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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戴尔俭：《玉器时代献疑与美感探源》 ，《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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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谢仲礼：《“玉器时代”——一个新概念的分析》，《考古》199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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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安志敏：《关于“玉器时代”说的溯源》，《东南文化》200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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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魏真：《“玉器时代”研究述评》，《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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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由于二里头文化早于二里岗文化遗存，且分布地域与传说夏人活动的地域比较一致，所以人们把它列为探索夏文化的对象之一。不过，对这一问题，学术界的看法也有分歧。有人认为二里头文化的4期遗存均早于郑州商城，郑州商城是汤都之亳，所以整个二里头文化都是夏文化；有人指出二里头文化在第3期遗存中出现了一组与二里岗文化的典型器物群一致的器物，表明其年代已经进入商代，所以二里头文化第1、第2期遗存有可能是夏文化。这个问题目前仍在讨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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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质文明史 第四章 安阳殷墟与中国古代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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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漫长的史前时期后，中国历史便进入到了青铜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始于何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又有哪些特点？诸如此类问题，经过近百年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探索，有些已基本解决，有些尚存在争议。在这一探索过程中，安阳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对于认识中国的青铜时代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所以，有关中国的青铜时代与文化，我们首先从安阳殷墟的发现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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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质文明史 第一节 殷墟的发现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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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字记载历史在中国有久远的传统，几千年不曾中断。相比于晚近一些历史，有关夏、商、周三代及三代之前史事的文献记载确实要少一些，但加上传说性文字，仍然较为丰富。长期以来，人们对文献中所记述的三代及三代之前的历史，基本持肯定的态度，即便是“三皇五帝”这样带有传说性的记载，也常常被当作信史。然而在20世纪初期，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怀疑，并一度成为一种蔚为大观的学术思潮。是信古还是疑古？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直接的办法那就是考古。安阳殷墟的发掘既可看做是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建立的一个标志，又是20世纪学术思潮走出信古与疑古的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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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殷墟的发现与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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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又名殷虚，是商王朝后期都城遗址。位于河南安阳市西北郊的洹河南北两岸，以小屯村为中心，面积约30平方公里。据文献记载，自盘庚迁都于此至纣王（帝辛）亡国，整个商代后期以此为都，共经8代12王，前后达270余年。年代约公元前14世纪末至前11世纪。周灭殷后，曾封纣之子武庚于此，后因武庚叛乱被杀，殷民迁走，逐渐沦为废墟。殷都毕竟是一处宏伟的城市，因此在毁弃以后，地面必然有许多可见的遗迹，会存留相当长的时间，于是产生了“殷墟”这个名词。直到秦汉，人们仍然知道殷墟的所在。但岁月无情，殷墟终将湮没，连这个词也被后人淡忘了。尽管那里偶然还有古物出土，比如在北宋时编的图录《考古图》中收载的几件商代青铜器，但没有引起多少注意。近世殷墟一跃而成为举世瞩目之地，原因在于清末光绪二十五年（1899）甲骨文的发现与鉴定和随之而来的考古调查与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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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王懿荣首先在被称为“龙骨”的中药上发现契刻文字（甲骨文）。其后罗振玉等通过调查，弄清了甲骨文出土于今河南安阳市的小屯村，并在甲骨卜辞上发现了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明其为商代甲骨。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王亥、王恒、上甲等商代诸先公进行考证，证实《史记》、《世本》所记载的商王朝世系是可信的；同时根据受祭的帝王有康祖丁、武祖乙、文祖丁（即康丁、武乙、文丁）之称，确定帝乙之世尚建都于此，从而确定《古本竹书纪年》所记载的自盘庚迁殷至纣之亡“更不徙都”之说符合历史事实。(1)这一见解为大多数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所赞同。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纠正了自唐代杜佑的《通典》、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起，出现的“安阳西北五里、洹水之滨为河亶甲城”的误传，证实《史记·项羽本纪》等文献所记载的“洹水南为殷墟”的说法是正确的。这样，以商代甲骨的发现为契机，商代后期的王都遗址——殷墟遂告发现，并开始了科学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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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考古组，负责殷墟的发掘工作。主持发掘的有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等学者。自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10年内共发掘了15次，取得了丰富的收获。这15次发掘，李济把它分为“安阳有计划发掘的初期”、“王陵的发现及系统发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小屯的最后三次田野发掘”这样三个阶段。(2)第一阶段为1928年10月至1934年春，共进行9次发掘，主要收获有：在小屯东北揭露出商代夯土建筑基址；根据高楼庄后冈的地层叠压关系，弄清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年代关系；在高楼庄后冈发掘出1座有2条墓道的大墓，提供了寻找商代王陵的线索；经过进一步调查，认为侯家庄西北冈可能是王陵所在地。第二阶段为1934年秋至1935年秋，在侯家庄西北冈进行了3次发掘，在西北冈西区发掘大墓7座，方坑1个。7座大墓都是4条墓道的大型墓，包括著名的1001号、1004号墓。在东区发现大墓3座，大墓周围分布有1200多座小型墓和祭祀坑，小墓排列整齐，从布局看，当与大墓有密切关系。这些大墓规模宏大，虽经多次盗掘，仍出有丰富精美的随葬品，因而断定这里即是商代王陵所在地。第三阶段为1936年春至1937年6月，继续在小屯村东北发掘3次，主要为寻找商代建筑基址，弄清分布与组合关系。共发现建筑基址34座，包括宫殿和宗庙遗址。发掘的127号坑中，出土刻字甲骨1.7万多片，其中绝大部分为卜甲。上述15次发掘，丰富了商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资料，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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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恢复了殷墟的工作，随之发掘了著名的武官村大墓。从那时至今，殷墟发掘连续不断，成为全国考古调查、发掘持续时间最长的遗址之一。1973年在小屯南地一次发掘出4829片有字甲骨和一批无字卜骨。1976年发掘了著名的妇好墓，并在武官村大墓南侧，发掘出一批祭祀坑。1969—1977年，在殷墟西区发掘出900多座平民墓。1978年春，在殷墟王陵区1217号大墓东墓道之北，发掘甲字形大墓1座，这是这一带新发现的殷墟早期墓葬之一。其后，又发掘了相传曾出司母戊鼎的大墓，并发现不少人殉头骨。1989年，在小屯北侧发掘出一处大型宫殿基址，3排房址呈凹字形连成一体，面积约5000平方米。1991年，在花园庄东地发掘了一个编号为H3的甲骨坑，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刻辞甲骨689片。1997年，中美考古界合作，开始对洹河流域进行系统的考古调查。殷墟的考古调查、考古发掘目前仍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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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80年的发掘与研究，殷墟遗址的范围布局基本弄清，文化分期的体系也已建立，商代晚期王都的面貌逐渐从历史的迷雾中显现出来，成果大大超过前人的预期。然而，工作并没有结束，殷墟仍然有许许多多的奥秘没有揭开，商朝历史的谜团还没有穷尽，有待后人去进一步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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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冬，在大司空村以北的董王度村一带，又发现了一座商代城址，被称为洹北商城。(3)洹北商城设计非常规整，其平面接近方形，面积有4.7平方公里。中部偏南有排列整齐的建筑基址，是宫殿一类的遗迹。城址只有西南一角与殷墟范围搭界，而其年代比殷墟稍早。李学勤认为，根据已有材料，殷墟的主体内涵，结合甲骨文的研究，应只早到武丁时期，那么洹北商域是否盘庚所迁的殷呢？如果真是这样，武丁为什么要舍弃已兴建的城址，另到洹南开辟新的都邑呢？这一系列疑问，如发掘者所说，只有留待未来的发掘来回答了。无论如何，这涉及对殷墟的根本理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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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殷墟发现与发掘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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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殷墟发掘发轫时还有学者低估商代文明的程度，那么这种看法很快便被随后考古发掘的成果所否定。在殷墟，经考古发现所揭示的设施完备的都城遗址、规模庞大的王陵区、量多而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已经基本成熟的文字体系，都昭示着商代已有高度发达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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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东北地为商代宫殿、宗庙区。已发掘夯土建筑基址数十座，其中最大的基址南北长85米、东西宽14.5米。基址附近大多有与祭祀有关的遗迹发现。侯家庄西北冈是晚商都城的王陵区，这里发现了具有4条墓道的商王陵8座，还发现有2条墓道的王室重要成员墓葬9座，墓葬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这些墓葬的文化内涵，从未被盗掘的大型竖穴土坑墓——殷墟妇好墓就可窥见一斑。妇好墓墓室面积仅有22.4平方米，但是墓中发现殉人16个、殉狗6只，出土随葬品总计1928件，其中青铜礼器200余件、玉器750多件。在中国早期王朝都城遗址中，殷墟是属于同时发现并发掘了“阴阳”两界的宫殿、宗庙建筑遗址区与王陵区的唯一一座都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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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发现的铸铜作坊遗址，应为中央政府所属的“官手工业”遗址。这些铸铜作坊已有比较明确的冶炼与铸造的专业分工。规模庞大的冶铸遗址、铸造大型青铜礼器的大型陶范与大型熔炉，说明了当时青铜冶铸技术的高超。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类别多样，其中的大型青铜礼器有鼎、鬲、甗、簋、觚、爵、斝、盉、尊、卣、壶、方彝等，重要青铜兵器有钺、戈、矛、刀、镞、胄等，这些青铜器体现了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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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来，殷墟出土的刻辞甲骨文约15万片，其中考古发掘出土的约有3.5万片，目前已释读出甲骨文字2000个左右。甲骨文是商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于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迄今为止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完整的文字。以殷墟出土甲骨为研究对象的甲骨学，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的“显学”。王国维、郭沫若等利用殷墟甲骨文资料进行的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开创了中国的“新史学”。尤其是“二重证据法”的创立，使中国的史学研究从“疑古”走向了“释古”和“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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