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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陆、台湾、海外：全球化与华夏文明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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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分析，旨在说明中华文化在现今社会中仍是可起具体作用的，传承与创造同时显示在它的实践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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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谈这个问题，显然还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中华文化存处的社会已经是个很不一样的社会了。一方面中国人散处世界各地，中华文化的疆界性与民族或国族的联系都越来越与从前不相同；另一方面，中国在政治上分踞海峡两岸，致使同一文化体出现了两种历史进程与文化的社会实践，中华文化与区域文化间亦形成辩证的发展。上述这两点都与整个世界之全球化有关，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再就全球化的问题再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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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概念争论甚多，对于世界何时开始全球化，论者也有不同的看法。华勒斯坦认为始于16世纪殖民主义开始并建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际，另有些人则主张始于跨国集团兴起时，或起于固定汇率废止时、东欧集团瓦解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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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怎么说，全球化云云，都是针对“民族国家”而说的，表明现今社会已不再是一个以民族为主要行动者的场域与时代了，它强调跨国行动者、跨国认同、跨国社会空间、跨国形势、跨国过程中的冲突与交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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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这个趋势被学界普遍重视之际，文化全球化的说法也甚嚣尘上。所谓文化全球化，又称麦当劳化，意味着生活风格、文化象征和跨国行为方式之统一化与普遍化。不论是在德国巴伐利亚的乡村，或是在印度加尔各答、新加坡，还是里约热内卢，都有人在“消费”《星际大战》、穿蓝色牛仔装、抽着象征“自由、未开发的自然”的万宝路（Marlboro）香烟。所以“欧洲迪斯尼乐园”总裁才会说：“迪斯尼的特色有普世的适用性。您若想要使一个意大利小孩相信：polino（‘米老鼠’的意大利称呼）是美国的，您一定会失败。”似乎一个文化的单一世界已隐然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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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却认为并非如此，他说全球化并不即是单面向的全球化而单面向的全球化才是全球化论争中误解的来源。因为从经济的考量可以知道：全球化不只意味着“解地方化”，而是需要以“再地方化”为先决条件。“全球”，从字面上而言，是无人能制造出来的。而且正因为公司“在全球范围”生产和行销其产品，才必须发展地方的条件。一方面，它们的产品是形成、立基于地方的基础上；另一方面，能在全球范围内行销的文化象征，必须汲取地方文化的原材料，如此才能生动、具爆发力和多样化的发展。“全球”意指“同时在多个地方”，亦即跨地方（translocal）。因此，在大企业集团的考量中，这种地方和全球的关系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不值得惊讶。可口可乐和新力集团将他们的策略描述成“全球地方化”。他们的主管和经理均强调，全球化并不是指在世界上各个地方建造工厂，而是指成为各个文化的一部分。这种认识、这种企业策略，被称为“地方主义”。随着全球化的实现，地方主义也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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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再地方化也不一定就表示地方的复兴。因为在地方色彩的复苏中，也同时隐含着解地方化。或者说，再地方化是经由无止尽的解地方化来进行的，不能等同于单方向的“继续这样”的传统主义。那种古老的、狭隘的乡土主义，现在已不再具有实践力。这是因为表现地方意义的相关架构改变了。故地方文化不再能直接通过对世界的防御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决定自己的方向和自我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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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讲法瓦解了旧有的民族文化想象。过去我们总觉得每一个社会或是社会团体都具有“一个”“自己的”、与其他文化有区隔的文化。此种想象可追溯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并且在20世纪经由人类学继续发展，特别是将文化理解成整体、形态或结构的文化相对主义。可是，现在我们注意到：这“一个”文化是在全球的关系网络中，参与到许多文化中，不断辩证地发展。不但可口可乐在中国，中国也在世界各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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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腾·海耶尔（Maarten Hajer）曾描述过“地方的跨国化”：“跨国化在文化、人和地方之间产生了新的连接，而且因此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环境。它不仅将至今少有人知的产品带进了超级市场（例如Darians、Ciabattas或Pide）、将符号和象征带进了我们的城市（例如中国和日本的文字或是伊斯兰音乐），而且还有许多新团体和新人类出现在城市中，他们塑造了许多当代公民对大城市的认知。这些人包括了非洲人、波士尼亚人、克罗西亚人、波兰人和俄国人，还有日本人和美国人。”全球的地方化，事实上同时也就是这种地方的跨国化。在这种新情势中，“一个”“自己”的文化实际上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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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Ulrich Beck）《全球化危机：全球化的形成、风险与机会》中曾引艾利·戴特模斯（Patricia Allay-Dettmers）《琐碎艺术》一书的论证，说明：在跨国社会空间中，非洲不是地理上固定大小的一块地方，不是地球上可界定的一个区域，而是一跨国概念及其演出。此一非洲概念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在加勒比海、在曼哈顿的贫民区、在美国南方各州、在巴西的嘉年华会，甚至在伦敦举行的欧洲最大的街头化妆舞会中）上演。在伦敦的化妆舞会中，面具、音乐、服装及舞蹈的选择都系依据一个主题课本来计划和设计。在主题的选择上，有两个原则：一、这些主题吸收了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文化“非洲”概念；二、这些主题同时也配合了伦敦市郊黑人次文化的特色。可是，整个非洲大陆并没有一件事物能符合在伦敦街头上演的非洲。而且，在疆界业已消失的世界社会中，非洲在哪里出现？位于哪里？在殖民地者于非洲遗留下的废墟中？在正处于现代化中途的非洲大城市面貌中？在非洲的四星级饭店中？在有组织的非洲旅行团中？在美国黑人的寻根希望和幻影中？在西方大学撰写的非洲书籍里？或者在加勒比海区域以及文化的五光十色中？或者，甚至在英国黑人次文化对于民族认同的争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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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此，贝克也在问：“什么是欧洲？”答案是“欧洲不是一个地理空间，而是一个‘想象的空间’”。对于中国，同样也可以作这样的类拟思考。中国在哪里？在北京中南海、在台北介寿馆、在苗疆瑶族的歌舞里、在南投县集集镇大地震的灾区中、在慈济功德会、在东南亚各宗乡会馆、在北美各地的唐人街……它无所不在。它也不是一个地区，而是一个概念，而且这个概念还正在与各所在地文化融合抟塑中，形成了在大陆的中华文化、在北美的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中华文化、在纽澳的中华文化等等。这是华夏文化的一个新局面、新社会空间。因此，华夏文明全球化、全球地方化，未来必然还有许多题目好做，且让我们期待、且让我们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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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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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十年前，初读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便萌发了也要写本中国文化史的念头，即或写不成，也准备以文化史为此后治学之领域。这当然是年少轻狂时的呆想，但未尝没有些侠义心肠。古诗《独漉篇》云：“雄剑挂壁，时时龙吟。不断犀象，羞涩苔生”。在我看，中国文化现今就仿佛这柄原是神兵利器，可以斩犀断象的宝剑，无端遭了冷落，瑟缩在墙角里生苔长藓。美人落难、明珠蒙尘，皆是世上大不堪之事，非由我出来搭救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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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此呆想，游于上庠者亦数十载矣。解人颇不易得，而我自己对文化史的创获竟也有限，年光飘忽，不免神伤。曾于1983年试讲此课于台湾淡江大学，并动手写了一部讲稿。对于文化史之范畴与研究方法，粗有厘析；对于中国文化之分期与变迁，略有衡定。后却不能终篇，残稿辑入业强版《思想与文化》中。当时主要气力，用于探讨文化变迁。专就周秦之际、汉魏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晚清民初等几个关键的变革期抉微阐幽，欲通古今之变，并为“五四运动”以来之文化变迁找到些对比勘照的模型，以经世济民。所以文化史虽未写成，对那几个变革期的研究，却令我办了不少会议、写了不少相关论文。近年逐渐辑刊的《汉代思潮》、《唐代思潮》、《晚明思潮》、《清代思潮》，大抵就代表了这一阶段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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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以后，我涉世历事越来越杂，又是公职，又是办学，又是社会活动，文化史的写作遂越来越不可能了。但任公职、办学校等经历，对我的文化认知却也不无助益。因为我早期所论，其实只是思想文化之史，于文化之制度与器用层面，研究不免粗略。正因为有此一段涉世历事的经验，才能深入了解典章制度及人伦日用是怎么回事。1997年我出版的《文化美学综论》，即可以显示这个新的方向，欲由生活世界重开礼乐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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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办学实在太忙了，办了南华大学之后又办佛光。到2003年，我校长任期届满。为了选新校长，董事会的行事引起了一些非议。我在争闹中开始写《中国思想史》。事情闹了几个月，我也就草成了几十万字。在胡适、冯友兰、劳思光、牟宗三诸前辈之外，另辟蹊径，由上古黄帝开始讲起，写到了周公。此下因为要写老子、孔子，有些畏难，才暂时先搁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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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巧当时北大汤一介先生主办蔡元培、汤用彤两讲座，邀我赴讲。于是就把稿子的前四章（言、象、教、字）拿来讲了。合并旧作论文化符号学者数篇，辑为《文化符号学导论》，由北大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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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讲会，听讲者甚为热切，不觉竟感染了我的情绪，所以就趁势请了长假，住到北大，以避嚣尘。温儒敏先生怕我太闲了，即邀我为学生讲中国文化史一课。一切都是如此当机、如此顺缘，实出乎意料之外，所以就把其余的稿子略作修整，一一宣讲之。如此讲了两过，并在珠海联合国际学院也讲了一次。学生反应甚佳，以为前所未闻。温先生说：那就出书吧。本拟以学生录音整理为之。因我事忙，一直无暇核校，所以最终还是用了旧稿。原稿本是思想史，改名文化史，不尽妥切，故仅称为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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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本来是思想史而居然可称为“传统文化十五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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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妄见，谓迩来讲中国哲学的先生们，重点只在心性论与存有论，其余各种思想多不注意。论思想，又只注重一些关于道、气、性、理、仁、心等的抽象概念，对这些观念是在什么样的人文生活场域中浮显出来，却欠缺具体的了解，也不明白这些观念和具体的人文活动有何关联。以致哲学研究常只是抹去时空的概念编织，用没有时空性的知识框架去讨论活生生的历史人文思想活动。而且他们往往是概念太多而常识太少，对整个文化的基本性格捉搦不住，只能孤立而抽象地谈天道性命等观念，所以这种危险就更为显著。我写思想史，前面本来就为了力矫此弊，所以作了许多类似文化导读的铺垫，希望读者能明白中国哲学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文化中生长起来的。这一部分，抽出改称为“传统文化十五讲”，岂不是因缘巧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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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说缘起，具体谈到此书的内容，则另详序论。本书在写作时，综摄了许多前辈与时贤的见解，但因起草时已处在风波纷扰之中，此后数年又浪迹禹域各地，无法检书核查，故亦不及一一注明。而综摄之后形成的我的见解，又不免有许多疏漏，这些，都是要请读者见谅的。从前《碧岩录》曾说道：“大凡扶持宗教，须是英灵底汉。有杀人不眨眼的手脚，方可立地成佛。所以照用同时、卷舒齐唱、理事不二、权实并行。放过一着，建立第二义门，直下截断葛藤。”我确有杀人不眨眼的手脚，此书却未能立地成佛，并且只是权说，意在接引，故未极理趣使然，识者鉴之。最后，要谢谢温儒敏先生和艾英，他们通读数过，且提示了许多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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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处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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