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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殷墟所代表的商代晚期文明发展的高度，可以推知当时中国文明已经经历了相当长久的演进历程。这促进学者们努力去寻找比殷墟更早的商代遗址及夏代遗址。文献曾记载，在盘庚迁殷前，商朝迁都多次。20世纪50年代发现了郑州商城，80年代又发现偃师商城。它们都是早于殷墟的商代遗址。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为从考古学上寻找夏文化带来了希望。众多的发现，使人们看到商代文明的源流和规模。所有这些工作，应该说都是以殷墟的发现与发掘为其起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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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遗址是中国考古学与中国考古学家的摇篮。这里的田野考古从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诸方面，为构建中国考古学奠定了基础。通过殷墟考古发掘不仅确定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商文化的文化谱系与年代学框架，而且成为之后探索中国史前考古、夏商考古与周秦汉唐考古的学术支撑点。与此同时，它还造就了李济、梁思永、董作宾、尹达、吴金鼎、夏鼐、高去寻、石璋如、郭宝钧、胡厚宣等一批著名考古学家，正是他们的贡献奠定了近代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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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殷墟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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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出土青铜器的历史可上溯到很久以前，其青铜器被载入史籍的时间从宋代已开始，比如北宋吕大临的《考古图》中收载有几件商代的青铜器。其后，历代许多书籍也载有不少殷代青铜器的图像。随着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和1928年殷墟遗址的发掘，在之后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考古工作者对殷墟进行了数百次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出土大量的殷商青铜器。这些经科学发掘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是研究中国青铜文化的极为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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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青铜器的类别较多，大致分为礼器、乐器、工具、生活用具、武器、装饰品与艺术品、车马器以及杂器等8个类别。礼器的数量仅次于武器，绝大多数出土于墓葬，遗址内极少见。按实际用途，又可分炊器、食器、酒器、水器、盛贮器和挹酒器6种。有少数用途不明，如箕形器，但与礼器同出，亦可归入礼器类。炊器有鼎、鬲、甗、甑等；食器有簋、豆、匕等；酒器有觚、爵、尊、卣、觯、斝、角、觥、方彝、盉、壶、瓿、罍、缶等；水器有盂、盘等；盛贮器有罐等；揖酒器有斗、勺等。乐器仅发现铜铙（也称铎或执钟），其中有5、4、3件成编的，均出自墓葬内。形制多数近似，扁圆体，口缘内凹，下端有中空的柄，可安木把。成编的铙，大小依次递减。妇好墓出土的5件铙，形制较小，表面饰回字形凸弦纹，有的已锈蚀不清。工具和生活用具多数出自墓葬，少数出土于车马坑和祭祀坑，居住遗址内极少见。工具有刀、削、斧、凿、刻刀、锥、锯、钻、鱼钩以及铲等。它们的用途不尽相同，多数应是手工业工具，有的可能是随身携带作护身用的武器，个别是渔具，农业工具仅有铲一种。生活用具较少，主要有镜、箸、笄等。武器是青铜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大部分出自墓葬，居址中也有少量的发现。按它们的功能，既有攻击型的戈、矛、钺、大刀、镞等，也有防御型的胄等。戈是殷墟墓葬中最常见的随葬品之一，出土时少则1件，多则数十件或上百件，如妇好墓就出土有90余件，侯家庄1004号墓葬出土800余件。装饰品与艺术品数量不多。有些装饰品往往也是精致的艺术品，而某些艺术品多用于陈设，两者不能截然分开。主要器形有铜人面具、铜牛头面具、铜牛、铜尺形器、铜虎以及用于镶嵌的铜珠、铜眉、铜角等。另外还有车马器，如衡木饰、弓形器、辖、辕饰、铜泡等。杂器有铃以及不知具体用途的多钩形器、器底形器、管状器、小铜钩、钻形器、棒锤形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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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殷墟出土的所有青铜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司母戊大方鼎。1939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因其腹部铸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鼎腹长方形，上竖2只直耳，下有4根圆柱形鼎足。器型高大厚重，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此外，1976年发掘的妇好墓中出土的司母辛方鼎、三联甗、偶方彝等大型青铜礼器，也都堪为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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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作为晚商的都城，前后延续了270多年。青铜器作为殷商社会的重要物质遗存，在不同时期也展现着不同的时代风格。根据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一般将殷墟青铜器由早至晚分为四个时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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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青铜器多以兽面纹作主纹，线条粗犷，双目呈椭圆形，有的作目字形，用细线条云雷纹构成兽面的身尾。写实的鱼和龟饰于盘底。另有弦纹、联珠纹、圆涡纹等。铜器组合以鼎、斝、觚、爵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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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青铜器组合呈现出多种形式，有觚、爵相配，鼎、觚、爵相配，簋、卣、觚、爵相配，鼎、甗、簋、瓿、斝、觚、爵相配等多种组合。这大概反映了殷墟上层贵族的等级差别与礼仪制度。相对于第一期，此阶段的青铜器器类也增多，出现了大型重器以及鸟形或兽形铜器。器物也常常成对成套出现。花纹种类增多，多层花纹以及通体满花的青铜器常见，而且器体与鋬上常装饰有突出的兽头。铭文已较多见，以2、3个字为主。这一时期青铜器中纹饰还是以兽面纹为大宗并作为主纹出现，形式多样。除作主纹外，兽面纹也饰于器腹和圈足部位。夔纹在此时也明显增多，形态变幻不定，但大多作侧面形，或作回首状或倒立状，多数都用作填补空白的辅助花纹。另外还有龙纹、凤纹，以及虎、牛、鹿、蛇、鸮、龟、蝉等装饰纹。几何纹的种类也增加，三角纹、蕉叶纹都是新出现的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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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青铜器的组合与第二期的基本相同，但簋的出现频率比第二期时高，而甗、尊则开始减少。青铜器纹样与第二期差不多，仍以兽面纹为主要纹饰，多数有身有尾，少量则不见身尾。写实的动物纹中蝉纹比较常见，而几何纹中新出现了直棱纹，复层花与饰兽头的作风仍比较流行。该期的实用礼器多数铸有铭文，同墓所出的青铜器往往同铭。字数仍以2、3字为常见，内容多是族徽、日名、私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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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青铜器种类主要有鼎、鬲、甗、簋、觚、爵、卣、觯、斝、盉、盘等。器物组合未出第二期所出现过的范围。但明器的数量增加较多，有实用器与明器各自成套的情形。簋在组合中更加普遍出现，觯也有增加，部分墓中有代替觚的倾向。而斝则明显减少。该期青铜器的花纹复层花还常见，但满花的作风却在减少，一般仅突出主纹，省去地纹，纹样简练粗犷，十分醒目。兽面纹有的面目很大，龇牙咧嘴，这种形象为此期新见。而以往用作主纹的兽面纹也被用来作周带状装饰。蝉纹、四瓣花纹与圆涡纹也有用作主纹者。蕉叶纹、三角纹较第三期为少。这一时期青铜器的一个突出变化是铭文的字数与形态有了显著的变化。字数增加，铭文内容也大大丰富了，发掘出土的戍嗣子鼎铭有30字，记录了戍嗣子受王赏贝为父作器之事，铭文内容出现了记事性质，大异前代而与西周金文联系紧密，开西周记事铭文的先河。这一时期的铭文字体也较多地使用等粗的玉箸体而部分保留有波捺的肥笔，铭文成竖行排列，已初具谋篇布局的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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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青铜器的辉煌具有深厚的技术背景。据学者多年的研究，殷墟青铜器都是用陶范法铸造的，浑铸与分铸法并用。其中武器与工具多用前者，器形复杂的礼器多用后者。而构成青铜器的合金成分，殷墟的工匠也进行了多种尝试。当时对不同的合金配比与铸成的铜器性能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礼器与武器根据用途的不同而配以不同的合金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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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质文明史 第二节 中国青铜时代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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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并不是中国青铜时代的起点。从殷墟发现的青铜文化遗存看，中国青铜时代已走过了相当长的历程。就青铜时代的内涵而言，中国青铜时代与世界其他地区既存在共性，也呈现出差异性。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治国理念相一致，精美的青铜礼器和大量的青铜兵器构成了中国青铜文化的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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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铜与青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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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青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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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是一种铜和其他元素的合金，常见的有铜和锡、铅的合金，因颜色呈青灰色，所以称为青铜。用青铜制作而成的器物就是青铜器，通常也简称为铜器。青铜器在中国考古学上，主要指先秦时期用铜、锡及铅合金制作的器物，包括青铜礼器、工具、日用器、兵器、车马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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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的特性较之红铜有很大的不同，具有以下优点：（1）熔点低，易于铸造。在物理和化学性质上，一般合金熔点比原来的金属低，硬度比原来的金属高，体积比原来的金属略涨大。青铜也是如此。红铜的熔点为1083℃，随着加锡量的增加，熔点可逐渐降低。如加入15％的锡，熔点即可降到960℃左右；如加锡量增至25％，熔点则降为800℃。因此这样的温度条件显然要比冶炼红铜更容易达到。（2）硬度大，并可调整锡的含量来调节硬度。红铜的布氏硬度是35度，如果加锡5％～7％，硬度就增高到50～60度；如加锡7％～9％，硬度即可增为65～70度，比红铜的硬度提高了近1倍。这样就可以克服红铜质地较软的缺点。同时根据青铜硬度随加锡量成正比地提高这种特性，人们可以根据所作器物的需要，掺加不同比例的锡以铸造出硬度不同的器具。（3）适宜于铸造。红铜的铸造性能不良，易吸收空气，在合范铸造所成的制品往往带有气眼，表面粗糙。而青铜溶液流动性能好，在陶范内无孔不入，填充性能较好，与陶范保持密合的接触面，能铸造出较复杂的铜器，同时铜器上不容易出砂眼，有较好的铸造性能。（4）化学性质稳定，有持久的金属光泽和良好的抗腐蚀性。所以大批出土与传世的青铜器，虽经数千年的风化水蚀，不少仍保持金属的光泽。而红铜的表面则容易生成一层黑色的氧化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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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青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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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常用的“青铜时代”这一概念，借自于西方近代考古学中的“技术演进三期说”（Three-stage technological sequence，简称“三期说”）。尽管18世纪初的艾科特甚至是古罗马的卢克莱修就已有了类似的说法，但人们通常将这一理论的发明权归于19世纪的丹麦学者汤姆森和沃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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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森在其《北欧古物导论》一书中仅对“三期说”作了简单的解释(6)，认为在石器时代，武器和工具以石、木、骨或类似材料制造，人们对金属了解很少，或一无所知。在青铜时代，武器或切割类工具以红铜或青铜制造，人们对于铁或银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到了铁器时代，人们以铁来制造最为适合的器具，铁器的使用取代了青铜器。这一简单的表述在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前半叶得到了极大丰富。1865年，卢伯克使用希腊语的词根，创造了“旧石器”（Palaeolithic）和“新石器”（Neolithic）两个名词，以表示两个石器时代的存在；1892年，A.布朗提出在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间应有一个过渡期，称为“中石器时代”（Mesolithic）。1885—1895年，蒙特柳斯把北欧的新石器时代分为4期，青铜时代分为5期。这时，早期铁器时代的哈尔施塔特期和拉登期2期被进一步确定下来。这样，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欧洲史前考古学的整个体系得到了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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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文化进化理论，“三期说”和青铜时代被认为适用于古代社会的不同文化。因此，人们在研究早期中国历史时，也借用青铜时代一词来指中国先秦时期以青铜作为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的重要原料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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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青铜时代发生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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