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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邓建：《寺墩遗址出土良渚文化玉器鉴定报告》，见《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闻广：《苏南新石器时代玉器的考古地质学研究》，《文物》1986年第10期；程军等：《良渚文化玉器的稀土元素特征及其考古学意义》，《稀土》2000年第4期；朱海信等：《福泉山良渚文化玉器的PIXE分析》，《核技术》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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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王华田、袁旭音：《江苏小梅岭硅灰石矿床特征及其成因》，《火山地质与矿产》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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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陈廉贞：《苏州琢玉工艺》，《文物》195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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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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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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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晋）葛洪《抱朴子·杂应》：“若能乘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道有三法：一曰龙，二曰虎，三曰鹿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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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邓淑苹：《由“绝地天通”到“沟通天地”》，《故宫文物月刊》（台北）198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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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张光直：《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30本上册，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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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孙守道：《论中国史上“玉兵时代”时代的提出》，《辽宁文物》1983年总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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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张光直：《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见《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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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牟永抗、吴汝祚：《试谈玉器时代——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国文物报》1990年11月1日；牟永抗、吴汝祚：《水稻、蚕丝和玉器——中华文明起源的若干问题》，《考古》1993年第6期；吴汝祚、牟永抗：《玉器时代说》，《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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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曲石：《中国玉器时代》，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杨菊华：《良渚文化与玉器时代》，《文博》199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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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张明华：《玉器时代之我见》，《中国文物报》1991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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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戴尔俭：《玉器时代献疑与美感探源》 ，《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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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谢仲礼：《“玉器时代”——一个新概念的分析》，《考古》199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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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安志敏：《关于“玉器时代”说的溯源》，《东南文化》200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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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魏真：《“玉器时代”研究述评》，《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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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由于二里头文化早于二里岗文化遗存，且分布地域与传说夏人活动的地域比较一致，所以人们把它列为探索夏文化的对象之一。不过，对这一问题，学术界的看法也有分歧。有人认为二里头文化的4期遗存均早于郑州商城，郑州商城是汤都之亳，所以整个二里头文化都是夏文化；有人指出二里头文化在第3期遗存中出现了一组与二里岗文化的典型器物群一致的器物，表明其年代已经进入商代，所以二里头文化第1、第2期遗存有可能是夏文化。这个问题目前仍在讨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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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质文明史 第四章 安阳殷墟与中国古代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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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漫长的史前时期后，中国历史便进入到了青铜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始于何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又有哪些特点？诸如此类问题，经过近百年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探索，有些已基本解决，有些尚存在争议。在这一探索过程中，安阳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对于认识中国的青铜时代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所以，有关中国的青铜时代与文化，我们首先从安阳殷墟的发现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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