艺匠型的主体，存有伸张其材知权利的匠心匠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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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中国，知性主体为仁性主体所涵摄，因此没有产生由匠心匠识的知执所框成的有无对立观念。二元观念在中国形上学里主要是相即与相依的关系。“相即”乃是就场所的背景而言的，“相依”则是在无限背景与前景现象之间的关系上取义的。从个体性的观点来说，则惊异型知识系统所强调的乃是个体的简别外在性，而关怀体系所关注的乃是个体的场性，或个体与其他个体的内在关联性。（《周易与怀德海》，三民书局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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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体制之礼乐文化中，人与人因亲亲之仁而相联结，彼此相保惠、相教诲、相翼辅，形成的就是一个关怀型的文化体系。在此体系里，人与人相依相即，彼此在视听言动、揖让进退的各种场合中，体验着人的内在关联性。通过这种方式所达到的成人成物、利用厚生，当然与西方基于“好奇”、“爱智”或对外在世界予以简别加工的意识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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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之仁，与材知冲动之爱，也不会是一样的。因此，我们的君子也跟西方式的智者不同。君子是温润如玉的，令人见之，亦觉得心生温慰，所谓：“既见君子，其乐如何？”“既见君子，云何不乐？”（《小雅·隰桑》）“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即见止，亦即觏止，我心则悦。”（《召南·草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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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怛恻关怀之仁这方面说。这种怛恻关怀之仁，事实上也会贯联于对根源性的神圣感情。打个比方，西方人在一同参加教会礼拜时，也能因认知到人都是上帝的子民，而对他人兴起“皆我兄弟”的同胞之爱。或反过来，在“主内兄弟”的具体关怀温慰之中，体会到上帝对人的爱。人与人的关怀之仁，与人对根源性的神圣向往，常常是相关联、相生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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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礼之本、人之源，古代就称为一或太一。《易·系辞下》“天下之动，贞乎一者也”，《老子》“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式”、“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候王得以为天下贞”，讲的也都是这个一。荀子则称为太一。庄子并把老子之学说形容为“主之以太一”。可见一、大、大一、太一均是这个“一”。此为生之源，故亦为道之源。封建体制之政教治化、伦理典彝，皆由此生化。用庄子的话来描述，就是由这个“一”形成了整体道术，圣王君子、百官士庶皆凭之而安位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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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主有所成，皆原于“一”。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蓄息畜藏为意，老弱孤寡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畜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天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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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古内圣外王之道、古道术之全体大用也。庄生文字甚美，先是说神明圣王皆原于一，然后说天人、神人、至人、圣人都是能与这个“一”契合不离的，君子则是能具有仁义礼乐，且能“熏然慈仁”关怀他人之人。内在具有这些仁德，再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地去治事理政，就可以达成王道之治。参稽决验，当然也是知性的活动，但这些活动和一二三四的计算安排，乃是在内有其本的情况下，通显于外的。此即所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有道有术，既不离于天，亦可以齿官理民。天下亦因此而大治，醇美和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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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第六讲 天人：通乎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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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特殊的神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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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民族早期均有许多神话，中国也不例外。但中国神话比希腊印度都少得多。现在的许多所谓神话，其实大都形成于战国至汉朝。还有一部分，例如盘古开天故事等等出现得更晚。故就夏商周时期看，神话实在甚少。即使包括后来的仙话与传说，跟其他民族比，也仍是较少的。以至整个民族的人文性较高，成为一种显著特征，与其他民族很不一样。所以就连那少数的神话，中国与希腊也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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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神话中，最早的泰坦族神话中的神（天、地、海等等）是单凭生殖和血缘而拥有神性的，但这种地位随即被后来的神凭借武力所推翻，其后用暴力取得统治地位即成了惯例。这些神都不是道德神，也不为人类谋利益，只是一些力量神。他们用自己掌握的自然力互相争斗，也用以威胁人、支配人。要到奥林匹斯神系产生后，整个神界和人间才有了秩序。以宙斯为首的奥林匹斯神系，最大的特点就是以诸神来代表或掌理社会性、精神性的职能（法律、正义、婚姻、交通、文艺、技术、智慧等等），自然属性（太阳、雷电、火等）则是从属于这些职能的手段。但这些新神同样也不为人类利益着想，所考虑的只是自己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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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看，中国那些为数不多的神话里的神就截然不同。祖先神、自然神的地位一直非常崇高，行业神、职能神之位阶则在祖先神与自然神之下，且往往由祖先神或圣哲神兼代，大部分甚至年代极晚，如妓女户祀管仲、商人祀关公、木匠祀鲁班之类。因此中国不是用神来表示或掌理精神性及理会性职能，而是将之作为人们对古圣先哲创造功业、泽被人群的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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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中国人在法律、道德、文艺和一切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中，只效法先人、圣人，并没有分化出专司某一方面职能的神灵，且由神来管理该事物。例如希腊人说雅典娜代表智慧、维纳斯代表爱情、缪斯代表文艺，又将人的一切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都看做是某种神力的体现，如宙斯职司法律、希拉掌管婚姻、阿波罗主持文艺和科学、赫美斯则是交通和商业之神等。中国人均无此类说法（行业神皆后起，神话时期无，且位阶都较低，与希腊不同。而所谓行业神，也多是该行业的创造者，即祖师爷，属于行业内部之祖先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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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8世纪，赫西阿德已把当时流行于希腊的两百多个神，按照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依次整理为一个合乎逻辑的系统。但他这个系统完全是模拟人类的生殖来构撰谱系的。后来泰勒斯则从事物相互间的自然规律来解释整个世界的形成，并摆脱了希腊神话“神人同形同性”的比附，认为万物起源于水。依亚里士多德《形上学》的描述，即：“有些人认为去今甚久的古哲，他们在编成的诸神的记载中，也有类此的宇宙观念。他们以海神奥启安与德修斯为创世的父母，而叙述诸神往往指水为誓……事物最古老的最受尊敬，而凡为大家所指誓的，又应当是最神圣的事物。这种关于自然的解释，究从远古何时起始，殊难论定，但我们可以确言泰勒斯曾这样的指陈了世界‘第一因’。”中国则并没有泰勒式或赫西阿德式的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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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把全部神人纳入一个系统中，并为之确立一个“最高、最初的第一因”之行为，不只泰勒和赫西阿德在做，其他还有许多同道。如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认为灵魂是“以太的碎片”或各种元素之间的比例和数的和谐，而神则被看做“诸数之数”——“我们在那里发现数，神也就降临到我们”；赫拉克利特认为灵魂是最干燥的火，神则是本原的火，即“永恒的活火”。这些，都是用某种自然的元素或关系来解释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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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东西却又是最高的，高于其他一切元素或关系。因此赫拉克利特才说火是“神圣的逻各斯”，逻各斯是本原的火在宇宙中燃烧的“分寸”、“尺度”，是万物的命运和规律，也是智慧：“人类的本性没有智慧，只有神的本性才有”，“智慧是唯一的，它既不愿意又愿意接受宙斯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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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各斯（λoγos）的本意是“话语”、“表述”。本来是人的精神所特有的东西，即思想和理性的标准（尺度、分寸），用以指称火和万物的规律其实只是一种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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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各斯甚至高于毕达哥拉斯派所说的“数”。数虽然也是抽象的，但它完全是物质世界的一种关系，人们把它用在精神的事物上时只是从自然界“借用”而来。逻各斯却是名正言顺地属于精神世界的。赫拉克利特把神看做逻各斯，并把神的逻各斯看做一种比人的精神更高的精神，即开启了后世希腊理性神学的道路。埃利亚派又继承并发展了这条思路。塞诺芬尼说：“有一个唯一的神，是神灵和人类中间最伟大的；无论在形体上或思想上都不像凡人”，“神是全视、全知、全听的”，“神毫不费力地以他的心灵的思想力左右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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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往后希腊神学的发展就有一条不同于中国的道路了。从柏拉图的“创造主”、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者”、斯多亚学派的“普纽玛”和“世界理性”，一直到新柏拉图学派的“太一”，都是沿着塞诺芬尼所开辟的这条道路发展的，最后并为基督教提供了完备的宗教哲学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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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如此，从伦理学上说，苏格拉底曾认为：人的行为是受他的目的及选择这一目的的自由意志所支配的，是人觉得这样做最好，他才这样去做。苏格拉底确立这一点，是为了将这种人的“合目的性行为”推广到其他事物上去。他说：“如果有人要想发现某个特殊事物产生、消灭或存在的原因，就必须找出哪类存在的状态对它最好。因此关于这件事物或其他方面，人需要考察的无过于什么是最好的、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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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世上除了人以外，其他事物并没有什么“自由意志”包藏于其中来充当自己的动力。于是苏格拉底引入了一种“自然目的论”的世界观，即：自然物本身虽然没有自发的目的性，但那创造万物的神却使它们处于某种合乎目的的关系中，最终体现出神的目的，即最高的善。他举动物机体的各个部分为例，这些部分相互之间如此天衣无缝地配合，以利于机体的生存，“好像是一位研究了动物的利益的贤明的制造者的工作”。再推而广之，机体之外的那些同样具有自然性质的土、水等“无数广大无边的物体的集合”，也不会没有理性的东西在维持着他们的秩序。而在世上万物中，又只有人拥有优越于其他动物的各种条件（直立、手、语言等），特别是理性的灵魂（自由意志），使人接近于神、相信和认识神。且由于神“能一下看见一切、听到一切，无处不在，并且同时照顾到一切事物”，所以要崇拜和供奉神。这就说明整个宇宙的无机物、有机物、人，最后都趋向于神的目的系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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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神学，往往即以此说来论证上帝存在。但这种目的论还只是一种外在的目的论，即一切目的都是由一个外在的神强加于万物的，而不是万物出于内在的本性自动地趋向于一个目的。为了弥补这两大缺陷，就产生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神学目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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