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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时代文化在世界各地的发展不平衡，有早有晚。伊朗南部、土耳其和美索不达米亚一带约在6000—5000年已使用青铜器，欧洲约在6000—5000年、印度和埃及约在5000—4000年，也有了青铜器。埃及、北非以外的非洲使用青铜器大约不晚于3000年至公元初年。美洲直到将近公元11世纪，才出现冶铜中心。那么中国是何时进入青铜时代？中国青铜时代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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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考古发现的早期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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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早期铜器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所发现，并引发了对青铜器起源的探索。但是，早期铜器的大量发现和真正研究，是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70年代以后的事情。初步统计，中国的早期铜器迄今已发现500多件，涉及50多个地点。这些青铜器分布地域广，时间跨度长，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和年代差异，并且分属于若干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其中，除了新疆地区和湖北地区个别的发现因年代存在疑问或者情况不明外，其余的发现可根据早期铜器本身的特点和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及其演进，并结合自然地理环境可分为四个区域，即黄河上游地区、黄河中游地区、黄河下游地区、北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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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上游地区：主要是指甘肃和青海地区，是早期铜器发现最多的一个地区。早期铜器广泛发现于马家窑文化的马家窑类型、宗日文化、马厂类型、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的遗址中，其年代自4900—3600年不等。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现一件马家窑类型的青铜刀长12.5厘米，锡青铜，合范铸制，短柄长刃，柄部有明显的嵌装木柄的痕迹，年代约为4900—4700年前。(7)这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青铜铸造品。青海同德宗日墓葬发现有宗日文化铜环形耳饰。甘肃永登连城蒋家坪、酒泉照壁滩和高苜蓿地等遗址发现马厂类型青铜刀和红铜锥等。齐家文化铜器在武威皇娘娘台等8个地点发现50多件(8)，主要有斧、凿、刀、锥、钻头、匕、镜、指环、泡、垂饰、条形饰品等。四坝文化铜器在甘肃玉门火烧沟等6个地点发现270多件(9)，年代约为4000—3600年前，主要有空首斧、双刃刀、环首刀、矛、镞、耳饰、指环、手镯、扣饰、泡、连珠形饰、四羊首权杖头等，质地包括红铜、砷铜、青铜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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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中游地区：主要指黄河中游及其支流的关中东部、山西南部、河南中西部及河北南部地区，也是早期铜器发现较多的一个地区。早期铜器发现于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其年代自6500—3600年不等。仰韶文化的铜器发现于临潼姜寨和渭南北刘遗址，分别为铜片卷成的管状器、铜片和铜笄，经鉴定均为黄铜制品，年代分别约为6500年前和5900—5000年前。(10)中原龙山文化时期发现的铜器数量不多，二里头文化时期铜器数量有较多的增长。二里头文化的铜器发现于偃师二里头、洛阳东干沟、夏县东下冯、登封王城岗、荥阳竖河、驻马店杨庄等遗址，尤其是二里头和东下冯有较多的发现。(11)主要有刀、锥、凿、锛、锯、鱼钩、纺轮等工具；镞、戈、钺等兵器；铃、兽面牌饰、圆盘形器等礼乐仪仗器；爵等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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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下游地区：主要是指山东和河南东部地区。早期铜器发现于山东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中(12)，年代约为4400—3600年。年代更早的铜器是否存在，尚缺乏考古学的证据。山东龙山文化的铜器，在胶县三里河等5个地点有所发现，仅限于小铜锥、铜片、铜条等，且数量不多。其中，三里河发现的2件残铜锥，经鉴定为黄铜制品，年代约为4400—4000年前。岳石文化的铜器，在泗水尹家城等4个地点发现18件，年代约为3900—360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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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地区：主要是指内蒙古中南部、燕山南北和辽宁西部地区。早期铜器发现于朱开沟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13)，年代约为3900—3600年。早于4000年的铜器尚未发现。该地区早期铜器以小型装饰品、小型工具、小型兵器以及杖首等仪仗用品为特征，未见大型兵器和礼乐容器。铜器中青铜的比重略多于红铜，当与年代较晚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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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四个地区中以黄河上游地区和黄河中游地区最具特色。黄河上游地区早期铜器发现地点和数量多，种类以各种小装饰品、小型工具、铜镜及权杖头等宗教仪仗用品为特征；镞、矛等兵器出现较晚，大约在距今4000年以后；礼乐容器不见；青铜器的出现虽然可以上溯到距今4900年，但红铜始终占一定比例，并且四坝文化中发现相当数量的砷铜。黄河中游地区的早期铜器出现年代早，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发展比较缓慢，只是到了距今4000年前后才开始迅速发展。就铜器的器类构成看，装饰品、工具、兵器、礼乐仪仗器及容器等齐备，并以大型兵器、礼乐仪仗器及容器，成为其突出的特征。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黄铜、红铜、青铜均有，但二里头文化时期则是以青铜为主。而北方地区早期铜器特点与黄河上游地区相类似，黄河下游地区早期铜器特点与黄河中游地区相近。由此看来，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可能分别起源于黄河上游的西北地区和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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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早期铜器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看，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6500—4500年的发生阶段，主要利用铜的氧化共生矿还原熔炼各种原始铜合金，其遗存主要属于黄河中、上游地区；4500—4000年的发展阶段，主要以冶炼红铜为主，逐渐向冶炼青铜发展，此时除了黄河中、上游地区，黄河下游也有少量铜器遗存发现；4000—3600年的成熟阶段，以冶炼青铜为主，青铜冶铸技术形成，此时铜器遗存已扩展到了北方地区，但青铜文化仍以黄河中游的二里头文化、黄河上游的四坝文化最为发达。这三个阶段，也就是中国青铜器起源从萌芽经过发展到形成的三个阶段。因此，从考古学上来说，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大致是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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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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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进入青铜时代后，经夏、商、西周、春秋经历15个世纪。晚商和西周早期达到青铜时代顶峰，春秋晚期以后随着铁器的出现和普遍使用，逐渐过渡到铁器时代。它的结束是一个冗长的程序，到秦代才告完成，但它的余波影响则更为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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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时代早期：大致与二里头文化相当，年代约在距今4000—3600年之间。河南偃师二里头，山西夏县东下冯、襄汾陶寺，山东和苏北的岳石文化，河北北部、辽宁长城东部边沿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黄河上游的四坝文化均属这一时期的遗存。在这些遗存中已发现品类繁杂的青铜制品，在这时的贵族宫室遗址和墓葬中发现了较多的青铜武器和金、银、铜器皿。礼器有爵等，乐器有铃等，武器有刀、戈、钺、镞、矛、匕首等，工具有锛、凿、斧、鱼钩、镰、、锥、针等，装饰品有泡、圆片、管、指环、鼻环、耳环等。另外还有金、银和嵌镶松绿石的饰品。青铜为铜锡或铜铅合金，采用单范或双范合铸的方法制造。这一时期红铜仍有较多的使用。上述遗存的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正好在历史记载上夏王朝的纪年范围之内。这些遗存应是夏王朝时期的文化类型，此时中国已完全进入了文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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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时代中期：相当于商代至西周前期。这一时期可分成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商代早期，约当公元前16世纪至前13世纪，以郑州二里岗文化为代表。这时早期国家制度进一步发展，青铜器数量大增，常见成套的礼器。贝币已出现，人殉更加普遍。在郑州发现2座较大的铜器作坊遗址，有铸造铜器的坩埚、烧渣、陶范等。这时铸造斧、矛等工具和武器普遍使用双合范。容器无论大小，均为三合范或多合范一次浑铸而成，并且往往是一范铸一器。说明这时的铸铜工艺已相当成熟。后一阶段是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3世纪至前10世纪。这时是中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期。青铜冶铸工艺达到高峰，出土大量精美的青铜礼器、兵器、工具和车马器。安阳殷墟是商王朝的统治中心，也是青铜制造业的中心。历年所发现的青铜作坊遗迹及大量的兵器、礼器，工具等遗物，显示了青铜时代的繁荣。在周原、丰镐等遗址发掘出的西周王朝的宫殿、宗庙、墓葬、车马坑、作坊和大量的青铜器表明，作为中国古代社会行为规范的礼制在此时已经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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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时代晚期：相当于西周后期到春秋时期。西周时期青铜制造较前质朴，而冶铸技术有所进步，开始使用一模翻制数范技术。春秋时期商品经济有了大的发展，列国都城成为繁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金属货币开始有较多出现，青铜铸造工艺获得较大的发展。在湖北大冶铜绿山发现的古铜矿，证明当时在开矿、配矿、冶炉筑砌和冶炼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出现了失蜡法、焊接法等先进工艺技术。这时开始盛行金属镶嵌工艺、线刻工艺，使铜器装饰图案丰富多彩。青铜制的戈、矛、剑、戟等武器特别精良。战国时期，虽然开始进入铁器时代，但青铜制造业仍然发达，并持续到秦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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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中国青铜时代的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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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夏、商、周三代是中国的青铜时代，但从目前出土和传世的青铜器来看，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似乎主要服务于非生产性目的。这些非生产性青铜器可分作两个类别：一是礼仪中使用的容器和乐器；二是兵器和车马器。礼器和兵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制作精良，构成了中国青铜文化的一大特色。所谓礼器，一般是指古代贵族在进行祭祀、丧葬、朝聘、征伐和宴享、婚冠等活动时举行礼仪所使用的器皿，如鼎、簋、爵、觚、豆、钟、镈等。商周时期青铜兵器主要有戈、矛、戟、钺、刀、剑、弩机、矢镞等，其矢镞尤多。矢镞是一次性消耗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兵器制造是一个优先采用青铜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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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此时青铜似乎很少用于铸造工具，青铜农具尤少。相反，考古发现的商和西周的农业工具主要用石头制作。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证明，在青铜器被发明以后，人们继续使用石质的农业生产工具。在商代遗址中最常见的仍然是木、石、骨、蚌制成的农具，其中尤以石镰为多。20世纪30年代对安阳小屯商代晚期遗址多次发掘中，出土石镰多达3600余件，其中一个窖穴就储存了444件。河北藁城台西村商城遗址，从1973年起至1997年，前后进行了4次发掘，出土了数千件文物，其中的农具全为石器、骨器和蚌器。如前2次发掘出土了骨铲、石铲、蚌铲共132件，石镰336件，蚌镰29件，却没有一件青铜农具。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居住遗址和墓葬中，出土了约600余件工具，其中只有一件铜斧和一件铜刀，也没有一件是青铜农具。这些地区的考古资料表明，当时商周王朝经济最发达的统治中心地区尚且普遍使用木、石、骨、蚌农具，其他地区更是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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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这一现象？20世纪50年代已有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如雷海宗在1957年就提出，中国的青铜时代实质上是一个石器时代，工具，特别是农业工具，多以石和木制造。当时生产力仍十分低下，剩余产品非常有限。(15)他的观点得到陈梦家、于省吾等学者的支持。陈梦家认为，王室的匠师以新出现的青铜铸造技术制造器具，武器用于战争，容器用于王室祭祀。自由民无力为自己制造青铜农具，奴隶当然也不允许在农业生产中使用贵重的青铜。当然也有反对意见，如唐兰在1960年发表的《中国古代社会使用青铜农器问题的初步研究》一文中认为，几乎所有现存先秦文献中出现的农具名字都带有“金”字旁，因此先秦时期青铜农器是较普遍的。此外，他还列举了他认为可以断定为农器的45件存世青铜器。(16)不过，他所引用的文献大多成于东周，而那45件器物分散在从商代到汉代大约1500年的漫长时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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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持商周时代已普遍地使用青铜农具的学者也承认出土的青铜农具数量很少。为了解释出土的青铜农具数量很少的原因，他们提出了许多理由，主要有下列几点：一是出土铜器的地方主要是贵族墓葬，贵族生前不亲身参加农业生产，不使用青铜农具，死后自然很少以青铜农具入墓，因此今天就出土不多。二是青铜农具因磨损或破损而不能再用时，可以改铸新农具，不会随便丢弃而留下较多的遗物。三是青铜农具被后代政府搜刮去铸造货币。四是因青铜农具没有铭文和纹饰，不为古代金石学家所著录，不为后代古董家所收藏，故而传世的青铜农具很少。(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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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陈文华认为，上述理由，应该说还是有些道理的，但是根据并不充分，难以使人信服。比如关于第一点，就不大符合实际情况。有许多青铜农具就是出土于商代贵族墓葬中的，如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中就出土了铜犁铧、铜锸、铜铲、铜镢、铜镰，河南罗山天湖商墓和蟒张商墓中都出土了铜铲、铜锸，安阳殷墟妇好墓也出土了铜铲和铜镰，湖北黄陂盘龙城商墓中也出土了铜锸。这些墓葬的主人有的身份是很高的，可见因身为贵族不参加劳动而不随葬农具并非普遍的规律。第二点和第三点说的都是青铜农具可以被改铸为其他器物，这是客观事实。但是青铜兵器和手工工具也是可以被改铸，但它们出土物的数量就非常之大，远非青铜农具可比，这只能以社会对青铜兵器和手工工具的需要量远远大于农具来解释。第四点也是事实。然而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对青铜农具却是极端重视的，没有一个考古学家会对出土的青铜农具视而不见。可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长达四分之三世纪的考古发掘，出土的青铜农具仍然很少，这应该是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的。据统计，至1987年为止，河北省只发现1件商代的青铜铲，陕西省只发现12件西周青铜铲，河南省发现了19件商代青铜铲和6件西周青铜铲，山西省则一件也没有。即使是这些青铜铲都是真正用于农田生产（因为有些铜铲很可能是手工工具），对于时间长达近千年的商、周，地域广达70多万平方公里的夏、商、西周中心地区晋、冀、豫、陕来说，实在难以说明当时是在大量使用青铜农具。(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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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工具尤其是农具少，这与一般意义上的青铜时代特点有所不同。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将青铜时代产生与发展看做是一系列连续技术演进的过程，并由此把青铜时代被划分为三种更迭的“模式”。在模式1中，武器和装饰品以红铜及其合金制成，但是没有专为生产制造的金属工具，石工具仍然在继续认真地制造。在模式2中，红铜和青铜通常用来制造工具，但既不用于农牧业，也不应用于其他重体力劳动。金属工具包括刀、锯、专用的轴、扁斧和凿等。模式3中，金属工具在农业和重体力劳动中得到应用，金属工具已包括镰刀、锄头、锤等。显然，青铜时代是以青铜农具广泛运用为主要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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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张光直在1980年发表了《中国青铜时代》一文，试图在中国的这种特殊背景下重新定义青铜时代的概念，认为由于青铜并没有广泛地用来制造农业工具，因此中国青铜时代主要不是通过生产技术的革命产生的。如果真的有一次革命，那么它就应该是社会组织领域内的革命。这一基本主张引导他作了两项更为深入的观察。首先，由于中国青铜时代和诸如国家的形成、城市化以及文明等因素相合，青铜时代这一概念可以用来作为衡量文化和社会的一个标准。其次，中国青铜时代的特征是这种金属的使用与礼仪和战争密切联系，换言之，青铜是一种政治权力。(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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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也得提及《越绝书》中所记述的石、玉、铜、铁四个阶段说。在《越绝书》的系统中，玉比石高贵，铜与铁有别。因此，“石”与“金”两大类质料又分别包含了2个亚类：“石”包括普通的石头和玉；“金”包括青铜和铁。在古代文献中，普通的石和铁被看做“丑陋”或“粗劣”的材料，通常用来制作工具，而玉和青铜则被看做“美丽”或“优良”的材料，用以制作非生产性物品。《越绝书》的四个阶段说其实是包含了礼器和用器这两个既不同又相关的发展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玉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概念似乎有些类同之处。这大概也是中国文明起源到文明形成时期的一大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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