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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塞和玉琀：大概是为了使尸体保持不朽，出于对玉的迷信，从西汉到东汉，流行用各种形状的小玉具遮盖死者的双目，充塞死者的耳、鼻、口等孔穴的葬俗。含在口中的称玉琀，往往制作成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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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衣：又称玉匣，为皇帝和高级贵族所使用。系用许多四角穿有小孔的玉片，用金丝、银丝或铜丝缕编而成。始于西汉前期，其流行仅限于两汉，曹魏时即被禁止。死后身穿入葬，目的在于使尸体不朽。从出土的实物并结合文献记载看，西汉的玉衣多为金缕，东汉则按等级，皇帝用金缕，诸侯王和始封的列侯用银缕，其他多用铜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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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葬与家族墓地：西汉前期和中期，夫妻合葬与以前一样，采取异穴合葬的方式，即两人分别葬在两个并排紧靠的墓中，马王堆汉墓和满城汉墓即如此。西汉中期以后，制度一变，除帝陵以外，一般都采取夫妻同墓合葬。横穴式的墓室，为同墓合葬提供了方便。汉代的庄园经济，使贵族的家族关系十分紧密。表现在丧葬制度上，家族的墓地往往被长期延续使用，一家数世，父子兄弟并葬一处。死在异乡的人，也必须归葬于故乡的家族墓地，即所谓“归旧茔”。陕西华阴的弘农杨氏家族墓地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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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随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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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贵族的丧礼和葬俗，其中心思想之一，是把死人当作生人看待，即所谓“谓死如生”。所以，在墓室的形制和结构上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并尽量将生人所用的器具、物品纳入墓中，甚至将房屋、田地和牲畜之类也制作成模型和偶像，以供随葬。因此，汉墓中的随葬品，要比前代更为复杂、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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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策与赗方：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等许多西汉前期的墓中，与战国时代的墓一样，存放着用竹简编成的簿册，记录各种随葬品的名称和数量，称为“遣策”。湖北云梦大坟头汉墓、江苏海州汉墓等西汉前期和中期的墓中则用长方形木版，上书随葬品的名称和数量，称为“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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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食物是汉墓中的主要随葬品，但不易保存。马王堆1号墓因有严密的防腐设施，发现甚多，计有稻米、大麦、小麦、黍、粟、大豆、赤豆等粮食，甜瓜、枣、梨、梅、杨梅、葵、芥菜、藕、笋等瓜果与蔬菜，猪、牛、羊、狗、鹿、兔等兽类，鸡、鸭、鹤、斑鸠、雁、喜鹊、麻雀、鸳鸯、竹鸡、雉等禽类，鲤鱼、鲫鱼、鳜鱼、银鲴等鱼类。它们多被作成饭、饼，烹调成各种羹肴，加上糖、蜜、酱、盐等调味品和各种酒类，其名称见于墓中的“遣策”。满城1号墓和2号墓中有30余个大陶缸，有的写着“黍上尊酒十五石”、“甘醪十五石”、“稻酒十一石”等字样，缸内都有酒的痕迹，估计所装的酒共达5000多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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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物：各种衣物和衣料，也是重要的随葬品。马王堆1号墓中随葬的衣物，计有棉袍、夹袍、单衣、单裙、鞋、袜和手套等类，并有大量成幅的绢、纱、罗、绮、锦和刺绣等丝织品放置在竹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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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皿：随葬的器皿有铜、漆、陶等类。主要是容器，盛放各种食品，也有酒器和盛水器。铜器有鼎、钫、钟、壶、樽、盘等，与前代相比，数量已相对地减少，而且多已失去了礼器的性质。漆器有鼎、钫、壶、盘、杯等，在随葬品中所占的比重增加。特别是在长江流域，有的墓内用大量的漆器随葬而不用铜器。陶制的容器如鼎、钫、壶、瓮、罐、盆、盘等，种类较多，数量尤大，这与汉墓中盛行用大量食物随葬有关。铁器有釜和甑等炊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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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用具、武器和装饰品：生活用具主要有灯、熏炉、博山炉、火炉、熨斗、尺、镜、漏壶等铜器，带钩、剪刀、缝衣针等铁器，奁、盒、案、几、屏风等漆器。武器主要是刀、剑，有时亦有矛、戟、弓弩及甲胄等，多为男性墓主人所有。装饰品有各种珠佩、环璧，其质料包括玉石、玛瑙、琥珀、水晶、玻璃和金银等，男女皆用，女性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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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贵族、官吏的墓中往往有书籍随葬。如马王堆汉墓中有《老子》、《易经》、《战国策》等帛书，安徽阜阳汉墓中有《诗经》、《仓颉篇》等竹书，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晏子春秋》等竹书，武威汉墓中有《仪礼》及有关医药的木书。汉代用书籍随葬之风甚盛，只是大多数墓由于缺乏保存条件，未能遗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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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汉代对货币的重视已日益加深，汉墓中用铜钱随葬也渐成风气。一些随葬品极丰富的大墓，也仍然要添上一些铜钱，以作为财富的象征。西汉已盛行用铜钱随葬，但数量不多。东汉则逐渐增加。甘肃武威东汉后期的雷台汉墓，随葬的铜钱竟达2.8万余枚。除半两钱、五铢钱和新莽钱等铜钱之外，有的还用金饼随葬。在湖南的长沙一带，还盛行用仿制的泥质冥币随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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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与其他各代相比，汉代最流行用印章随葬。有官印，也有私印，质料有铜、银、金、玉石等类。一般多为男性所用，但亦有例外，如满城中山靖王刘胜之妻墓中，出土铸有“窦绾”、“窦君须”字样的铜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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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质明器：在秦和西汉前期，贵族、官吏主要是以实用的各种珍贵器物随葬。西汉中期以后风气一变，专为随葬而作的陶质明器显著增多。秦和西汉前期即已存在的陶仓和陶灶，到西汉中期大量流行。以后，诸如井、磨、杵臼、风箱、碓房、猪圈、楼阁、田地等模型，以及猪、狗、羊、鸡、鸭等家畜和家禽的偶像，也陆续出现，时代愈晚，种类和数量愈多。东汉的墓中，随葬品主要是各种陶制容器和陶质明器，而比较贵重的实用品如铜器和漆器等则反而逐渐减少。这是中国古代墓葬在随葬品方面的一次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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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马和船的模型：直到西汉中期，贵族墓仍然有用车、马殉葬的，满城的中山靖王墓、曲阜的鲁王墓和北京大葆台的燕王墓即为例证。但是，车和马都埋在墓室或墓道内，而不是像商周的大墓那样在墓外另设车马坑。西汉后期以后，不再用真车、马殉葬，而用木制或陶制的马车模型代替。在南方的江陵、长沙、广州等地的汉墓中，还有用木船或陶船的模型随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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俑：在汉代，人殉是非法的。因此，在考古发掘中，基本看不到有人殉的情形。作为替身，木俑和陶俑被大量地放置在贵族、官吏的墓中，多属男女侍者，有时亦有杂技和乐舞人等。咸阳杨家湾4号墓和5号墓，年代在西汉前期，墓南设有10个坑穴，埋藏着大量的陶俑。其中步兵俑共1800余个，骑兵俑共580余个，士兵们手执武器，身披铠甲，行列整齐有序，应是军伍的模拟。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2300余件彩绘兵马俑，除4件陶马外，其余皆为人俑，这些陶俑包括官吏俑、戴平顶盔立俑、发辫俑、发髻俑、战袍俑、跪坐俑、甲胄俑。高者47～48厘米，矮者42～43厘米。应是地位相当高的贵族或王室成员墓的陪葬军俑坑，其性质与秦始皇兵马俑、汉杨家湾兵马俑性质相同。有的墓里还有铜俑。雷台汉墓随葬着一批铜质的车马模型和兵士、奴婢的偶像，共计武士17人，奴婢28人，马39匹，车14辆，应是身份为边郡大吏和将领的墓主人出行仪卫的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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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地券：在东汉墓中，有时还随葬购买墓地的契约，多数是刻在长条状的铅板上，称为“买地券”。它是一种象征性的证券，放在墓内，使死者对墓地的所有权不被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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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墓瓶：东汉中、后期，还流行在墓中放置一种陶质的“镇墓瓶”。瓶上朱书文字表明，镇墓瓶的作用在于使生人家宅安宁，使死者冢墓稳定，以“天帝使者”之类的名义为生人解罪，为死者求福，安慰并约束亡灵，使其认识死生有别，勿事纠缠。东汉后期巫道流行，镇墓瓶应与当时的巫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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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帝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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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帝陵继承秦始皇陵而有所改变。汉代皇帝和秦始皇一样，生前便开始建陵，称为寿陵。为了建陵和筹备各种珍贵的随葬器物，耗费极大。少府属官中有东园匠，专为皇帝制作丧葬用品，诸如棺椁、金缕玉衣和各种明器之类，称为东园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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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帝陵：除文帝的霸陵在陕西西安市东郊，宣帝的杜陵在西安市东南郊以外，其余九帝的陵都在渭水北岸咸阳市至兴平县境内。霸陵是一个大型的崖墓，不筑坟丘，其余10个帝陵都有用夯土筑成的方形覆斗状坟丘，其中茂陵的坟丘最大。陵园都以坟丘为中心，周围筑墙垣，平面呈正方形，四面各开一门，称司马门，门外立双阙。推测墓室均为设有墓道的大型竖穴式土坑，坑内棺椁用所谓“梓宫、便房、黄肠题凑”之制。皇后与皇帝合葬，同茔而不同陵，后陵一般是在帝陵的东面，其陵园和坟丘较帝陵为小。只有吕后的坟丘几乎与长陵同大。汉承秦制，设寝殿于陵园。据记载，殿内陈列皇帝的“衣冠、几仗、象生之具”，并有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侍奉如生前。寝殿之旁又设便殿，以像“休息闲晏”之处。以惠帝时在长陵设原庙为起始，西汉诸陵都在陵园的附近设庙，庙中藏主。帝陵附近都有许多臣僚的陪葬墓，位置往往在陵的东面。例如，长陵的陪葬墓在陵东，至今尚有高大的坟丘70余个，排列有序，萧何、曹参的墓在陵园东司马门外大道之北。茂陵的陪葬墓，如卫青、霍去病的墓，也都在陵的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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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帝陵：据记载，除献帝的禅陵以外，其余11个陵都在河南洛阳附近。光武帝的原陵被认定在洛阳东北的孟津，但尚未证实。其余诸陵，更难于确定。东汉的帝陵虽系继承西汉的制度，但推测地下的墓室为砖筑或砖石混合建筑，其棺椁亦用“梓宫、便房、黄肠题凑”之制，但除木棺以外，应也采用砖和石料，可称“黄肠石”。从明帝的显节陵开始，陵园附近不再建庙，周围不筑墙垣而改用“行马”。此外，在坟丘之前建石殿以供祭享，这也是东汉的新制。据后世文献记载，原陵神道前置石象和石马，但有待证实。明帝时在原陵举行盛大的祭祀典礼，称为“上陵”，以后成为定制。与西汉一样，陵园附近亦有许多臣僚的陪葬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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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质文明史 第二节 先秦墓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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