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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出土了一批全新的青釉瓷器。这次发掘所揭示的地层堆积较复杂，遗物种类繁多，从唐宋到金元直至明清，各个时期的文物标本都有出土，但只有类似汝窑的青釉瓷器，才是张公巷窑烧制的唯一产品。从整体上看，它既不同于临汝窑的豆青釉，也有别于宝丰清凉寺汝窑的天青色，釉色有卵青、淡青、灰青和青绿等多种。常见的以薄胎薄釉器为主，釉面玻璃质感较强，有的器物表面满布细碎冰裂纹开片。胎质细腻坚实，胎色有粉白、灰白和少量浅灰色。器形有碗、盘、洗、瓶、壶、盏、盏托、熏炉、套盒和器盖等10余种。带圈足的器物以平直圈足为主，外裹足的较少；器底有支钉痕的呈非常规整的小米粒状，支钉分别为3、4、5、6枚。从窑址中出土有大量的素烧器残片看，张公巷窑生产的青釉瓷器与汝窑瓷器一样，也是先经过素烧，然后再施釉入窑二次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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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发现了多个青釉瓷器碎片埋藏坑。此次发掘揭露不同时期的灰坑79个，其中在20个灰坑内出土张公巷窑生产的青釉瓷或素烧器碎片。其中H88为椭圆形坑，坑口长0.8米，宽0.58米，深0.24米。坑内堆积中张公巷窑生产的青釉瓷器碎片占99％以上，能复原的器物有44件。H95为圆形坑，口径2.7米，深1.1米，出土遗物以匣钵、垫饼和素烧器为主，也有张公巷窑生产的青釉瓷片。H101是一个近圆形袋状坑，口径2.3米，深1.4～1.9米，出土了大量匣钵和青釉瓷片。其中匣钵有1000多件，能复原的瓷器多达百余件，器类以瓶、壶、盏托和器盖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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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揭露与制瓷相关的过滤池1处。过滤池位于T4中西部，坐北向南，南部被4号井打破，残长2.2米，宽1.2米。四壁用长方砖砌成，底面呈斜坡状，北高南低，铺垫一层大小不等的铭记鹅卵石。清理时，发现池内底部堆积仍保留有非常纯净的灰白色和粉红色块状制坯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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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张公巷窑与宝丰清凉寺汝窑地域相近，南北相距约30公里，在北宋时期同属汝州管辖。两窑的制瓷风格相近，皆烧制青釉瓷器，产品比较单一，造型庄重相当部分器类属陈设用瓷。器体胎薄釉润，釉呈乳浊半失透状，器表不重装大部分器物使用支钉支烧。但是两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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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汝窑瓷器的釉色呈纯正的天青色，所谓如“雨过天青云破处”的色泽；汝窑器物表面的开片分为两种：一种为冰裂纹；另一种呈鱼鳞状。张公巷窑瓷器的釉色浅淡，釉面玻璃质感较强，手触有光滑感；器物表面的开片较汝窑瓷器细碎、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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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汝窑瓷器的胎体呈香灰色，似香点燃后的颜色。张公巷窑瓷器的胎体较薄，胎色泛白，一般呈灰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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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汝窑中支烧的器物以外裹足为主，支钉细长，支痕呈芝麻花状；支钉数量除水仙盆为6枚外，其余均为3枚或5枚，支钉一般为单数。张公巷窑瓷器多为平外裹足者较少，支钉痕呈圆形的小米粒状；支钉数量有3、4、5、6枚，既有单数也有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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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两者的器形也有所不同。张公巷窑的盘口细颈瓶、鹅颈鼓腹瓶、堆塑莲纹熏炉、套盒、盏托等不少器形，与汝窑同类瓷器均有一定的差异；而花口折腹圈足盘、葵口折沿平底盘、椭圆形圈足盘、四方平底盘和敞口小壶等器形，则为汝窑所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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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情况，在2004年召开的“汝州张公巷窑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上，与会的多数陶瓷专家认为，该窑址就是北宋官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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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汝州张公巷窑是否真是北宋官窑仍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张公巷窑时代稍晚，因而不能排除其为金、元时期仿汝窑或仿官窑的可能性。(6)有的学者明确认定张公巷窑就是“政和间”或“宣、政间”朝廷设立的官窑，并提出了四点理由：（1）北宋朝廷喜好青瓷，金代和元代中原地区的人文出现了时代性的巨变，所以此时仿“汝”或仿“官”缺少风俗和理念的支撑；（2）金、元时期北方制瓷业江河日下，器物质量多显粗陋，在汝窑故地突兀地冒出产品用“芝麻花细小挣钉”支烧、做工极精的青瓷窑场，那它的技术从何而来？服务对象又是谁？（3）宋仁宗在祭神时已“器必全玉”了，到北宋晚期，极度奢靡的宋徽宗又怎么会用大量的次于金玉的瓷器去祭神呢？此窑不产青瓷祭器亦是符合情理的。（4）北宋人徐兢于宣和六年（1124）奉命出使高丽时，看到高丽窑在仿烧“汝州新窑器”，这类瓷器传世较多，除了支烧方法与汝窑相似外，其釉色不类以往所见的汝瓷的天青色，反而与张公巷窑址所出上品的淡雅的青绿色相仿。这说明，张公巷窑就是“汝州新窑”——北宋官窑。(7)也有不少学者持较谨慎态度，如耿宝昌在《复议宋官窑青瓷》中仅认为张公巷窑出土瓷器为研究北宋汝窑、北宋官窑提供了新的信息与内容。(8)孙新民也认为，南宋人关于北宋官窑的记述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汝州张公巷窑的发现，已经为我们寻找北宋官窑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虽然我们还不能遽断它就是北宋官窑，但随着今后汝州张公巷窑的进一步发掘，相信会获得更多的实物资料，以最终解决扑朔迷离的北宋官窑悬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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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南宋官窑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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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坦斋笔衡》记载，南宋官窑有两个：一是“袭故都遗制”的“内窑”，因位于修内司，故称“修内司官窑”；一是“后于郊坛下别立”的“新窑”，即“郊坛下官窑”。郊坛下官窑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得到公认的宋代官窑，而对修内司官窑的认识则要复杂得多，目前仍存在不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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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坛下官窑窑址最早发现于上世纪的30年代(10)，1956年和1985—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乌龟山下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发现了窑炉、制瓷作坊遗迹及大批瓷片和窑具。在后来的几年里，研究者对两宋官窑特别是郊坛下官窑的研究形成了一个高潮，其中包括朱伯谦的《论南宋官窑》、李刚的《宋代官窑探索》等。具体到郊坛下官窑的器物，窑炉、窑具，烧造工艺的研究，有李德金的《乌龟山南宋官窑出土的产品及烧造工艺》、陈元甫的《乌龟山南宋官窑的产品类型及分期》等。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乌龟山窑址即南宋郊坛下官窑得到了学术界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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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坦斋笔衡》的“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制，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已”的记载看，南宋官窑似有修内司、郊坛下两处，但修内司窑址一直没有发现(11)，因而主张南宋官窑窑址只有郊坛下一处的观点一度成为学术界主流。如沙孟海对有关文献作详细的考证后认为，叶真《坦斋笔衡》记述有误，邵成章除名后一直下放在外，不曾还朝，所以中兴渡江，提举后苑之说全属误传，不合历史事实。他同时指出修内司是管理机关，不是窑场，青器窑才是窑场。很自然地得出南宋官窑只有一处，并无修内司官窑存在的结论。(12)朱伯谦也曾一度认为，南宋官窑只有一处，即南宋郊坛下官窑并无修内司官窑存在。(13)不也有学者认为修内司官窑与郊坛下官窑一样是存在的。如李民举在《宋官窑论稿》中肯定了修内司窑的存在，并援引《中兴礼书》中的有关记载，认为修内司烧造瓷器与礼器局有关，还提出了郊坛下窑前期为临安窑，后期是替代了修内司窑的官窑的观点。(14)值得注意的是，其文中所引《中兴礼书》为宋代官窑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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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杭州凤凰山老虎洞一处宋元窑址的偶然发现，使情况发生了变化。经考古部门1998年及1999—2001年前后两次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以此为契机，再次掀起宋代官窑研究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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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洞窑址位于杭州市上城区凤凰山与九华山之间一条长约700米的溪沟西端，现场为约2000平方米的山岙平地，距南宋皇城北城墙不足百米。经过两次考古发掘，基本弄清了老虎洞窑址南宋层遗迹的保存情况。其中南宋层发现了龙窑2座，素烧炉4座，澄泥池4个，采矿坑1处，釉料缸2个，作坊遗址1组，出土了大量的官窑瓷片、素烧坯及各类支烧窑具、匣钵残件等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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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窑为长条斜坡式窑，长约15米，最宽处约2.1米，该窑炉东、南两侧用石块砌成挡土墙以保护窑炉，两座素烧炉形状基本相同，平面呈马蹄形。窑炉用香糕砖错缝平砌而成，炉壁外侧依炉形砌成护墙，墙和炉壁之间用黄泥填实，起到保温的作用。炉通长1.8米，最宽处1.25米。出烟室与炉室用香糕砖砌墙分隔，隔墙底部用砖隔成5个出烟道。这种窑炉与北方地区常见的半倒焰式馒头窑相似。6座房基保存良好，其中用于拉坯晾坯的F5以石条或砖头作墙基，长方形砖平砌成墙，墙宽0.15米，室内铺砖，房基外侧的散水用砖砌成倒梯形状，在房的内部清理出多个辘轳坑。澄泥池位于南侧，均为长方形，以石块、残砖或废弃的匣钵围砌而成，池与池之间的平面高度不同，以水沟相连，有的池子用砖或石块铺底，有的以原生土加以平整。采矿坑位于窑址南面，残存断面宽4.35米，高2.50米。由于近地表的土不易制瓷，因此挖洞取深层的原料，洞残深约2米，直径1.8米，紫金土与瓷石共生。瓷片集中出土于4个瓷片堆积坑中。以H3为例，该坑边长2米，呈正方形，深0.45米，四边规整，上面用致密的黄土覆盖，质地坚硬，内出土1万余片瓷器碎片，仅完器或可复原器就达400余件，有200多种器形，有生活用具，也有仿青铜器的礼器。南宋地层出土瓷片的胎色大多呈黑色或香灰色，釉色以粉青为主，米黄色次之。釉色莹彻，滋润如玉，釉面绝大多数有开片或冰裂纹。烧造方法以支烧为主，出土的窑具有匣钵，支、垫烧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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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者杜正贤认为，杭州凤凰山老虎洞窑址的南宋层窑址，即文献记载的南宋内窑窑址，就是学术界所谓南宋修内司官窑窑址(15)，并提出了五点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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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根据《咸淳临安志》卷首所附《临安府城图》，老虎洞窑址的位置在图中的清平山与海口子之间，其位于宋时修内司营中无疑，且窑址现场在南宋时属皇宫禁苑，不可能有民窑在此烧造。老虎洞窑址的地望亦和《坦斋笔衡》所载修内司官窑烧于修内司中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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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老虎洞窑址南宋层遗迹的保存情况看，该窑场的建筑材料和工场建筑物残存的遗物绝非一般民窑所为，在以往的陶瓷考古中极为罕见。香糕砖作为窑场的建筑材料是中国古代窑址中绝无仅有的发现。这却又与南宋时期一些皇家建筑用料相同。因此，通过对老虎洞南宋层窑址现存遗迹的分析，可以看出该层遗迹原先营建得非常精致，是一般民间窑场难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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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对老虎洞窑址的考古发掘中，南宋地层出土的瓷片堆积很有特色，大量瓷片集中出土于4个瓷片堆积坑中。这说明南宋层窑址的废弃品不是随便堆放的，而是埋藏于一处。打碎以后挖坑深埋是避免残次品外流，这种对作废产品的处理方法符合官窑处理废弃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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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从老虎洞窑址的南宋层出土了大批精美的瓷器和窑具看，它与宝丰清凉寺窑址有许多相似之处。老虎洞南宋层窑址清理的素烧炉与宝丰清凉寺汝官窑窑址清理的Y14在外形、内部结构上都十分相似，平面均呈马蹄形，都由窑门、半圆形的火膛、横长方形窑床、砖砌的隔火墙、用砖分隔的出烟道以及出烟室组成，这说明老虎洞南宋层窑址的素烧炉脱胎于北宋末年汝官窑的馒头窑。在烧造工艺上，汝官窑和老虎洞南宋层窑所用的匣钵和支、垫烧具基本相同。在器物造型上，汝官窑的D型碗，A、B型器盖，B型盏托，B型盒，A、B型套盒等在老虎洞南宋层出土遗物中都有相类似的器物，这表明老虎洞南宋层窑和宝丰汝官窑在制作工艺和器物造型上有明显的承继关系，和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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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和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联合研究了老虎洞南宋及元代层堆积层出土瓷片的化学组成、显微结构及工艺基础，将老虎洞窑瓷片胎釉的化学组成数据与乌龟山郊坛下官窑、万松岭附近地面采集的所谓传世哥窑和元大都出土的哥窑型瓷片的数据进行了多元统计分析处理，并对其显微结构进行了比较，得出以下结论：（1）老虎洞窑瓷和郊坛下窑瓷都是利用杭州当地所产原料烧制的。（2）老虎洞窑瓷南宋堆积层瓷片釉的化学组成较接近郊坛下窑瓷釉。至于南宋堆积层瓷片釉的化学组成点比较分散，而郊坛下窑瓷釉的化学组成分散性较小，正说明两者之间可能有继承关系。南宋初期，老虎洞窑处于开创摸索阶段，工艺尚未成而郊坛下窑是在老虎洞窑建立之后发展起来的，工艺已较成熟。上述科技分析的结论也符合先在修内司设立“内窑”和后在郊坛下“别立新窑”的历史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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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持类似的观点。如汪庆正认为此窑址确与南宋人的记载完全相符，应属南宋修内司官窑无疑。同时认为鱼鳞状开片是修内司官窑精品的特点，并据此对一些具有这种开片的传世官窑瓷器进行了讨论和划分。李家治则利用现代分析测试技术和所得结果，论述了修内司官窑与汝窑、郊坛下窑之间承上启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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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仍有一些学者持不同的观点。如参与发掘和整理出土资料的张玉兰认为老虎洞窑的产品晚于乌龟山郊坛下官窑的产品，故推断其始烧于南宋中后期，是承袭了乌龟山南宋官窑，因此不可能是修内司官窑。(16)李刚认为，从老虎洞窑址出土的带有八思巴文的窑具看，其年代不会早至内窑设立的时候，此窑实乃元代专仿古官窑并达到绝类程度的哥哥洞窑。从出土文物、文献记载以及热释光测定数据综合考察，认为内窑位于万松岭东侧、修内司以南的山坡上，而凤凰山窑址的南宋文物属于续窑的遗存。(17)沈岳明通过对浙江慈溪低岭头窑址的考察后认为，不能否定修内司窑的存在，但也不能肯定修内司窑窑址即在杭州凤凰山万松岭一带，虽然低岭头窑址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其与修内司窑的关系，也还没有肯定其即为修内司窑的条件，但它与修内司窑并不是毫无关系的，低岭头窑址下层尚未出现官窑型产品，低岭头上层类型却与修内司窑还处于制样摸索阶段的特点是相符的，这暗示了修内司仅是一个机构，其下辖有不只一处的官窑窑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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