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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中国史前农业进入兴盛时期。此时，农具的制作更加精致实用，种类增加。如石锄、石镢的普遍使用；石铲变得更为扁薄宽大，且磨制精工；出现了有肩石铲、穿孔石铲、穿孔石刀；石镰数量更多，制作也较以前进步；出现粮食加工工具杵臼，且迅速得到推广；晚期在不少遗址中出现了石犁或类似石犁的工具等。这一时期水井已被广泛地使用到生活和生产上，这给定居生活提供更大的方便，使人们可以向距离河流和泉水较远的地区扩展。农作物的种类增多，粟、黍、稻、麦、豆、麻已成为主要粮食作物，特别是水稻种植已扩大到黄河流域，粮食的产量有较大的增长。畜牧业进一步发展，后代称为“六畜”的马、牛、羊、猪、狗、鸡等均已普遍饲养，采集渔猎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显著下降。这些都标志着此时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生产力也有显著提高。发达的原始农业不但可以养活较多的人口，且开始有了剩余产品，这为制陶等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创造了条件，也为进入文明时代奠定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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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主要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有：两湖地区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江西赣鄱流域的樊城堆文化，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成都平原宝墩文化，粤北石峡文化等。此外，云南、广西、福建、台湾等地也都发现有水稻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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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家岭文化为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湖北京山屈家岭而得名，年代距今约5000—4600年。分布地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西至三峡，东到武汉一带，北达豫西南，南抵洞庭湖区并局部深入到湘西沅水中下游。生产工具有磨制的石斧、石锛、石镰、石镞和打制的凹腰石锄及彩陶纺轮等。陶器中有一种施彩纹具有晕染风格的薄胎彩陶器，精美而富有特色。已发现数处城址。房屋大多是方形、长方形的地面建筑，有红烧土居住面，木骨泥墙或直接用黏土混合烧土渣垒成墙壁。在建房过程中，有时还把整条猪、狗埋在房基下作为奠基物。成年死者多采用土坑葬，儿童用瓮棺葬。稻作农业是主要经济部门，在建筑遗迹的红烧土中发现有稻壳印痕，经鉴定为人工栽培的粳稻。还饲养家畜，兼事渔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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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河文化因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湖北及豫西南和湘北一带。为承袭屈家岭文化演变而来，年代距今约4600—4000年。该文化出现了如石家河遗址群等中心聚落。石家河遗址群有邓家湾、谭家岭、土城、三房湾、肖家屋脊等数十处遗址组成，并在遗址群的中心区筑有城垣。当时的经济生活以稻作农业为主。在邓家湾遗址发现了铜块和炼铜原料孔雀石，标志着冶铜业的出现。琢玉工艺崛起，特色鲜明，玉器有人面雕像、兽面雕像、玉蝉、玉鸟、玦、璜形器等，都属于小型玉器。邓家湾遗址的个别地段，集中出土了大批小型陶塑，有的一座坑中竟达数千件之多。所塑有鸟、鸡、猪、狗、羊、虎、象、猴、龟、鳖以及抱鱼跪坐的人物等。这些陶塑可能供原始巫术、祭祀活动之用，邓家湾似为专门产地，通过交换输往各地。石家河文化晚期大小墓差别悬殊。肖家屋脊一座大型土坑墓3米多，随葬品百余件；另一座成人瓮棺中有小型玉器56件，居该文化已发现的玉器墓之首。钟祥六合遗址大多数瓮棺内随葬玉石器及玉石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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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因浙江余杭良渚镇遗址群而得名，主要分布在环太湖地区，年代距今约5300—4000年。良渚文化石制工具器类较多，有些器形较大，主要有三角形犁状器、斜柄钺形器、双翼“耘田器”、长方形或半月形石刀、石镰等。竹编、木作手工业发达，竹木器广泛应用于生活和生产方面。琢玉工艺处于领先地位。大至重6500克的玉琮、直径20多厘米的玉璧，小至玉管、玉珠和玉质镶嵌附件，琢制都很精良。玉器种类达数十种，采用了多种雕琢技法，主题图像是具有神灵崇拜含义的神人兽面复合像。有的大墓出土成套玉器，玉质玉色相近，可能是利用同一批玉料专项加工而成。当时治玉业已成为专门性的手工业部门。制陶工艺进步，流行黑色陶器，刻画有纤细禽鸟纹、蟠螭纹的鼎、壶及漆绘陶器，是良渚文化陶器中的突出产品。还发现有数例陶文。聚落在形态和规模上形成等级。良渚镇遗址群在24平方公里范围内有遗址几十处，包括人工堆筑的大型基址、居民点和显贵专用墓地等，具有地区中心聚落的性质。近期又发现了良渚古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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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已极其发达。在湖州钱山漾、杭州水田畈、吴县澄湖等遗址，均发现稻谷实物。钱山漾遗址既有稻谷也有米粒，出土时都是成堆的，据鉴定，近粳、近籼两种类型都有。(30)钱山漾等地发现有蚕豆、甜瓜子、小泡瓜子、红蓼、菱角、葫芦、酸枣核、毛桃核等植物籽实，其中有的可能已属人工栽培。钱山漾出土的平纹麻布残片和细麻绳，经鉴定均为苎麻制品。此时苎麻可能已属栽培的农作物。钱山漾还出土残绢（绸）片、丝线、丝带3种丝制品。从单根茧丝的横截面形态以及不加捻的长丝等状况看，可以肯定是用家养蚕丝原料制造的。(31)至此，饲养桑蚕产丝，已成为中国史前时期特有的产业，并为日后养蚕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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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峡文化是岭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广东曲江石峡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北江、东江的中上游地区，年代距今约5000—4000年。石峡文化石器工具普遍磨光，器类有段石锛、有肩石锛、石凿、石钺和石镞等。陶器中三足器、圈足器发达，有少量曲尺纹、漩涡纹几何印纹陶。多数墓坑经过烧烤，均单人葬，盛行二次迁葬。迁葬墓有两套随葬品，一套是同人骨一起迁来的残破陶器，另一套是二次埋葬时新放入的。晚期大小墓差别明显，大墓随葬品多达数十件至百余件，包括成批石器及琮、瑗、璧等贵重玉器，往往还伴放稻谷米粒作为祭奠食物。稻作农业发展程度较高，发现较丰富的粳、籼稻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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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主要的粟作农业文化遗存有：黄河流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陶寺文化、客省庄文化、马家窑文化后期（半山、马厂类型）遗存，西辽河流域的小河沿文化等，西藏昌都卡若也发现有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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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文化曾泛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因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而得名。除山东外，在河南、陕西、山西、湖北等地也有发现。但因其文化面貌不尽相同，所以又分别命名为河南龙山文化、陕西客省庄文化、山西陶寺文化、湖北石家河文化等，这些可通称为龙山时代文化。年代距今约4500—4000年。此时，快轮制陶技术普遍采用，磨光黑陶数量多，质量精，有的薄如蛋壳，所以曾被称为“黑陶文化”。生产工具有石器、骨器和蚌器等。石器磨制精致，种类丰富，有石斧、石锛、石铲、石枪头、石凿、石刀、石镞等。骨、蚌器数量众多，常见的有骨凿、骨针、骨梭、蚌刀、蚌锯、蚌铲等。早期墓葬的随葬品一般较少，晚期则逐渐增多，除陶器、石器和骨器外，也曾发现过较精美的玉器。这一时期城址已普遍发现，还发现了铜器。已有骨卜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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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时代的居民以农业生产为主，饲养动物有猪、狗、牛、羊和马等。从晋南地区陶寺文化（距今约4500—3900年）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可知，当时有农业已十分发达。通过对出土的骨骼中碳十三的测定，了解食谱中C4类植物（如农作物粟）摄入量，发现陶寺人已占66.9％，而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两遗址仰韶人的平均摄入量只占48.1％，可见陶寺人食用小米比仰韶人有显著增加。陶寺出土猪骨中C4类植物占71.5％，这意味着当时已用较多的C4草类和作物喂猪，其中当包括喂食了小米或其谷糠。(32)遗址中发现有较多麻制品遗存，包括有网状麻类编织物、平纹织物、麻绳等。这些麻制品原料来自农作物大麻。陶寺文化家畜有猪、狗、黄牛。陶寺墓地有的中型墓随葬猪下颌骨数十副至上百副，而大型墓随葬经肢解的整头猪，显示出陶寺人对猪的重视和养猪业的发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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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重视的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龙山时代三处遗址中出土了农作物小麦遗存，它们是陕西武功赵家来（客省庄文化）、山东聊城教场铺（龙山文化）、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还在兖州西吴寺龙山文化遗存里检测到较多似小麦花粉。年代在距今4600—4000年间。其后，在相当夏代中、晚期的洛阳皂角树、先商时期的河北容城午方、商代早期的偃师商城、商代晚期的殷墟、西周时代的陕西周原和安徽亳县钓鱼台等遗址，都陆续发现有小麦遗存，反映出种植小麦已持续不断。其中，两城镇、教场铺、皂角树、周原同时还有农作物粟、稻，后三处又都有黍。总之，黄河中下游地区最晚自龙山时代起种植了小麦，一般都是在同样的旱田作物粟、黍占优势的情况下辅以小麦，此外又在条件允许的局部小区域兼种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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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质文明史 第三节 农业起源的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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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纪最后一个冰期大约在距今1.2万年前结束，气候由寒转暖。此时的人类开始尝试作物的栽培与动物的驯养，从而拉开了“农业革命”的帷幕。是什么原因直接触动了农业的发生？农业是在什么地点起源的？目前学术界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所提出的一系列的假说，尚有待于考古发现等证据的证实，但仍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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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农业起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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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以来，关于导致农业起源的原因，始终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早在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首先提出了新石器时代食物采集者向食物生产者转化的问题，并认为谷物种植首先是由牲畜饲料的需要所引起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这一观点一度被学者所接受。但在以后许多地方的考古发现中，并没有发现动物饲养早于作物的种植的证据。像猪等需要饲料喂养的家畜，只有到原始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可能。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西亚等地早期农业遗存的不断发现，进一步促动了学者们对农业起源问题的研究兴趣，并就有关导致农业起源的原因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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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决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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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多年前的人类无疑更受环境变迁的影响，因此不少学者倾向于从外部的自然环境变化来解释人类由食物采集者转化为食物生产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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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的绿洲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假说。柴尔德曾用新石器时代革命来强调食物生产起源的重要性，并以环境变化来解释农业起源的原因。他认为当最后一个冰期结束，中东地区的气候日益干燥，人和动植物的生存范围都局限在绿洲之中，人与动物、禾本科植物的关系被强化，由此导致了动物驯化和谷物栽培。认为植物栽培最早出现于尼罗河沿岸，这里定期的河水泛滥使土地肥沃，而干旱的天气进一步恶化使游牧者更加集中于有水源的村落。柴尔德将农业的发明称为“新石器时代的革命”(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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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环境影响说也得到了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的肯定。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人均是能应对更新世末期的干旱挑战而进入农业社会的。其中有一些狩猎采集人群因无法改变他们的习惯或生活方式而灭绝了；一些人通过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不用改变其习惯成为牧人；另外一些人对干旱环境的回应是改变其生活方式与习惯，而只有这最后一种情况下的人才能进入农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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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自然进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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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认为环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农业的产生是人类几千年经验的积累以及对植物栽培和动物驯化方法逐步掌握的自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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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考古学家布雷伍德不同意柴尔德绿洲理论，他把人类采集经济的发展分为食物采集与食物收集两个时期，其中食物收集就为食物生产的发生奠定了基础。根据他的观点，农业革命最早就发生在西亚新月形肥沃地带边缘的山地上。约在公元前8000年，肥沃新月形地带周围山地的居民已经对他们居住地有了很好的了解，因而就开始把他们收集和猎获的植物、动物变成家培作物和家畜。不久以后，在中美洲、在东南亚和中国，人类文化也达到了相应的水平。由这些核心地带，通过文化传播把新的生活方式扩展到世界各地。显然，布雷伍德着重从人类文化的内在因素方面来说明农业发生原因的。但有的学者认为布雷伍德的论述与其说是探索农业革命发生的原因，毋宁说是说明农耕畜牧起源的结果。(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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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口压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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