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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6年，莱布尼茨又写了《中国人的自然神学》，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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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称作人之理性，他们称作天意。我们服从公理，不敢稍加违背，并称其为自足，中国人则视其为（我们也一样）上天赋予的良心。违反天意就是违反理性，请求上天原谅，就是自我改造，在言语及行为上回归原点，向理性表示臣服。对我而言，这一切都完美无缺，并与自然神学不谋而合。这一切都清晰明白。我相信，之所以有人会妄加批评，完全是因错误诠释及篡改引起。只要能够持续更新我们心中的自然律法，就是真正的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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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段都非常重要，代表了启蒙时代思想家对中国法律的赞叹，而且这种赞叹是放在东西文化对比架构中展开的。前者说我国法律体系完备精美，后者涉及自然法的问题，认为中国人所说的“天理”、“良心”合乎自然法的原则。这两个观点，后来都不乏继承者（例如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二册即谈到：在人文领域，儒家的“礼”构成一个与西方“自然法”概念对应，且具有理性色彩的相对物），而赞美中国法律者也颇有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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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欧洲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也常在著作中推崇中国经济繁荣、政治清明、道德优美。可是这些论点逐渐激起了反弹。1748年孟德斯鸠《论法之精神》努力论证这样一个新观点：中国与欧洲不同，欧洲是自由的精神，有民主法治的地方；中国则是专制帝国，行使恐怖统治。故中国并无法治，仅有政府用以压制人民之刑律及礼教观念而已。刑法混合着礼教、道德、古风俗习惯，即构成了中国的法律，远不及罗马法能保障人民财产与个人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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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观点，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向世界殖民扩张之成功及中国之衰弱，越来越占优势，如近几十年影响极大的魏复古《东方专制政治》（1957年），副题就是“极权的比较研究”（The Compar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而且他明言其主张直接相通于孟德斯鸠。因为孟德斯鸠首先指出，在一个只允许一个人有自由的世界里，中国皇帝就是那个人。此外，孟德斯鸠还指出了中国许多毛病，如体罚的滥用，私人财产皆为皇帝的家业，风俗、习惯、法律之间的混淆，缺乏独立的宗教及司法机构等。且他认为，中国的专制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君主制度，因为它是以恐惧而非荣誉作为领导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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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东方专制主义的论调，在西方绵延了几世纪，所以类似孟德斯鸠之说，如今可谓洋洋乎盈耳，而实对中国法治皆甚为隔阂。当然，在此类新观点笼罩之下，对中国法治状况较务实的研究也仍有不少。19世纪初，斯当东翻译了《大清律例》；其后约翰·亨利·格雷（John Henry Gray）的《中国：法律史，人们的风俗与习惯》（ China: A History of the Laws,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People）一书关于司法程序及刑罚的描述也很受称许。其他旅行者见闻及具体研究质量亦均远胜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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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体说来，对中国法律的关切情形甚为不足。许多讨论中国的著作，根本不涉及法律问题，如哈罗德·伊萨克斯（Harold Robert Lsaacs）《美国的中国形象》（1958年）、马森（Mary Gertrude Mason）《西方的中华帝国观》（1938年）、卫礼贤（Richard Wilhelm）《中国心灵》（1926年）等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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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德克·布迪（Derk Bodde）、克拉伦斯·莫里斯（larence Morris）合编的《中华帝国的法律》序文中第一句就说“西方学者关于中国传统法律的著述为数较少”，其后正文第一章第一句也说：“直到最近，绝大多数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都未对中国法律产生大的兴趣。”所以如此的原因，他们认为在于：（一）西方汉学界绝少人有法律方面的素养，既不懂相关文献，又只以法律为实用文书，罕能进行理论探究；（二）西方普遍认为中国法律体系偏于刑法而非民法，故一般人民大部分民事行为均与法律无关，因而法律在中国社会里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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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法律既不懂又觉得它不重要，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典型的东西社会文化对比论述：中国文化重人治，西方文化重法治；中国文化强调道德伦理，西方文化重视法律规范；中国文化偏于内在主观修养，西方文化长于客观法规制度；中国文化以其礼俗维系，西方文化则仰赖其契约的精神；中国是农村礼俗社会，属于长老统治型态的差序格局，西方则是法理社会的团体格局，等等。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描述，大体也仅在哲人语录、道德训诫、宗教思想、伦理行为这些方面着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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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为数有限的论述中国法律的文献中，即使是学院里的专门研究论著，误解与偏见仍然不少。这些误解与偏见，大多流传已久，早已成为西方人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理解的预存知识基础或印象，要一一辨析，其实甚为复杂，也甚为困难。底下只能选择一些典型论述，夹叙夹议，略辨一二。对孟德斯鸠所涉及诸法律见解之讨论，详见本书第十三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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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总评：中国法律之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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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在古代中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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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迪乐《关于中国政府和人民及关于中国语言等的杂录》（Meadow, Thomas, Taylor, Desultory Notes on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China, and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Illustrated with a Sketch of the Prouince of Kwang-thung, Showing Its Diuision into Depatrments and Districts, 1847）170—171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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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缺点无疑是中国政治最致命之处：如果官吏犯了法真能受到惩处，而且比目前的惩处更为严厉；如果他们的薪俸能够合理地加升，年老时保证他们有个舒适生活环境；如果他们受教育及选任旨在让他们只承担一种职责。我坚信，作为一种令全民幸福的政府体制，中国以其独具的某些优点，用不着法官或议会也能证明它足可与英格兰和法兰西的政制相媲美，而且优于奥地利及其他一些基督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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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对中国政治制度显然极为称道，但在实际行政运作上，他认为俸禄太少，致使官吏贪惰，而处罚不确实，也减损了政府效能。此即表明了他认为法治尚待加强。但从制度上说，他又觉得中国其实不太需要法官或职司立法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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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法治实况的看法，留待下文再说。先论他所说中国不太需要法官及立法机构之观点。这其实是西方很普遍的看法。柯乐洪《转变中的中国》（Colquhoun, Archibald R. China in Transtormation, 1898）286页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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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与政府之间，是人民享有几乎无与伦比的自由，而政府在国民生活中微不足道。这是最大的事实。强调这一点非常必要，因为不了解中国的人常常会有一种相反的看法。中国人有完全的工商业自由、有迁徙自由、娱乐自由、信教自由。而且各种限制和保护并非由议会以立法的形式来实施，政府也完全不介入。他们靠的是完全的自愿联合；政府不受理这些事，尽管有时会与他们发生冲突，但从来不会牺牲民间机构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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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中国，另有一流行之观点，即视中国为专制统治国家，人民受政府严刑峻法的统治（如前述）。此文反对此种看法，它呼应了中国人所说“天高皇帝远”之说，认为一般民事都不太受政府限制或保护，靠的主要是民间自愿组合的行会、会社之类民间机构来运作。这当然较符合中国社会之实况，但也因如此，1967年希迪（Derk Bodde）、莫里斯（Clarence Morris）合编的《中华帝国的法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却认为正是这个观点“使得西方学界普遍对中国的法律不甚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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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传统中国社会确如柯乐洪所言，并非完全依法律及政府控管调节之社会，“中国一般人对伦理规范的认识及接受，主要不是通过正式制定的法律制度，而是通过习惯和礼仪的普遍作用来完成的。这种情形比在大多数其他文明国家里要更突出一些。宗族、行会以及由年长绅士掌握非正式管理权的乡村共同体等等，这些和其他法律之外的团体，通过对其成员们反复灌输道德信条、调解纠纷，或在必要时施行强制性惩罚，来化解中国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各种矛盾。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正式的法律制度之外。古代中国人为了寻指导和认可，通常是求助于这种法律之外的团体和程序，而不是求诸正式的司法制度本身”。另一方面，法律本身也对民众行为甚少规范，主要内容只是刑法。“中国法之注重刑法，表现在比如对于民事行为的处理不作任何规定（例如契约行为），或只以刑法加以调整（例如对于财产权、继承、婚姻）。保护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利益，免受其他个人或团体的损害，并不是法律的主要任务，而对受到国家损害的个人或团体利益，法律则根本不予保护。真正与法律有关系的，只是那些道德上或典礼仪式中的不当行为。或者，是那些在中国人看来对整个社会秩序具有破坏作用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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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2年，古德诺《解析中国》中即有类似的话：“中国的商人普遍都加入了行会组织，而行会又是一种秘密团体，是不被官方正式承认的。这些行会组织决定商业的行规，调解商业纠纷。……那些不遵守行规的人之所以会落到如此地境地，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在经济领域内的放任自由政策，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认为家庭关系、商业关系属于民间事务，不属于政府的管辖范围。”（蔡向阳等译，81页，国际文化公司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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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类见解，我们该怎么看待呢？中国社会无疑非某些西方学者所热心宣传的，是个专制恐怖帝国。中国社会上存在着独立于正式法律制度之外的民间社会力量，是毋庸置疑的，但有这样一个力量，官吏亦并非即可不管民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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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法律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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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90年阿瑟·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第廿三章中，他就谈到：“一个县官至少要处理六大方面的事务，他既是民事、刑事司法官，又是行政司法官、验尸官、财政长官和税务官。”（乐爱国等译，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更早的1872年麦华陀（Medhurst）《在遥远中国的外国人》（The Foreigner in Far Cathay, 1872）80页也谈及：“由于其独特的行政制度，在我们西方人看来，各种职责应分别由一些官吏和部门来执行。而在中国则集于一人，不但审理民事，还要审理刑事案件，掌金融、治安、交通、军需及其他一大堆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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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察报告，都证明了19世纪西方人亲眼见着中国官吏须审理或处理民事问题。中国俗语谓“清官难断家务事”，正表明家务事令官吏头疼者也不在少数。故柯乐洪说政府不受理工商业迁移、娱乐、信仰等事务，并不正确。一般情况下，民间可以自治者，政府放由民间自行裁断；民间自己不能解决者，则仍待官府仲裁。而行会、士绅的某些权力之行使，其实也等于受政府之委托，所以有不少法条就是规范宗族、行会、士绅阶层的。民间组织不全然自由自主，也不尽是受政府控管，其性质甚为特殊，后面我们还会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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