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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塞和玉琀:大概是为了使尸体保持不朽,出于对玉的迷信,从西汉到东汉,流行用各种形状的小玉具遮盖死者的双目,充塞死者的耳、鼻、口等孔穴的葬俗。含在口中的称玉琀,往往制作成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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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衣:又称玉匣,为皇帝和高级贵族所使用。系用许多四角穿有小孔的玉片,用金丝、银丝或铜丝缕编而成。始于西汉前期,其流行仅限于两汉,曹魏时即被禁止。死后身穿入葬,目的在于使尸体不朽。从出土的实物并结合文献记载看,西汉的玉衣多为金缕,东汉则按等级,皇帝用金缕,诸侯王和始封的列侯用银缕,其他多用铜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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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葬与家族墓地:西汉前期和中期,夫妻合葬与以前一样,采取异穴合葬的方式,即两人分别葬在两个并排紧靠的墓中,马王堆汉墓和满城汉墓即如此。西汉中期以后,制度一变,除帝陵以外,一般都采取夫妻同墓合葬。横穴式的墓室,为同墓合葬提供了方便。汉代的庄园经济,使贵族的家族关系十分紧密。表现在丧葬制度上,家族的墓地往往被长期延续使用,一家数世,父子兄弟并葬一处。死在异乡的人,也必须归葬于故乡的家族墓地,即所谓“归旧茔”。陕西华阴的弘农杨氏家族墓地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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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随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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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贵族的丧礼和葬俗,其中心思想之一,是把死人当作生人看待,即所谓“谓死如生”。所以,在墓室的形制和结构上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并尽量将生人所用的器具、物品纳入墓中,甚至将房屋、田地和牲畜之类也制作成模型和偶像,以供随葬。因此,汉墓中的随葬品,要比前代更为复杂、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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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策与赗方: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等许多西汉前期的墓中,与战国时代的墓一样,存放着用竹简编成的簿册,记录各种随葬品的名称和数量,称为“遣策”。湖北云梦大坟头汉墓、江苏海州汉墓等西汉前期和中期的墓中则用长方形木版,上书随葬品的名称和数量,称为“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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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食物是汉墓中的主要随葬品,但不易保存。马王堆1号墓因有严密的防腐设施,发现甚多,计有稻米、大麦、小麦、黍、粟、大豆、赤豆等粮食,甜瓜、枣、梨、梅、杨梅、葵、芥菜、藕、笋等瓜果与蔬菜,猪、牛、羊、狗、鹿、兔等兽类,鸡、鸭、鹤、斑鸠、雁、喜鹊、麻雀、鸳鸯、竹鸡、雉等禽类,鲤鱼、鲫鱼、鳜鱼、银鲴等鱼类。它们多被作成饭、饼,烹调成各种羹肴,加上糖、蜜、酱、盐等调味品和各种酒类,其名称见于墓中的“遣策”。满城1号墓和2号墓中有30余个大陶缸,有的写着“黍上尊酒十五石”、“甘醪十五石”、“稻酒十一石”等字样,缸内都有酒的痕迹,估计所装的酒共达5000多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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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物:各种衣物和衣料,也是重要的随葬品。马王堆1号墓中随葬的衣物,计有棉袍、夹袍、单衣、单裙、鞋、袜和手套等类,并有大量成幅的绢、纱、罗、绮、锦和刺绣等丝织品放置在竹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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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皿:随葬的器皿有铜、漆、陶等类。主要是容器,盛放各种食品,也有酒器和盛水器。铜器有鼎、钫、钟、壶、樽、盘等,与前代相比,数量已相对地减少,而且多已失去了礼器的性质。漆器有鼎、钫、壶、盘、杯等,在随葬品中所占的比重增加。特别是在长江流域,有的墓内用大量的漆器随葬而不用铜器。陶制的容器如鼎、钫、壶、瓮、罐、盆、盘等,种类较多,数量尤大,这与汉墓中盛行用大量食物随葬有关。铁器有釜和甑等炊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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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用具、武器和装饰品:生活用具主要有灯、熏炉、博山炉、火炉、熨斗、尺、镜、漏壶等铜器,带钩、剪刀、缝衣针等铁器,奁、盒、案、几、屏风等漆器。武器主要是刀、剑,有时亦有矛、戟、弓弩及甲胄等,多为男性墓主人所有。装饰品有各种珠佩、环璧,其质料包括玉石、玛瑙、琥珀、水晶、玻璃和金银等,男女皆用,女性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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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贵族、官吏的墓中往往有书籍随葬。如马王堆汉墓中有《老子》、《易经》、《战国策》等帛书,安徽阜阳汉墓中有《诗经》、《仓颉篇》等竹书,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晏子春秋》等竹书,武威汉墓中有《仪礼》及有关医药的木书。汉代用书籍随葬之风甚盛,只是大多数墓由于缺乏保存条件,未能遗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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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汉代对货币的重视已日益加深,汉墓中用铜钱随葬也渐成风气。一些随葬品极丰富的大墓,也仍然要添上一些铜钱,以作为财富的象征。西汉已盛行用铜钱随葬,但数量不多。东汉则逐渐增加。甘肃武威东汉后期的雷台汉墓,随葬的铜钱竟达2.8万余枚。除半两钱、五铢钱和新莽钱等铜钱之外,有的还用金饼随葬。在湖南的长沙一带,还盛行用仿制的泥质冥币随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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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与其他各代相比,汉代最流行用印章随葬。有官印,也有私印,质料有铜、银、金、玉石等类。一般多为男性所用,但亦有例外,如满城中山靖王刘胜之妻墓中,出土铸有“窦绾”、“窦君须”字样的铜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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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质明器:在秦和西汉前期,贵族、官吏主要是以实用的各种珍贵器物随葬。西汉中期以后风气一变,专为随葬而作的陶质明器显著增多。秦和西汉前期即已存在的陶仓和陶灶,到西汉中期大量流行。以后,诸如井、磨、杵臼、风箱、碓房、猪圈、楼阁、田地等模型,以及猪、狗、羊、鸡、鸭等家畜和家禽的偶像,也陆续出现,时代愈晚,种类和数量愈多。东汉的墓中,随葬品主要是各种陶制容器和陶质明器,而比较贵重的实用品如铜器和漆器等则反而逐渐减少。这是中国古代墓葬在随葬品方面的一次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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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马和船的模型:直到西汉中期,贵族墓仍然有用车、马殉葬的,满城的中山靖王墓、曲阜的鲁王墓和北京大葆台的燕王墓即为例证。但是,车和马都埋在墓室或墓道内,而不是像商周的大墓那样在墓外另设车马坑。西汉后期以后,不再用真车、马殉葬,而用木制或陶制的马车模型代替。在南方的江陵、长沙、广州等地的汉墓中,还有用木船或陶船的模型随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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俑:在汉代,人殉是非法的。因此,在考古发掘中,基本看不到有人殉的情形。作为替身,木俑和陶俑被大量地放置在贵族、官吏的墓中,多属男女侍者,有时亦有杂技和乐舞人等。咸阳杨家湾4号墓和5号墓,年代在西汉前期,墓南设有10个坑穴,埋藏着大量的陶俑。其中步兵俑共1800余个,骑兵俑共580余个,士兵们手执武器,身披铠甲,行列整齐有序,应是军伍的模拟。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2300余件彩绘兵马俑,除4件陶马外,其余皆为人俑,这些陶俑包括官吏俑、戴平顶盔立俑、发辫俑、发髻俑、战袍俑、跪坐俑、甲胄俑。高者47~48厘米,矮者42~43厘米。应是地位相当高的贵族或王室成员墓的陪葬军俑坑,其性质与秦始皇兵马俑、汉杨家湾兵马俑性质相同。有的墓里还有铜俑。雷台汉墓随葬着一批铜质的车马模型和兵士、奴婢的偶像,共计武士17人,奴婢28人,马39匹,车14辆,应是身份为边郡大吏和将领的墓主人出行仪卫的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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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地券:在东汉墓中,有时还随葬购买墓地的契约,多数是刻在长条状的铅板上,称为“买地券”。它是一种象征性的证券,放在墓内,使死者对墓地的所有权不被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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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墓瓶:东汉中、后期,还流行在墓中放置一种陶质的“镇墓瓶”。瓶上朱书文字表明,镇墓瓶的作用在于使生人家宅安宁,使死者冢墓稳定,以“天帝使者”之类的名义为生人解罪,为死者求福,安慰并约束亡灵,使其认识死生有别,勿事纠缠。东汉后期巫道流行,镇墓瓶应与当时的巫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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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帝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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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帝陵继承秦始皇陵而有所改变。汉代皇帝和秦始皇一样,生前便开始建陵,称为寿陵。为了建陵和筹备各种珍贵的随葬器物,耗费极大。少府属官中有东园匠,专为皇帝制作丧葬用品,诸如棺椁、金缕玉衣和各种明器之类,称为东园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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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帝陵:除文帝的霸陵在陕西西安市东郊,宣帝的杜陵在西安市东南郊以外,其余九帝的陵都在渭水北岸咸阳市至兴平县境内。霸陵是一个大型的崖墓,不筑坟丘,其余10个帝陵都有用夯土筑成的方形覆斗状坟丘,其中茂陵的坟丘最大。陵园都以坟丘为中心,周围筑墙垣,平面呈正方形,四面各开一门,称司马门,门外立双阙。推测墓室均为设有墓道的大型竖穴式土坑,坑内棺椁用所谓“梓宫、便房、黄肠题凑”之制。皇后与皇帝合葬,同茔而不同陵,后陵一般是在帝陵的东面,其陵园和坟丘较帝陵为小。只有吕后的坟丘几乎与长陵同大。汉承秦制,设寝殿于陵园。据记载,殿内陈列皇帝的“衣冠、几仗、象生之具”,并有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侍奉如生前。寝殿之旁又设便殿,以像“休息闲晏”之处。以惠帝时在长陵设原庙为起始,西汉诸陵都在陵园的附近设庙,庙中藏主。帝陵附近都有许多臣僚的陪葬墓,位置往往在陵的东面。例如,长陵的陪葬墓在陵东,至今尚有高大的坟丘70余个,排列有序,萧何、曹参的墓在陵园东司马门外大道之北。茂陵的陪葬墓,如卫青、霍去病的墓,也都在陵的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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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帝陵:据记载,除献帝的禅陵以外,其余11个陵都在河南洛阳附近。光武帝的原陵被认定在洛阳东北的孟津,但尚未证实。其余诸陵,更难于确定。东汉的帝陵虽系继承西汉的制度,但推测地下的墓室为砖筑或砖石混合建筑,其棺椁亦用“梓宫、便房、黄肠题凑”之制,但除木棺以外,应也采用砖和石料,可称“黄肠石”。从明帝的显节陵开始,陵园附近不再建庙,周围不筑墙垣而改用“行马”。此外,在坟丘之前建石殿以供祭享,这也是东汉的新制。据后世文献记载,原陵神道前置石象和石马,但有待证实。明帝时在原陵举行盛大的祭祀典礼,称为“上陵”,以后成为定制。与西汉一样,陵园附近亦有许多臣僚的陪葬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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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质文明史 第二节 先秦墓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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