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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事活动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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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活动纹饰以人们的宴乐、舞蹈、狩猎、采桑、攻战等活动以及走兽、禽鸟等为题材的纹饰。它已初步摆脱了规律化的对称图案,而是以写实的手法来刻画出各种动态,为汉代的画像砖开了先河。这种纹饰多饰于鉴、壶等器物上,大多是线刻纹,布满器身。春秋晚期开始出现,盛行于战国时期。如河南汲县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鉴、故宫博物院藏的宴乐渔猎攻战纹壶、河南辉县出土的宴乐纹鉴、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宴乐攻战纹壶等,这些铜器画面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构图饱满而富于变化,可以看出当时已具有驾驭复杂画面的能力,体现出古代匠师的高超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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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青铜器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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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铭文,指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亦称金文、钟鼎文。铸刻铭文的风气,以商周时期为盛,所以一般所说青铜器铭文主要是指商周铜器上的铭文而言的。有铭文的青铜器,比较常见的有鼎、簋等食器,爵、觚、尊、卣、壶等酒器,盘、匜等水器,钟、镈等乐器以及戈、剑等兵器。已发现有铭文的商周青铜器数逾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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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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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现今所见的最早的铜器铭文属于商代。有铭文的商代铜器,几乎都作于盘庚迁殷以后。年代可能更早的,只发现了两三件。商代铜器上的铭文大都很简单,一般只有1至5、6个字。很多商代铜器仅记作器者之名(往往用族名而不用私名),正合乎《礼记·祭统》中“铭者,自名也”的古义。在记作器者之名的同时,又记所纪念的先人庙号的(如“鱼、父乙”、“戈、祖己”)。仅记先人庙号的,也很常见。到商代晚期出现了一些较长的铭文,内容多数是说王或某个地位较高的人由于某事而赏赐该铜器的主人,器主因此作某先人的祭器以为纪念。已发现的商代铜器铭文,篇幅没有超过50字的。这一时期的金文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铭文的书体近似甲骨文,以象形文字居多,字体比较长方,笔遒劲雄美,笔画较粗,首尾出锋,有波捺,字槽平整,字体端庄工整,行气疏密有致,结构严谨。这种波捺体遒劲、严谨,为后世好书者所崇尚,别称钟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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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是铜器铭文的全盛时代,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铭文篇幅加长。百字以上的铜器铭文颇为多见,两三百字以上的也不乏其例。西周前期的大盂鼎有291字,小盂鼎有400字左右(但多残泐不可辨识)。中期的曶鼎也有400字左右。后期的大克鼎有290字,散氏盘(亦称夨人盘)有350字,毛公鼎有498字。如果不算由几个编钟合成的铭文,毛公鼎铭是已发现的商周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这篇铭文详细记录了周王对毛公的诰命之辞,可以看做是保留在铜器上的一篇《尚书》。二是铭文内容丰富。西周铜器铭文中,除了“某人作某器”一类简单记载,以及比较常见的记君上(主要是周王)的任命、赏赐或记功表德的铭文以外,还出现了一些比较特殊的记事铭文。其中有记诉讼胜利的铭文,有记土地交易和勘定田界的铭文等。从铭文内容所涉及的方面看,有关土地制度、宗族制度、分封制度、军事制度、官制、周人与周围各族的关系以及其他重要问题。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武王克商、成王东征、昭王南征等,也都有反映,所以郭沫若说西周铭文有书史之性质。西周时期的作器者多为周王室贵族、臣僚,诸侯国的较少。在器物上要铸长篇巨作,对于铸刻长铭铜器的器种有一定要求,在铜器的某一位置上须有着充分的铸字面积,且字铸好后需要被看到,故长铭多集中于鼎、簋、盘、盂的内底上,这些器类内底宽大,字铸作后也便于阅读。这时期的铭文,书体也发生了变化。铭文字体规整,多作长方体,字体大小近相同,笔画无波捺,两端平齐,字体间架也较自然。另一特点是整篇铭文布局工整规范、书写时不仅注意竖贯,兼顾横平,有的还画成方格,以防止字体过于参差。书家将这一时期的文字称为玉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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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铜器铭文虽然仍受重视,但是其重要性已经比不上西周。当时仍有很长的铭文。例如宋代发现的齐灵公大臣叔弓(或释“叔夷”)所作的一件大镈,铸有器主夸耀自己的出身和功绩,并记载齐灵公对他的诰命的长铭,共493字。同时出土的叔弓的编钟上也铸有内容基本相同的铭文,全文由7个编钟合成,长达500多字,比毛公鼎字数还多。但总的来看,春秋时代的长篇铜器铭文要比西周少得多,纪事铭文更少。当时铭文表现出较强的随意性和地域性,内容与程序也与西周时期不尽相同,多为联谊婚姻及夸耀祖先的功德之类。当时最常见的铭文格式是:某年某国某人之子,择其吉金自作壶(盘、鼎),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还有一种炫耀门第的风气,经常是“某人之子”、“某人之孙”。内容比较空泛,史料价值不如西周铭文。文字方面,初期尚有用玉箸体的,中期笔画变细,字体变长,书写随便,晚期有一部分地区出现了明显的美术化倾向,如有些东方和南方国家的部分金文,字形特别狭长,笔画往往故作宛曲之态。春秋晚期出现了蝌蚪文和鸟虫书的雏形。春秋、战国的铭文一般多为刻款而非铸造的,即在铜器铸成后用利器在器表刻出来的,一般在器壁外比较醒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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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前期基本是春秋晚期的继续。大约从战国中期开始,传统形式的铜器铭文已经很少见,“物勒工名”式的新式铭文则大量出现。这种铭文字数一般不多,所记的主要是作器年份、主管作器的官吏和作器工人的名字以及使用器物的地点等。当时由于简册、书帛的通行,金文不如写于简册之上方便,致使长篇大作很少。不过,旧式的长铭在战国中期以后并未绝迹。20世纪70年代在河北平山发现了公元前4世纪末期的中山王墓,墓中出土的铁足铜鼎刻有长达469字的铭文,铜方壶刻有长达450字的铭文。此外,战国铜器铭文中还有少数内容比较特殊的例子,例如楚国附庸曾侯乙的墓葬所出的编钟上有大量关于乐律的铭文,齐国的子禾子釜上有关度量衡制度的铭文,楚国的鄂君启节记载了国家对鄂君启经营商业的规模和路线的规定。当时的字体结构趋于瘦长,纵横成列,刻意求工,系当时专业书匠所为,已开了鸟虫篆的先河,属于美术装饰体系。另一方面如“物勒工名”形式的铭文,多出自工匠之手,随手刻成,故形体不规整,字体潦草、细小,笔画恣肆,误刻、讹变很普遍,不易辨认,这一类属于民间文字,它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战国时的“文字异形”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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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此时铭文内容都很简单,除了常见的秦始皇和秦二世的诏书以外,绝大多数是“物勒工名”式的或标明器物主人的铭文。另外在铜镜、铜洗上还有一些吉语。六朝以后,就不再成为普遍流行的风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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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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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铭文涉及商周社会许多方面,归纳起来,大致有分封、记功、战争、祭祀、册命、约剂、律令、媵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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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封:商代已有关于封侯的记载,到西周时更发达和完整。由铭文内容可知,西周分封或改封诸侯必有鬯瓒、弓矢、土地和百姓四项赏赐,而诸侯之世袭又须另行锡命之礼,赏赐的物品更多。土地的分配,西周时期实行诸侯分封和贵族赐土的制度,对亲信或有功的贵族可以额外分赐采邑。如西周前期宜侯簋,详记周王赐予宜侯的物品及授土和授民的情况,对了解当时的“封建”制度极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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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功:称颂祖先的功德业绩和庆赏、声名,以此来行孝道;或者夸耀宣扬器主自身的功绩。其目的都是为了要保持家族的尊荣地位。这一类内容文辞大多繁缛而多溢美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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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因为有关版图的扩张和财富的聚敛,所以征伐也是国家的大事。商器铭文简略,反映的资料不多,在西周金文中却是大量存在。关于战争的内容涉及伐商、征服淮夷、对狁的抗御等方面,另外,铭文中还有关于西周时期王室的军队编制和军事制度方面的内容。因此,西周金文中的戎事史料,对于西周战争史的研究,具有很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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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类内容是商和西周铭文的最大宗,数量很多。宗法制度有严格的世系承袭关系,宗主们为了维护自己在宗族体系中的特权地位,就必须祈求上帝的福佑,托庇于祖先的余荫,因而祭祀神灵祖先就成为铭文中最常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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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命:周王或诸侯任命臣下,或赠与官爵,都要举行册命。所谓册命,即对臣下职位的任命。册命制度创立于西周初期,穆王以后更为习见,逐渐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典礼仪式。其内容大体是周王命令某一贵族承袭已故的祖、父的官职,并赐予其所任官职相应的物品。受命的人每每铸造青铜器详载册命经过,以外纪念,以示荣耀,以作凭证。传世和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册命格式者有70多例,从这些铭文可看出当时有一整套严格的礼仪形式。册命性质的金文在西周中期以后较多出现,并且形成固定格式,文字也较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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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剂:《周礼》有“治民之约”和“治地之约”。前者是有关税收、买卖、讼事等,后者是有关土地的使用、分配、转移等。古时田地授自国家,非私人所有,受田者必须付税,故所授的田由于特殊原因而需变动时,必须得到政府的许可,并在官员的监督下划定变动的版图和改变税收。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发现卫盉和两件卫鼎,分别叙述裘卫与矩伯的三次交易,有土地与土地交换,有以土地或土地上的产品与裘卫的毛裘皮革交换。这说明土地在当时已可转让,而且有了以货币计算的价格。律令:是政府的法律条令。如兮甲盘铭记关市之征,对南淮夷和诸侯百姓都有相应的规定。而子禾子釜和陈纯釜等则是有关量值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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媵词:专为嫁女而作的青铜器称为媵器,其上的词有专门的格式,称媵词。媵器以洗沐用的盘、匜为常见。时代以春秋时期为多。当时诸侯们和大夫们为了维护彼此的政治地位和利益,或者小国求助于大国的保护,往往通过联姻来加强他们之间的关系,组成一定的政治集团,故媵器大量出现。媵词格式简单,一般有时间、某人为某人作媵器及祝愿词三部分。如蔡侯中盘,蔡昭侯元年为大孟姬嫁予吴王所作,铭文盛赞女儿贤淑端庄,明悟坚贞,并祝女儿敬侍夫君,长享考寿,子孙藩昌。从铭文可以看到当时蔡、吴两国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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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铜冶铸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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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青铜器铸造所必备的条件与程序,商周青铜器的冶铸技术大致可从采矿、冶炼、铸造等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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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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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在长期制造石器的过程中,多次接触到自然界存在的铜块,并开始使用它。在实践中发现自然铜有一种石头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不像石头那样容易碎裂、剥落,而且还能发出悦目的金属光泽,可以制成装饰品用以美化自己的生活,于是开始用自然铜来打制各种器物。自然铜的存在毕竟很少,多数的铜要由冶炼铜矿石而取得。古人在长时期的实践过程中,逐步摸索到从铜矿中提炼纯铜方法。最初是采掘地面暴露出来的矿石,后为了更多地获得这种金属,就沿着矿脉深入到地下去开采矿石。到商周时期,采矿技术已达到了相当发达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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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发现并作过发掘的古铜矿遗址有江西瑞昌铜岭、湖北大冶铜绿山、湖北阳新港下、湖南麻阳九曲湾、内蒙古林西大井及安徽南部的铜陵、南陵等县市的若干地点。它们的年代,大多属于西周至春秋时期,有的可早至商代。这几个地点大都发现了古人采掘时开拓的竖井、平巷、采矿工具、提升与排水用具及铜矿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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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岭铜矿遗址已清理发掘面积1800平方米,清理出矿井103口,巷道19条,露采坑3处,探矿槽坑2处,工棚5处,选矿场1处,以及大量竹、木、石、铜质的工具和用具。遗址至迟始于商代中期(约公元前14世纪),延续到战国早期(约公元前5世纪),为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采铜冶铜遗址。(20)年代如此之早,又具有相当规模且保存完好,为世所罕见,引起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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