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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应注意：家共同体之外，还同时存在着另外一些共同体，其重要性不下于家共同体，且亦与家庭共同体互动互存。其一即邻人共同体。在早期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里，典型的邻人共同体是村落，亦即一群紧密地比邻而居的家共同体。他们是典型的急难救助者，因此，邻人关系便成为兄弟爱（包括感情性、经济伦理意味的兄弟爱）的担纲者。你如何待我，我也如何待你，这是俗民伦理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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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氏族共同体。一个氏、发展成族，看起来是最原始最自然的。但其实氏族并不像家共同体和邻人团体那么原始。氏族成员即使彼此并不认识，光是想制止某事（例如性交），就可以有共同体的行动存在。“同性不婚”这个禁忌，就是氏族共同体的行动之一。藉这个行动，就界定了氏族共同体及其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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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通常也是先前的家成员分割或结婚而离开家共同体后，由他们及其子孙所组成的财产继承共同体。其作用有可能仅限于禁止成员之间通婚（氏族外婚制）。为了此一目的，氏族伙伴们或许就有了共同的辨识表征，并且相信彼此都是此一表征作用的自然物（多半是动物）的后裔，而氏族伙伴通常不准食用之（此即图腾信仰）。同时氏族内禁止彼此斗争，相互间也负有血仇义务和血仇责任（有时候仅限于特定的近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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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氏族成员也往往拥有非常明确的权利，诸如对于家财让售的否决权、女儿出嫁的参与权和出嫁金额的分润权、担当监护人的权利等等。靠实际或虚拟地建立起来的血统世系，氏族中衍生出人与人之间的义务关系与恭顺伦理，这些人有时不只是分属不同的家，也可能分属于不同的政治单位和不同的语言共同体。因此，氏族得以独立自主地与政治团体（例如国）处于既竞争又交迭的对峙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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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邻人团体和政治共同体，相互也会呈现出交错情形，如家和村落成员属于不同的氏族，氏族成员属于不同的政治共同体甚至不同的语言共同体。因此，邻人、政治伙伴甚至家共同体成员间，有时也不免彼此血仇相向。直到政治共同体逐渐垄断了暴力行使之权力后，它们的直接冲突方才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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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内部的权力关系也是交错而复杂的。有能力付钱购买（纳聘）妇女为妻的男人，将女子带离她原属的家和氏族，纳入自己的家与氏族中。此时，这名妇女及其子女便完全成为夫家的共同体成员。反之，无此种能力的男子，则须永久或暂时进入女方的家共同体，以偿付娶妻的代价（入赘或劳役婚），妻家的共同体仍保有对其妻及子女的权力。因此，有的家共同体首领，既可从较无资财的其他共同体中为自己及其子弟买入妻子（抵价婚），也可令追求其女儿的无产者加入自己家中（宾纳婚）。如此，父系制（归属于父亲的家与氏族）与母系制（归属于母亲的家与氏族）、父家长制（Vaterhausgewalt，夫家的权力）与母家长制（Mutterhausgewalt，妻家共同体的权力），便可能因人而异地并存于家共同体里。同样地，一个父系氏族或父家长制家庭中，掌权者也可能是母亲或母系。中国许多朝代发生的外戚、女主、后妃干政夺权冲突（如《诗·大雅·瞻印》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即肇因于这种复杂的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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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不能只用“家天下”、“家父长权力”、“父系家庭政治类拟”、“家共同体恭顺伦理”这些观念去理解政治社会现实，尤其不能以此去描述中国的政治社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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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齐家”诚为其中重要的一环，但家共同体的权力问题已甚复杂，家与氏族、邻人、政治团体参错互动之关系更是纷纭纠缭，不是齐了“家”就能平“天下”的。中国人从来也不认为家就等同或类似天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私”，思想史中扣人心弦之处，不在家国一体，而在“家”、“氏”、“邻人社群”跟“国”的合作与冲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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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1707283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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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治国：异于家政的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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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不少人把中国跟西方的不同，描绘成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的差异。此亦谬见。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罗马思想家都一样重视农业。在希腊，色诺芬的《经济论》是第一本专讲农业经营管理的著作。在罗马，老伽图、瓦罗、珂鲁眉拉也都著有《农业论》，西赛罗则译了色诺芬的《经济论》。他们都极言农业的高尚、农业生产的重要。以后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也仍把农业看做高于一切的经济部门。更不用说后来的重农学派了。故可以说重农才是西方的传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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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思想下，工商实受贬抑。色诺芬就很鄙视手工业者，说手工业者是鄙俗技艺，不能与农业相比。柏拉图也鄙视工商业奴隶主，反对他们参与政治。亚里士多德更认为货殖是违反自然的。罗马的上述思想家也都反对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特别是大商业。只有西赛罗赞扬大商业而鄙视小商业，认为罗国帝国需要大商业，地主应从事这种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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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比，中国倒并不鄙视工商。据说伏羲以来，已“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足证商贸起源之早。《洪范》九畴，论八政，以食货居先，食指农业，货指商业。又以富为五福之一，与《周易》说“富家大吉”（家人卦辞）相似。《酒诰》则说“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可见殷商以来乘牛车去远方做买卖已很盛行，也被视为养亲之正途。至周则《瞻印》说“如贾三倍”，其获利之厚，想必更会刺激更多的人投入商贸事业。也因此，《周礼》描述了许多设官管理商业的事，其中有商贾一职，司通财贿事，掌于司市，以管理市场，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贾阜货而行市。其官，分质人（掌质剂，调剂各种货物以供求）、廛人（掌敛布，监视商人交易之手续）、胥人（掌禁伪，以刑法禁商民之作伪）、贾司（掌平价，管辖物品市价之高下）、司虣（掌治安，以维持市场之秩序）。管理的重点，在于运用公权力建立公平竞争的商业秩序，而非抑商。抑商重农，其实是汉朝以后的政策，非殷周时代的思想。这是我们应特别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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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罗马上述这种轻商重农思想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出身于贵族的思想家为维护大地主制利益而生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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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罗马思想家论述的农业经济，其实只是奴隶经济，他们是为奴隶经济辩护的。色诺芬在《经济论》中曾就管理财产的问题说：奴隶主的主要任务，即是组织和监督奴隶劳动。他认为奴隶与牲畜没有什么区别：“对于奴隶来说，适用于训练野兽的办法也同样是训练他们驯顺的有效方法。你只要用他们所渴望的食物填满他们的肚子，就能收到很大的效果。”柏拉图在《理想国》卷二中也说：有些人是天生能担任统治者的人，有些则是天生做体力劳动、做奴隶的。亚里士多德则说：“有些人天赋有自由的本性，另一些则自然地成为奴隶。对于后者，奴役既属有益，而且也是正当的。”老伽图的《农业论》中讲到管理大农庄时，也认为要把“老而病的奴隶卖掉。凡是过多的、陈旧的东西，都应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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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对比，中国先秦思想家则不见有这些言论。因为他们所论，主要是奴隶主对大农庄的管理，也涉及奴隶主对家务的管理，如教导妻子安排好家中财物，以增大其使用价值。其经济一词，常是家务管理法的意思。而他们所说的家务管理法，主要又是大农庄管理法，重点是提高农庄的农业生产。与此相较，中国古代思想家若讲重农，讲的也是国家应发展农业，而非私人农庄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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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西方在此截然异趣，故西哲所论，在中国辄成罕见之奇谈。例如色诺芬在《经济论》中说：“耕种同样的土地，有些人弄得挺穷，说是种地害了他们，另一些人却种得挺好，衣食丰足。这是不是财产管理的一部分？当然是的。使他们按时按季为你生产大量谷物；要知道土壤的性能，能种什么作物、如何耕地、如何播种、如何翻土休耕、如何栽种果树等。”以后罗马老伽图的《农业论》也讲农庄管理法。他和色诺芬一样，讲农庄主视察农庄时，要查问：管理人工作完成的情形如何，还有哪些未完成，这一季的工作进行得如何，酿酒和谷物种植的情形如何，各种农工的劳动情况如何；有风暴时，要考虑下雨时应做的工作，如把罐子洗干净和安放好，把谷子收藏好，把粪肥移在适当的地方做成粪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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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农庄管理术，都表明了古希腊、罗马思想家所论农业主要是从奴隶主大农庄的利益出发，与古代中国思想家主要从治国角度提出者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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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亚里士多德把经济学分为两类：一为货币增值术，以储积金钱为主，他并不赞成。另一种则是关于生产的经济，以农业和小工商业为主，属于家务管理法范围。他认为这种经济才是合乎自然的，也是正当的。其管理法也适用于政治家对于城邦的管理。“农庄主和政治家应该各自熟悉获得财产的这种自然技术。”换言之，其城邦管理术乃是家务管理法的推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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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论治国富国可不会如此，都是谈治国，却极罕言及家政（家务管理法）。孔子才说家政也是政，其意似说可以国政之法施用于家，与亚里士多德之见刚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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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公卿与农民的关系，也非奴隶主对奴隶的管理型态。《小雅·甫田》曰：“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今适南亩，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农夫之庆。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至喜，攘其左右，尝其旨否。……农夫之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公卿与农人是合作式的，合力农事，奉祭方社田祖，进用农人中的髦秀之士，祝农夫之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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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任何时候公卿与农人的关系都这么好，但假若彼此不再能相互体恤尊重，居上位者只晓得剥削下民，歌诗就要批判他了。《小雅·节南山之什·正月》曰“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邻，婚姻孔云。念我独兮，忧心殷殷”，“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谷。民今之无禄，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孤独”，有钱人住大房子、喝美酒、食佳肴，穷人却丧乱无以为生，因此歌诗说此乃“国之为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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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到这种情况，诗可以怨。人民或如寺人孟子般，“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小雅·巷伯》）；或警告君王“荡荡上帝，下民之辟。……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曾是莫听，大命以倾。……殷凿不远，在夏后之世”，这是提出革命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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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想以《周易》卦爻辞论“群”之义，对上述事理作一综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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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论群，主要是涣卦。涣既是散，又是聚。卦辞说：“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祖考过世后，精神就涣散了。要立个庙，王到庙中去致祭，鬼神已散之气才能再度凝聚。推而广之，人群涣散了，也要以诚感格，使之聚合了，聚合才吉。所以六四卦辞说：“涣其群，元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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